怀念左宗棠：大清朝最后一棵顶梁柱

怀念左宗棠：大清朝最后一棵顶梁柱

文/淘光洋汇


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 “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你要保家卫国，他要侵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

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常于是有人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二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

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没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 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


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矗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三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

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会，大气磅礴。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败的历史。

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

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可见几年功夫，左宗棠成了大人心目中的英雄了！

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四、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


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快快擂响收新疆的战鼓吧！

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心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用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

“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在战场上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五、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

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

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后来我去新疆，在照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左宗棠本来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

一个民族成员的人格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与其说是破碎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第一次赴京会试，二十二岁　的左宗棠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的置省和屯垦。他写诗说：石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收复新疆了，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了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堂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

我们深情地呼唤左宗棠，呼唤忠烈品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需要英雄品格的净化。








作者：新孔明　

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10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由江西入闽。11月底，左离开杭州南下，其部近2万人亦分三路进入福建，加上协同作战的闽军、粤军共四五万人。1865年上半年，先后击败太平军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迫使太平军余部退至粤东北。10月，清廷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粤、赣、闽三省各军，包围太平军于嘉应城(今梅县)。1866年2月，城内太平军部分突围，大部投降。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斗争到此结束，左宗棠也因此被赏戴双眼花翎。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清廷正考虑购雇轮船，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当年夏天，他上疏清廷，阐明其加强海防的主张：“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左集》，奏稿第18卷第2页)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落后必然挨打，左宗棠曾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集》，奏稿第18卷第4页)向外国租赁和购买船舰虽可解燃眉之急，但把自己的海防计划附着于外国军火商身上，终非长远之策。因此，他建议创办自己的现代造船厂。

1866年8月，左宗棠亲至福州罗星塔，购买民田200多亩做为厂基，又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等工程，并向国外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自己的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军官。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清政府却于9月底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突然的变化使处于草创阶段的船政局工程有夭折的危险，但左宗棠丧示决不半途而废，他向清廷保举原江西巡抚沈葆桢(福建侯官人)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然后于1866年12月18日离福州去陕西。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福州册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于1868年1月18日正式开工，并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左宗棠“洋务”活动的第二项主要内容是创办“兰州机器制砚局”，发展民用工业。他在1866年6月25日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饱，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集》，奏稿第18卷第2页)任陕甘总督后，他决心把上述愿望付诸实践。1877年冬，兰州制造局委员赖长(该局创办于1871年，为兵工厂)用自制水轮机试制成“呢片”一段呈验，左看后大为赞赏，遂于第二年写信给在上海的?运局委员胡光墉，嘱其留意访购织呢机器。1879年10月，1880年5月，由德国织呢技师石德洛末采购的机器先后运抵兰州，9月16日，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个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左宗棠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力图把“洋务”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他的全部洋务活动都扎根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上，他的洋务思想也不能跨越封建思想体系的雷池，因而他向往的“富国强兵”之路只能是封建制度旧垒中的盘陀道，这就决定了他的洋务活动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全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除长江以北有捻军等与太平军相呼应外，黔、滇、川等省亦爆发了苗族、彝族、回族起义，60年代初，陕，甘两省回民的反清斗争，声势也颇为浩大。

1864年底，捻军领袖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起来，按照太平军制度组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新捻军。1866年10月，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兵两路：赖文光、任化邦率一部在中原坚持斗争，称“东捻”，张宗禹、张禹爵进兵陕、甘，称“西捻”。

1864年11月25日，西捻军在华州(陕西华县)城东击败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

左宗棠在清廷催促下，于1867年1月底到达武昌，他接受朋友王柏心的建议，制订了进军西北的战略方针，即所谓“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左集》，书牍第9卷第8页，第14页)在战术上，针对捻军的骠悍骑兵，提出要“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跟，而后讲击刺。”(《左集》，书牍第9卷第14页)

1867年1月，西捻军在坝桥的十里坡击溃清军，并包围了西安城。陕西的局面使左宗棠十分心焦，但由于东捻军已突入湖北，驰骋江汉，与西捻军互相声援，使他不敢贸然入陕。直到5月初，东捻军北入河南，左宗棠才实施他的三路入陕计划。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酝酿了一个对付西捻军流动战术的作战方案。即卡住渡口，封锁渭河，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水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区域内，加以歼灭。八九月间，西捻军活动于泾水两岸。10月上旬，左宗棠亲赴泾西与各军统领会商，准备消灭西捻军于泾河西岸。但西捻军突然跳出包围圈，直趋陕北。12月中旬，又从宜川踏冰渡过黄河，东入山西。左宗棠只得亲率5000人入晋尾追。

西捻军东渡黄河后，直下豫北，渡漳河，经磁州(今河北磁县)北上定州(今定县)，进逼保定。1868年2月，进至易州(今易县)附近，前锋径抵卢沟桥。左宗棠急忙由山西赶到保定，并向清廷建议把集中在直隶的清军划分为“近防之军”、“且防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3月，西捻军渡漳河入河南，左宗棠尾追不舍。其时，清廷命李鸿章总统各军，派左宗棠专防直隶和运河。5月，左军渡过运河，驻扎吴桥，以后又移驻连镇。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圈制”之策，将西捻军围困在减河以南，运河以东、黄河以北方园六七百里的区域内。西捻军因突围不成，于8月中旬最后完全失败。清廷命左宗棠带所部回陕，镇压陕、甘回军。


陕西回民起义爆发于1862年春，随之甘肃回民亦起而响应(参见甘肃回民起义)，控制了甘肃大部分地区：马彦龙、马占鳌占领河州(今甘肃临夏)、狄道州(今临洮)一带，马化龙占领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马文禄占领肃州(今酒泉)，马桂源占领西宁(今青海西宁)。

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回到西安，召集各路将领会议，重新部署兵马。他派刘松山率“老湘军”从山西渡黄河，由绥德西行，进攻回军的盟友??董福样领导的陕北饥民武装。结果，董福祥等投降，刘松山从中挑选精壮编为“董字三营”。1869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占领了陇东肖金镇，董志原等陕西回军的重要据点。接着，便进攻甘肃的回军。

在甘肃四大支回军中，以马化龙实力最强。马化龙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灵州及附近各州县，自称“统理宁郡、两河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左宗棠认为“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左集》，书牍第11卷第33页)6月，他分兵三路大举进攻金积堡：北路以刘松山部进定边、花马池，逼近灵州，中路为主攻方向，以魏光焘，周绍濂、刘端冕各军直指庆阳，环县，南路派吴士迈诸军由陇州(今陇县)，宝鸡趋秦州(今天水)。7月初，左宗棠自邻州，长武进驻泾州城(今甘肃泾川)。

1869年秋，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中路清军亦由固原，平凉北进，11月中旬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参见金积堡之战)。回民军以秦、汉二渠为依托进行顽强抵抗，于1870年2月中旬，一举夺回险要的峡口(黄河青铜峡口)，使清军伤亡惨重。同时，还在马五寨的保卫战中击毙“老湘军"统领刘松山。

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回军，一面以刘松山之侄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8月下旬，中路清军夺取了峡口，接着，刘锦棠部攻下东关。1871年1月6日，马化龙父子因粮尽援绝，向清军投降，刘锦棠按左宗棠的预谋，以搜获匿藏洋枪为口实，把马化龙父子及兄弟子侄、精悍部众1800余人全部杀害。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左宗棠于1871年8月，调集各军向河州发动总攻，他自己亦从平凉西移至静宁，安定(今定西县)。10月至11月，清军渡过洮河，并攻破河州第一道门户--三甲集。1872年1月，清军直逼回军重要据点太子寺(今广河县)，结果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但河州回军领袖马占鳌见自己伤亡也很大，清军又不断增援，遂主动向左宗棠投降，交出骡马4000匹，枪矛1.4万余件。

1872年8月，左宗棠移驻甘肃省城兰州，并调刘锦棠部老湘军进攻西宁。西宁回军领袖马桂源、马本源与逃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军白彦虎等联合起来，共抗清军。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双方接战50余次，直至11月19日，清军才进抵西宁。1873年2月，清军攻破了向阳堡，并进入大通县城(今大通县西北)。3月，马桂源兄弟在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被俘。

左宗棠本想在西宁之役后告病还乡，但此时传来沙俄入侵新疆伊犁的消息，他即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集》，书牍第11卷第48页)面对这一形势，清政府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今酒泉)。左命徐占彪部川军12营从靖远出发西进，于1872年1月抵高台。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的回军领袖马文禄再次举起反清旗帜，据城为守。围攻肃州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多，劳师无功。1878年9月，左宗棠离开兰州，亲往督师。10月30日，刘锦棠又率湘军赶至。11月初，马文禄至左宗棠大营投降，左宗棠下令将马文禄等9名回军首领杀害。
当左宗棠在陕甘镇压回民起义时，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频频告急，大片领土沦丧，形势十分险恶。


1864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并迅速扩展到天山南北。在起义过程中，一些上层分子窃取了领导权，分别建立起封建割据政权，彼此争城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新疆的混乱局面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入侵我国南疆，建立了名为“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反动政权。1870年秋，阿古柏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野蛮的入侵者在占领区无恶不作，使新疆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此。1871年5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在阿古柏集团把魔爪伸到北疆时，竟悍然派兵入侵伊犁地区，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那么，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打着加强“海防”的旗号，公开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李文忠公全书》(光绪31?34年于U)，奏稿第24卷，第19页)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一方面他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陈明利害，认为若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左集》，奏稿第46卷第36页)清廷终于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3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妇版图，困难之多是显而易见的。但左宗棠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朔雪炎风，何容措意”(《左集》，书牍第15卷第22页)，“风尘浩荡，马首欲西，生出玉关，亦是幸事，”(《左集》，书牍第77-78页)，悲壮豪迈之情滥于言表。

左宗棠首先要解决的是每年短缺达数百万两的军饷难题。经左一再催促，清政府决定从户部海关税中拨出200万两，并严令各省，关在3个月内解齐军费300万两，又准许左宗棠自筹外债500万两，这一难题才算解决。

出关作战，筹粮和运输是又一难题。为此，左宗棠把筹粮和筹运输看成是“西北用兵要着”，一面分南北两路加紧采买，一面指示“嵩武军”统领张曜在哈密办好军屯和民屯。他还因地制宜，车载、驮运兼顾，官运、民运并举，组织了一条有效的运输线，终于赶在战斗打响之前在安西、哈密、古城、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2480万斤军粮，并妥善安排了军火、军装及其他军需物质的供应。

左宗棠还重视裁减冗兵，训练部队，充实装备，并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左集》，书牍第15卷第49页)的作战原则，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876年(光绪二年)4月7月，左宗棠由兰州抵达肃州(参见清收复新疆的战争)。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马步25营(约11000人)分4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紧接着，左宗棠又调川军徐占彪部5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其时。张曜、金顺各军已在关外。8月11日，清军袭占战略要地黄田，17日克复敌人在北疆的重要据点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县)，然后乘胜前进，收复乌鲁本齐。11月11日，金顺军在刘锦棠部协助下，攻克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疆之役。


清军收复北疆之后，阿古柏凭借天山关隘负隅顽抗，妄图继续盘踞南疆。左宗棠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左集》，书犊第17卷第31页)于是他命张曜、徐占彪丙军分别从啥密、巴里坤西进，直捣吐鲁番。刘锦棠一军则由乌鲁木齐南下，直取达坂城，两处克复后，再合取托克逊。并通饬全军加强军纪：“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清史稿?左宗棠传》)1877年4月，刘锦棠率大军南下，一举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约4000人，并直下托克逊，徐占彪、孙金彪(张罗部)两军亦连破诸城隘，会同刘锦棠部将罗长枯三面会攻，收复吐鲁番。这一战役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一说服毒自杀)。

为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清军在略加休整补充后，于8月底发起了秋冬攻势。刘锦棠挥军疾进，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12月17日，进克喀什噶尔，再取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1878年1月2日收复和田。阿古柏残部窜出边境，置身于沙俄卵翼之下。由于收复新疆的胜利，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

南疆回归祖国后，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1879年10月，清政府派往俄国谈判的使臣崇厚屈服于压力和讹诈，竟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左宗棠极为愤慨，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清廷碍于全国舆论，直布将崇厚治罪，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淡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沙俄见清政府拒绝批准它一手炮制的“条约”，就一面施加外交压力，一面进行军事讹诈。在同中国毗连的地区集中了几万俄军，仅在伊犁地区俄军即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1880年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以金顺一军扼精河，防俄军东犯；命张曜率所部5000人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前进(为主攻方向)；刘锦棠部万余人则出乌什，从西面配合。5月底，左宗棠冒着炎热“舆榇发肃州”(《清史稿?左宗棠传》)，6月15日，抵达哈密，积极部署军事。但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寄希望于谈判，为避免冲突，又用“以备朝廷顾问”的借口，急调左宗棠回京。左宗棠在哈密接到调令，壮志未酬，十分苦闷。1881年2月，几乎在左宗棠到达北市的同时，《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字。该条约虽然争回了部分权益，但仍是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


刘锦棠----新疆第一任巡抚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生于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父亲厚荣、叔父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刘锦棠10岁时，其父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丧生。成年后，投入叔父所在的湘军，随同叔父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还获得了“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

1870年，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围攻起义回民马化龙部被击身亡。清廷根据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推荐，命刘锦棠接统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这一年他才26岁。马化龙在刘锦棠的猛攻之下投降，刘锦棠也因战功而得到了云骑尉的世职。一年多以后，他又攻占西宁、肃州(今酒泉)，被派署理甘肃西宁道。

19世纪中叶新疆的大部分地方正处于阿古柏的铁蹄之下。阿古柏已经侵占新疆南部和北部的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伊犁谷地则被沙俄军队非法霸占着，只有哈密、巴里坤、布伦托海、塔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尚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

全国人民迫切期待清政府派兵入新，驱逐入侵之敌，收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挥兵出关。对于湘军的战斗力和刘锦棠的指挥才能，左宗棠是了如指掌的。他在筹划和调派入新参战部队时，命刘锦棠担任总理西征大军的营务事宜，并负责指挥前敌诸军的军事行动。

31岁的刘锦棠，以湘军统领的身份总理了西征各军的营务，事实上担任了收复新疆的重任。他按照左宗棠关于先取后收南路的作战方针，率领湘军及其他各军，逐个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攻克了阿古柏重点设防的胜金口、达坂城等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一带；然后出兵南路，先后收复了喀喇沙尔(今焉膏)、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四城；收复了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今喀什)、和田等西四城。

阿古柏在清军节节获胜时，在库尔勒服毒自尽。他的儿子海古拉于携尸西窜的路上，被其胞兄伯克胡里设伏兵击杀。伯克胡里在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前夕率残部逃回已被沙俄占领的浩罕。

收复新疆之役，从1876年8月开始，到1878年1月结束，前后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饱受蹂躏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和 配合清军作战，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阿合奇等地的维 吾尔、柯尔克孜族人民，更是奋起驱逐敌寇，据城而迎清军。所以， 这次收复新疆之战出乎意料地顺利迅捷。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这一战争的正义性，而刘锦棠信任并善于利用维吾尔等族人民提供的情报，善于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善于捕捉战机、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也是一些重要因素。

阿古柏匪徒在后方巢穴中的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一夜之间成了俘虏。他们惊叹清军行动的神速，称刘锦棠为“飞将军”。 随着西征军的节节胜利，刘锦棠先后获得了骑都尉世职、赏戴双眼花翎、三品京卿候补。后来又由骑都尉晋升为二等男爵、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司通政使。1878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被清廷命为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刘锦棠从喀什噶尔赶回哈密，接受新的职务。由于收复新疆的战役的结束，刘锦棠一生的戎马生涯也告结束了。不久，通过外交谈判，清政府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给沙俄，俄兵退出伊犁九城。新疆的一系列善后工作，直到新疆建省等，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刘锦棠的身上。这一年，他还不到35岁。

新疆初复，城池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居室，渠道淹废，田园荒 芜。刘锦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目睹了这—惨景。他在新疆所做的 第—件事，就是设立善后局，处理善后事宜。

南疆的善后工作，都由刘锦棠一路收复，—路设局经理。当时军队里幕僚人员很多，善后局主要由这些人来经办。善后局酌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招集流寓失所的农民，将被阿古柏匪徒胁行的人民遣返原籍，贷给籽种，使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新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全赖引水灌溉。为此，又仿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每日发给口粮，组织刚刚返回原籍的农民修复渠道、坎儿井。清军官兵也被派去参加兴修农田设施的劳动。这些措施，保证了南疆各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人们衣食有了着落，社会也就日趋安定了。

刘锦棠在战后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促成了新疆建省的实现。新疆设立行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有人提出。在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又几次奏请朝廷在新暑开设行省，因为伊犁未经收复而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清军进驻伊犁。

新疆建省的事又由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龋重新提出。刘锦棠也是主张新疆建省的。为了使行省制度早日在新疆实现，他比较了左宗棠和谭钟麟的两种方案，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新疆设立巡抚，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分别辖治哈密至乌苏的天山山脉一带、焉耆至乌什的天山南麓一带、喀什噶尔至和田的昆仑山北麓一带；伊犁仍设将军，只管伊犁塔城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清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刘锦棠奉旨委任了各道、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之后，于1884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第二年迁入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视事。

新疆设立行省后刘锦棠曾说，每遇到一点问题就有人怀疑建省全局是否行得通；碰到一点困难就有人认为什么都不合适。这主要来自同情或下级的干扰。其实，他改变左宗棠在新疆单独设置总督的主张而仅设巡抚、仍受陕甘总督管辖，未尝不是考虑到与陕甘总督谭钟鳞的关系问题。他建议保留伊犁将军不在伊犁塔城设道，未尝不是考虑到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问题。后来金顺去职，他就设置了伊塔道，将伊犁、塔城两处地方置于巡抚的管辖之下。虽然后来担任伊犁将军的人一再要求恢复过去的权限，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刘锦棠治新时奠定的行政体制，直到清朝灭亡一直没有被改变过。

与新疆建省相联系的是伯克制度的废除。伯克制是南疆维吾尔社会长期存在的统治制度。各地以阿奇木伯克为首，下设各种伯克二三十人。他们依仗权势，对维吾尔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徭役制剥削。维吾尔族农民为推翻封建徭役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864年遍及全疆各地的农民起义，对伯克制打击最为沉重，伯克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刘锦棠在南疆各地建立善后局后，曾经委派一些不甘投敌的爱国伯克担任一些差使，却没有赋予他们什么实权。如征收田赋时，只让伯克们督催农民直接赴善后局缴纳，不允许伯克出面经办收取，而且以前一向由伯克全权处理的民政事务，也一概由善后局办理。

刘锦棠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去扶植已经处在没落中的伯克们的权势，建省之后也只让伯克在地方基层政权中担任书吏和乡约。这些措施，都为日后怕克制的正式废除准备了条件。


1887年清廷下令取消伯克制，原先的伯克们的品级和地位大为下降，社会却安定如常，没有出现任何波动。随着新疆省的建立，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的一体化，过去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的种种限制也都不存在了。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到新疆来，加快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锦棠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新疆，尤其是北疆，是清代移民开垦的重点地区，分布面广的主要有民屯、兵屯、犯屯三种。刘锦棠正式奏报了新的屯垦章程，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六十亩，屯民初到时贷给八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籽种，借给七十三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和筑履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疆田赋。这种待遇，比一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差，比起咸丰、同治年间却好多了。他还咨照内地各省督抚，鼓励贫苦无地农民来新疆开荒种地。在这以后的一个阶段内，移居新疆的农民很多。他还在南疆东部的尉犁一带开辟了一些新的农垦地区。

按先前的旧例，这类民屯的剥削还是较轻的，兵屯的剥削就重了，最重的是犯屯。所以，兵屯、犯屯的生产历来很不景气。因为勇丁种地都是差使，并不关心收成好坏，各地官员都在哀叹兵屯耗资太多而收获无几。刘锦常提出变通办法，不再将老弱兵勇派去种地从事兵屯，而是裁兵分屯，将土地分给裁减下来的老兵，依照民屯办法，向政府缴纳租赋。

疆又是流放内地人犯的地方，或则分配给维吾尔族王公伯克充任奴役，或则组织犯屯开荒种地。建省后不久，陕甘等七省一千余名重罪人犯即将发遣来到新疆。刘锦棠强调他们不同于一般遣犯，两次奏请依照民屯办法，实行遣犯助垦，给予牛只、籽种和口粮。由此可以看出，刘锦棠是比较能够体恤下情，也是能够从新疆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改良措施的。

面对外国侵略者，刘锦棠所表现的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气概也是十分突出的。在英俄两国争霸中亚、觊觎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危急形势下，刘锦棠加强了在帕米尔的防务，增添了新的关卡，修筑了驿站和道路，委派当地首领为千户长、百户长，督率部民保家卫国。

刘锦棠以武职出身而担当了新疆疆第一任巡抚，虽然任巡抚的时间不长，但也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从收复新疆到包括新疆建省在内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善后事宜，都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抹煞的。

由于从小抚养他成人的祖母年老多病，刘锦棠一再乞归故乡省视。1889年，他婉言辞谢了东归道上各族居民的挽留，回到了湖南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出任新职。1894年，中日关系紧张，朝廷电召起用。刘锦棠正打算动身，为国家、为民族再次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一场斗争，却不料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终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