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成书新探(转载)

《红楼梦》成书新探(转载)

(作者：刘兆榕)

　　01.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是因读了前五回的文字，始终不相信曹雪芹生前只写出一个半截故事，就“泪尽而逝”；也不相信后四十回，是高鹗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凭空补写而引起来的，谁知问题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常被困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疑团之中。
　　 大家知道，关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成书经过，历来众说纷纭，甚而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如吴世昌先生曾认为在《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中“最初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脂砚斋的《石头记》（或《风月宝鉴》）后经曹雪芹把二书合并，增删五次，不断加工，遂有传世八十回之书”。
　　 对此，戴不凡先生却列举了大量例证，来说明《红楼梦》“是曹雪芹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但尚未“全部竣事”。
　　 而红学界的普遍看法则是“曹雪芹经历了‘十年辛苦’五次删改，才写定《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几十回有个初稿，还来不及改定，就被贫病夺去了生命，竞使这部小说成为未完成的伟大作品”。
　　然而我的看法是：以上三种意见虽然都有一定根据和道理，但共同点则是把现存传世前八十回的构成，都直接归于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五次增删”，这在研究上，大概是受了那位“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的裕瑞的影响，故认为这三种说法在立论上都不是解释疑团，说明真相的正确途经。因此一九八五年全国红学讨论会上，曾不揣冒昧地以《红楼梦成书新探》一文提出来参加讨论，当时的主要论点是：
　　
　　一、曹雪芹早在生前十年，就已从头至尾基本写出了《红楼梦》的整个事故，其手稿最初在他的至亲好友之中秘密传阅评论（“初评”）时，也原是一部内容直至末回《警幻情榜》的完整故事。而后几十回的破败悲剧过程，既不是“来不及改定”，也不是什么“被借阅者迷失”，而是因涉及到当时建封统治阶级内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斗争，不敢让它原原本本地流传出来，被有意抽藏，删弃的。
　　
　　二、现存传世前八十回，亦非雪芹原稿前八十回的结构面目，而是从原稿全书中抽选出来，经过脂砚斋重新组织，另行结构而成，所以一开始传抄出来书名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经历的“十年辛苦”，五次增删，实际是性质不同，不能相混起来推考的两个阶段。
　　
　　三、后四十回，是在雪芹死后不久，其亲友按照原著后半部的大致轮廓和情节线索加以改写，并逐渐以百二十回之目录正文流传出来，为程伟元陆续搜得“集腋成裘”，再邀请高鹗一同“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并非二人在“冒名顶替”，凭空续补。
　　 会后即分别以《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成书经过》。《“甲戍抄阅再评”之我见》，《曹家“再遭巨变”质疑》、《红楼续书论小泉》等发表。此后上海师大徐恭时先生曾致函，按上述观点可写一篇专论《红楼梦“初评”探源》的文章。贵州民院曾祥麟老师也建议，将“初评”面目“重新纂组”出来。但由于在收集有关曹雪芹家事材料中，意外发现与曹家关系甚密的尹继善，在云贵总督任上，曾写有不少关于黔东南苗民反清斗争的《情形折》呈奏雍正、乾隆，而事件即发生在本人生活工作所在地，于是一直忙于收集有关史料，撰写长篇历史小说《苗王包利》（后改为《古州风雷》于200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积累，本人对上述观点仍一直深信不疑，有些问题甚而越来越觉得明朗化，于是重新整理补充成这个小册子，仍以《（红楼梦）成书新探》之名，求教于广大爱好者和专家们，并以此质疑于近几年来刘心武同志陆续发表《红楼梦揭谜》中的原型探佚。
　　 因问题涉及面较广，且错综复杂，为便于前后联系思考，有必要将本人对整个成书经过的看法先列一简单图示。文中凡称“原稿”的地方，均意指书中情节的结构布局有别于传世前八十回，其中列举的例证和引文，都为红学研究者们熟悉并经常引用，本文只是从另一角度对其作不同的理解而已。故一般不另注出处或全引。
　　
　　02.
　　 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及社会关系
　　
　　 由于《红楼梦》给我们留下的“烟云模糊处”实在太多，几乎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会引起两种以上的不同看法。比如它究竟是曹雪芹的家事“自叙传”？还是一部综合社会现实的历史小说？至今仍未得出统一的认识，故按本人的观点，有必要先辟此一章，综合论述如下：
　　一、关于曹雪芹的生年及血缘关系。
　　在《红楼梦》的成书研究中，首先接触到的是作者生年问题，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记载，人们长期以来都只能从他的卒年推断（关于卒年，无论“壬午”说，还是“癸未”说，因仅一年之差，并非关键，此不辞费）却又因此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根据雪芹好友敦诚的《挽曹雪芹》诗：“四十箫然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认为雪芹晚年与敦敏、敦诚兄弟一直保持着交往，而且敦诚又亲自参加过送葬，故他说的“四十年华”应基本可靠，由此上推雪芹应生于雍正二年（1724）左右，活了四十来岁，持此说者多半主张他是曹兆页 之子。但其中的疑问是：他若生于雍正二年，那么雍正五年江宁织造曹家被抄时，仅三岁左右，雍正元年其祖舅苏州织造李煦被革职抄家时，他尚未出生。这显然又与敦氏兄弟说他“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扬州旧梦久已觉”“废馆颓楼梦旧家”的生活经历不切实，同时也与他在《红楼梦》中“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描写，以及在其中运用许多江南方言，风土习俗不吻合。故多数研究者按他另一好友张宜泉的诗注“年未五旬而卒”，说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享年四十八岁左右，持此说者又多半主张他是曹禺页 的遗腹。
　　 其实在红学研究中，我们既然一致将雪芹曹霑，作为江宁织造曹寅之孙，那么根据有关曹家档案资料及《曹氏宗谱》的发现，这个生年血缘问题，就应基本得出结论，因为曹禺页 既是曹寅嫡生独子（乳名连生，后虽“连生”一弟珍儿不幸早殇），他自己也曾在奏折中说其父“只生奴才一人”，而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病故后，其子曹禺页 继任江宁织造不足三年。又于康熙五十四年初病死于北京。康熙为维持曹家不败及予令 全骨肉之意，才特地指使李煦选择曹寅堂弟（注：不是胞弟）曹荃的第四子曹兆页 ，过继并袭任江宁织造。从血统上看，本来曹寅一支已经绝后，但曹兆页 却在接任江宁织造这年三月初七日的《代母陈情折》上说：“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尚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幸好“皇天护佑”，当年六月左右马氏果然生男，曹禺页 不但有嗣，曹寅也终于没有绝后，而这个遗腹子无疑就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里明载的：“十四世，天佑，禺页 子，官州同”。同时这两种《族谱》曹兆页 名下，都未见载有子嗣。
　　 既然前有曹禺页 在奏折中“只生奴才一人”之说，后又有曹兆页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孕，已及七月”之奏。加上《曹氏宗谱》里明载，（注：《族谱》只有漏记，决无弄虚作伪，否则就乱了血缘行辈关系）倘若这还不足以证明 “禺页 子，天佑”，即雪芹曹霑的话，我们又凭什么更翔实的资料，将《红楼梦》作者坐实为曹寅之孙，并连篇累续地推论呢？按照当时的封建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马氏遗腹于曹寅，曹禺页 统绪有继意义非同一般，故取名“天佑”，实有“受天之佑”“皇天护佑”之意，正如王利器先生所说的与曹霑之名，即“沾恩抚循”“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的义取完全相同。
　　 此外，一些口碑传闻也可为曹禺页 遗腹佐证，如力主雪芹为曹兆页 之子的周汝昌先生，就曾在《曹雪芹与苏州》一文中提到：“有人说曹雪芹根本不是生在南京，而是出生坐落在苏州带城桥 的苏州织造衙门里”。吴恩裕先生也曾提及有一则口碑说曹雪芹生于苏州织造府。特别徐恭时先生提到一九六二年，听一位在苏州图书馆工作多年的陈子彝 先生，说抗战前苏州老一辈人都说雪芹是生在苏州织造府。当地还有一小报记述曹雪芹出生在苏州织造府中之事。为什么会是出生在苏州织造李家？据徐恭时先生搜查到的另一条材料说是：因“李煦之妹在儿子故世后，虽然康熙帝指定把曹兆页 继承为子，因看到媳妇马氏有孕，如果生孙，将产生曹家继业者的冲突，为了宽慰媳妇之心，所以带她去李家居住，而生下的孩子正是雪芹”。这倘若不是在根据所发现的曹家档案资料进行编造臆断，而真是来自当地抗战前的传闻，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即按“自叙说”推测，“宝玉”不正是那一僧一道带到 苏州城“阊门”外去“幻形入世”的么？再结合史料，也许正因为雪芹是出生于苏州织造李家，曹寅后继有人，其祖母李氏才欣喜得竞亲自赴京“恭谢天恩”，李煦得知才立刻“骑马”拦截，“行至滁州地方”，方把其妹拦回来。
　　

　　 关于曹禺页 遗腹说的争议，除敦诚的“四十年华”可能记忆有误或指成数之外，有的研究者又从脂评中找出一些所谓的硬证加以否定。我们承认脂评对《红楼梦》及作者生平研究虽有不可否认的资料价值，但批者多人（仅署名的就十人）前后加批从甲戍前的“初评”至“甲午八月泪笔”达二十年之久。其中许多不仅用意不明，含混不清，并有不少批语是在成书问题上替作者进行掩盖，如不加分析地一概引以为证，同样会陷入无法索解的矛盾之中，故对此有必要申说如下。
　　 例如甲戍本第一回那条针对那段书名演变过程，并对作者问题引起争议较大的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按这条批语，说《风月宝鉴》究竟是雪芹的旧作呢？还是他人写的一本旧书？“故仍因之”又是什么意思？这不仅在作者问题上引起了许多推测，并被引以为证说：“遗腹子哪来的其弟棠村为旧有的《风月宝鉴》作序？”而笔者的理解是：此批所针对的那段书名演变过程，《风月宝鉴》不过是作者按书中的内容为印证“五次增删”，所题的五种书名之一，也是他在成书经过上故设的一道迷障，其中的题名者除“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同，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的曹雪芹实有其人之外，其他题名者连化名都不是，纯系作者本人虚拟。如果按照书中“卜世仁”（即：不是人）。“姓贾名化，字时飞”（即：假话实非）；“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英莲”（应怜）、及元（原）、迎（应）、探（叹）、惜（息）等等，这种惯用的协音取义来附会的话，那个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的空空道人，自然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而题曰《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则是第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的“空美妻”或“恐霉妻”，未必真是孔圣人的后代？因那块“宝玉”并非来自大荒山青埂峰，故题曰《红楼梦》的吴玉峰，亦为“无玉峰”，而实际就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同样又哪来一个于“十年辛苦”披阅增删之前，（应为“甲戍抄阅再评”的十年之前），就已逝的雪芹兄弟棠村为旧有的《风月宝鉴》作序？这不显然是在骗人？遗腹子当然没有其弟，所以《曹氏宗谱》及其他资料也查无此人。再说这个其弟棠村既在。“甲戍抄阅再评”的十年之前已逝，究竟多大年纪，小其兄雪芹几岁？既早逝为什么后来又在脂本上冒出了那条暑名“棠村”的批语？
　　 此外，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合回，写到宝玉听说父亲贾政进园，便带着奶娘小厮一溜烟就跑，侧批云：“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同一回写贾政带宝玉游园后喝道：“你还不去！难道还逛不足？也不想逛了这半日，老太太必悬挂着，快进去！疼你也白疼了”，此句下双行夹批云：“如此去法，大家严父风范，无家法者不知”。
　　 又第二十二回写贾母带全家人在家常取乐，因有贾政在场，平时长谈阔论的宝玉便“惟唯而已”此句下双行夹批云：“写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断写不出此一句”，接着在史湘云也“扌甘 口禁言”下批道：“非世家经明训者，断不知此一句”。后面又在众人皆因贾政在场，使一席家常取乐，反见枸束下批道：“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
　　 以这类批语作为否定曹禺页 遗腹的所谓硬证，说曹雪芹如果真是一个连父亲也没见到的遗腹子“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何来这些亲身经历，“自写其照”。这完全是按照家事“自叙说”，将小说中的宝玉与作者等同起来了，如按此推论，那么曹雪芹还得被捕下狱，最后出家当和尚，死时就没有敦诚所谓的“泪迸荒无寡妇声”。其实《石头记》评点中的一大特色是：批书人无论是否雪芹的至亲好友，几乎都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口吻，而是为了使此书“不失其真”。基本都在按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云”将书中“所记何人何事”，也以其中一个角色来进行评点，故批语中常出现所谓“作者与余实实经过”，一同“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真有是事”，“实有其人”“盖此等事作者曾经，批者曾经，实系一写往事”等等，甚而使人感觉批书人曾直接参与写作，为作者提供素材，仿佛《红楼梦》是一部共同创作出来的家事自叙传。
　　 实际上这一类批语所指的往事，又多半系当时一般仕宦人家常有的生活细节，而那种严父慈母的“大家风范”作者也完全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拈来加工塑造，难道一个出生在封建世家，后曾与上流社会有过广泛接触交游的遗腹子“非实实经过”那种“严父之训”就“断写不及此”也“写不出此一句”？若以这类批语为证否定遗腹说，岂不连“逢叙说”和曹雪芹的著作权也否认了？
　　 总之，笔者认为除非另外发现有明载雪芹或曹霑不属“禺页 子”的《族谱》，或者另外发现这个“天佑，官州同”的其他社会活动资料，否则这个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左右的曹禺页 遗腹，便可基本肯定就是乾隆十年后，曾在虎门“宗学”当过差，并结识敦氏兄弟等人的君圃曹沾，其祖舅苏州织造李煦革职被抄时他已六，七岁，曹家被抄迁回北京时已十三、四岁，不仅与他经历的“秦淮旧梦”等幼年往事合拍，也与张宜泉说他，“年未五旬而卒”完全吻合。
　　

　　04.
　　
　　二、《红楼梦》中的家世素材
　　由于“自叙传”的先入之见，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红学或曹学的研究中，往往只着重于把江宁织造曹家的兴衰际遇，悲欢离合同书中的贾府联系起来，结果发现不少的家事素材实际对不上号，曹家也不象贾府那样彻底败亡，一蹶不振。于是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按自叙说，把问题引向乾隆初的曹家中兴再振，后又因政治上受牵连而“再遭巨变”。
　　
　　其实要全面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以及探索书中所反映的家事素材和时代背景，就不应忽视苏州织造李家的兴衰及彻底败亡过程，因雪芹的祖父曹寅与祖舅李煦，不仅是亲密的郎舅关系，并在康熙眼中二人“同事一体”。《红楼梦》的不少重要素材，有可能直接或通过其祖母取自苏州织造李家。
　　
　　
　　（一）从所发现的资料看，康熙与苏州织造李家的关系，较与江宁织造曹家更为密切。因李煦母舅王国桢之女，约在康熙三十年被选入宫，封为“密嫔”，后称顺懿密妃，这就是汤右曾在《赠两淮巡盐》李煦诗中提到的：“琰琬韫已辉，椒房香可纫”，大家知道，“椒房”指汉代后妃住的宫室，因用花椒和泥涂抹四壁，取其温暖香气，又因花椒结子多而兼取多子之意，故后世均以椒房指后宫嫔妃居处（周汝昌先生据此推测，可能李煦还另有一女被选入宫），这王密嫔曾为康熙生了三个皇子，即十五子允礻禺 ，封愉亲王，十六子允禄封庄亲王，十八阿哥允礻介 ，按李煦奏折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早殇，年仅八岁。这说明李煦之父李士祯应称这位王密嫔为内侄女，她与李煦系表舅兄妹，而王密嫔称李煦之母文氏为姑母，李煦称王密嫔之母黄氏（病死于苏州织造府，此事李煦有专奏）为舅母；康熙即是李煦的舅表妹夫，允礻禺 ，允禄两位亲王同李煦则是表舅关系。而在所发现的资料中，曹家除曹寅曾为康熙侍读，其母孙氏为康熙乳母，其长女嫁与平郡王纳尔苏为福晋，次女另嫁一郡王之外，整个曹氏家族还没有发现有被选入宫为嫔妃的资料，这不仅说明李家与康熙的关系较曹家更为密切，更沾“皇亲国戚”的边，同时也说明《红楼梦》中，有关贾元妃省亲的素材，有可能取自李家，而不是曹家。
　　
　　
　　（二）不但李煦生母文氏（李士祯之妾）与曹寅之母孙氏同为康熙乳母，其妻韩氏也曾多次陛见过康熙，如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韩氏临终前曾说：“我屡屡蒙万岁天恩，心中时刻感激，目下我的病势如此，自然不能再见天颜的了，但受恩深重，不及亲见儿子以鼎当差效力，我死了魂魄是不安的”。这与《红楼梦》中所谓“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侯看视”也基本合切，而曹家则无此殊荣。故韩氏死后康熙也满足了她的愿望，准其儿子李鼎入宫当差。到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李煦亦在《谢命李鼎随行南来照顾》折中说：“蒙圣心察知奴才迈母在堂，喜于膝下有孙，因将李鼎不留当差，命随奴才回苏，一家老幼无不蒙深仁体恤”，次年八月康熙欲往热河避署，围猎，又召李鼎随驾，李煦亦在《谢召见李鼎折》中说：“又蒙圣恩准其随驾出口……且蒙温旨下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其子回到苏州，谈及圣上行围哨鹿时，如何骑马射箭打枪射鹿之事，次日李煦再奏称：“奴才之子李鼎，蒙允追随哨鹿，因未得见所见，且蒙赏赐克食，恩荣已木亟，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颜讯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文氏病故，次日李煦即以《生母病逝遵命代具谢恩折》奏称：“其母病重时曾吩咐奴才：‘我蒙万岁隆恩，赏给诰封，就是历年以来，汝面圣时节，必蒙问及，即今秋孙儿热河见驾，又蒙万岁温颜垂问。我是至微至贱的人，竟受万岁天高地厚恩典，倘我身子不起，汝要具折为我谢恩’”。从这些涉及家事的奏折看，可见康熙对李煦一家老幼那种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直到晚年对其乳母仍时时关切，每每询及。
　　此外，文才方面李煦虽没有妹夫曹寅那种造诣和名望。但李煦在监视江南官场，密报民情动态方面，也似乎比曹寅更尽心效力。如所奏《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等探听宫禁之事，摇惑人心折》，《王鸿绪等乱言目下东宫虽已复位，将来难定折》等，这类剌探“宫禁”，涉及太子废立之事，康熙因“无可托人打听”，才叫李煦密秘奏闻的，并咐“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禍矣”，李煦奏闻后，还担心打发回去恐途中失落，而将此类奏折，“同毁不存，以免祸患”。至于经济方面，李煦更是从织造事宜，两淮盐课，到江南米价，承办铜角力 ，地方灾情，天气晴雨无不一报，仅他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苏州织造任内，所呈奏折就比曹寅，曹禺页 、曹兆页 父子三人同期所奏多出好几倍。
　　
　　另在康熙恩准曹，李二人轮流兼任两谁盐课的问题上，曹寅于第三任病故后，第四任本应另遣他人，而李煦却自恃与康熙的特殊关系和借口替曹寅弥补亏空，不仅要求代管了曹寅第四任，此后又一再为钱伸手要官，康熙亦对他一再破格天恩，先后准其兼理两准盐课肥缺达八任。
　　

　　05.
　　
　　（三）《红楼梦》中不仅写了许多外国物品，并在第十六回借王熙凤之口说：“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第五十二回薛宝琴亦说：“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买洋货”等，这类小说中的素材，也亟有可能是雪芹从祖母口中取自李家。因李煦之父李士祯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曾由江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二十四年清王朝政府对外开放海禁时，就在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外开设海关机构，当时多数外国货物经港，澳由广州输入，李士祯任广东巡抚期间曾发布过“分别住行赋税的报告”，并以官设牙行（指官商或皇商）与外国商人接触活动频繁，其中接待外国贡使，接受西洋贡品亦正是当地巡抚任内之事。
　　
　　另李煦本人在康熙三十二年接任妹夫曹寅的苏州织造之前，曾任宁波知府，而当时宁波也是一个与外商接触的口岸。因此，李氏父子也可能曾替曹玺，曹寅承办的皇家织造采办过洋货，即书中所谓的“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
　　
　　
　　（四）关于书中借省亲写南巡之事，作者通过赵女么 女么
　　之口说是：“江南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就是江宁织造曹家单独接驾了四次，其实，据史料记载康熙六次南巡，其中第三、四、五、六次，苏州织造李家不仅都接驾过，而且其场面盛况有较详细的资料可考。
　　
　　如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以苏州织造为驻跸地，李煦曾为此大兴土木“加辟而新增之，敞以亭阁，延以廊庑，翠竹碧梧，交荫于庭，清风徐来，则飒爽衣袂间”，对此康熙还题了一幅“修竹清风”的遍额，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李煦为准备第二次接驾，又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并增设戏台，看戏厅，内戏房。同时还召苏州当地寒香，妙观两个戏班优伶排演《长生殿》、《千金记》等剧目，圣上观后“甚见嘉奖”，并在戏班中各选二、三优伶，“供奉内延”。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由李煦与曹寅郎舅二人各捐白银二万两，在杨州三汊河修建行宫，当时李煦幕友张云章在《赠织造李公二首》中，就有“三开阊阖作天门”之句，并注云：“公自居职，三遇皇上南巡驻骅织造府”。另有人在《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一书中记载：“行宫宝塔灯火如龙，五色彩子铺成古董，诗画无记其数，月夜如昼”。其中并记有李煦在苏州恭迎圣驾的详细情景：“三月十七日午刻，（御舟）进苏州阊门，泊舟，织造李奏准……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过街五彩天蓬，张灯结彩，由大街至苏州织造，内备行宫驻骅，又献故事孩童抬阁七座”，“四月十二日自杭州回，午刻抵苏州……未时进葑门，抵达新建行宫驻骅，又织造府李进宴，演戏”。由此可见当时李家那种接驾盛况。
　　
　　其实康熙几次南巡并非一处而返，因李煦、曹寅二人轮流兼任两淮盐课，每次除自备行宫恭迎之外，还得随同前往扬州、杭州等地侍候。李煦另一友人张符骧在《竹西词》中说：“难遇扬州六度春”，指的就是康熙四十六年最后一次南巡，他们第四次接驾。《红楼梦》中说的这种“虚热闹”在张骧符的诗中也被讽剌为：“五色云霞空外悬，可怜锦绣欲瞒天；玉皇闹里凝双眼，真说家余跨鹤钱”。“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这正是书中借见过那种“大世面”的赵么么，之口说的“好势派……银子成了土泥”。从这些资料看来，李煦在奉迎铺张上似乎比曹寅更为放手，也确象书中说的，为买这个“虚热闹”“拿着皇家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实际与其说书中借省亲写南巡，不如说作者在借省亲写建造大观园。曹家既无人入选嫔妃，那么其中“修盖省亲别院”等素材，也就显然不是来自江宁织造曹家。故“京华何处大观园”曾引起了种种猜测，有的说是南京隋园故址，有的说是北京恭王府，有的说是“折迁改造”，也有说是其中很多景物，取材于苏州园林建筑的各种特景，如拙政园，仓浪亭，东园及李煦在葑溪构筑的园宅等等。实际上小说却明明说是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是作者综合南北各地园林建筑特色，加上自己的艺术结构而成。
　　

　　二、《红楼梦》中的家世素材
　　由于“自叙传”的先入之见，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红学或曹学的研究中，往往只着重于把江宁织造曹家的兴衰际遇，悲欢离合同书中的贾府联系起来，结果发现不少的家事素材实际对不上号，曹家也不象贾府那样彻底败亡，一蹶不振。于是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按自叙说，把问题引向乾隆初的曹家中兴再振，后又因政治上受牵连而“再遭巨变”。
　　
　　其实要全面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以及探索书中所反映的家事素材和时代背景，就不应忽视苏州织造李家的兴衰及彻底败亡过程，因雪芹的祖父曹寅与祖舅李煦，不仅是亲密的郎舅关系，并在康熙眼中二人“同事一体”。《红楼梦》的不少重要素材，有可能直接或通过其祖母取自苏州织造李家。
　　
　　
　　（一）从所发现的资料看，康熙与苏州织造李家的关系，较与江宁织造曹家更为密切。因李煦母舅王国桢之女，约在康熙三十年被选入宫，封为“密嫔”，后称顺懿密妃，这就是汤右曾在《赠两淮巡盐》李煦诗中提到的：“琰琬韫已辉，椒房香可纫”，大家知道，“椒房”指汉代后妃住的宫室，因用花椒和泥涂抹四壁，取其温暖香气，又因花椒结子多而兼取多子之意，故后世均以椒房指后宫嫔妃居处（周汝昌先生据此推测，可能李煦还另有一女被选入宫），这王密嫔曾为康熙生了三个皇子，即十五子允礻禺 ，封愉亲王，十六子允禄封庄亲王，十八阿哥允礻介 ，按李煦奏折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早殇，年仅八岁。这说明李煦之父李士祯应称这位王密嫔为内侄女，她与李煦系表舅兄妹，而王密嫔称李煦之母文氏为姑母，李煦称王密嫔之母黄氏（病死于苏州织造府，此事李煦有专奏）为舅母；康熙即是李煦的舅表妹夫，允礻禺 ，允禄两位亲王同李煦则是表舅关系。而在所发现的资料中，曹家除曹寅曾为康熙侍读，其母孙氏为康熙乳母，其长女嫁与平郡王纳尔苏为福晋，次女另嫁一郡王之外，整个曹氏家族还没有发现有被选入宫为嫔妃的资料，这不仅说明李家与康熙的关系较曹家更为密切，更沾“皇亲国戚”的边，同时也说明《红楼梦》中，有关贾元妃省亲的素材，有可能取自李家，而不是曹家。
　　
　　
　　（二）不但李煦生母文氏（李士祯之妾）与曹寅之母孙氏同为康熙乳母，其妻韩氏也曾多次陛见过康熙，如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韩氏临终前曾说：“我屡屡蒙万岁天恩，心中时刻感激，目下我的病势如此，自然不能再见天颜的了，但受恩深重，不及亲见儿子以鼎当差效力，我死了魂魄是不安的”。这与《红楼梦》中所谓“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侯看视”也基本合切，而曹家则无此殊荣。故韩氏死后康熙也满足了她的愿望，准其儿子李鼎入宫当差。到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李煦亦在《谢命李鼎随行南来照顾》折中说：“蒙圣心察知奴才迈母在堂，喜于膝下有孙，因将李鼎不留当差，命随奴才回苏，一家老幼无不蒙深仁体恤”，次年八月康熙欲往热河避署，围猎，又召李鼎随驾，李煦亦在《谢召见李鼎折》中说：“又蒙圣恩准其随驾出口……且蒙温旨下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其子回到苏州，谈及圣上行围哨鹿时，如何骑马射箭打枪射鹿之事，次日李煦再奏称：“奴才之子李鼎，蒙允追随哨鹿，因未得见所见，且蒙赏赐克食，恩荣已木亟，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颜讯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文氏病故，次日李煦即以《生母病逝遵命代具谢恩折》奏称：“其母病重时曾吩咐奴才：‘我蒙万岁隆恩，赏给诰封，就是历年以来，汝面圣时节，必蒙问及，即今秋孙儿热河见驾，又蒙万岁温颜垂问。我是至微至贱的人，竟受万岁天高地厚恩典，倘我身子不起，汝要具折为我谢恩’”。从这些涉及家事的奏折看，可见康熙对李煦一家老幼那种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直到晚年对其乳母仍时时关切，每每询及。
　　此外，文才方面李煦虽没有妹夫曹寅那种造诣和名望。但李煦在监视江南官场，密报民情动态方面，也似乎比曹寅更尽心效力。如所奏《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等探听宫禁之事，摇惑人心折》，《王鸿绪等乱言目下东宫虽已复位，将来难定折》等，这类剌探“宫禁”，涉及太子废立之事，康熙因“无可托人打听”，才叫李煦密秘奏闻的，并咐“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禍矣”，李煦奏闻后，还担心打发回去恐途中失落，而将此类奏折，“同毁不存，以免祸患”。至于经济方面，李煦更是从织造事宜，两淮盐课，到江南米价，承办铜角力 ，地方灾情，天气晴雨无不一报，仅他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苏州织造任内，所呈奏折就比曹寅，曹禺页 、曹兆页 父子三人同期所奏多出好几倍。
　　
　　另在康熙恩准曹，李二人轮流兼任两谁盐课的问题上，曹寅于第三任病故后，第四任本应另遣他人，而李煦却自恃与康熙的特殊关系和借口替曹寅弥补亏空，不仅要求代管了曹寅第四任，此后又一再为钱伸手要官，康熙亦对他一再破格天恩，先后准其兼理两准盐课肥缺达八任。
　　

　　（三）《红楼梦》中不仅写了许多外国物品，并在第十六回借王熙凤之口说：“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第五十二回薛宝琴亦说：“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买洋货”等，这类小说中的素材，也亟有可能是雪芹从祖母口中取自李家。因李煦之父李士祯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曾由江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二十四年清王朝政府对外开放海禁时，就在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外开设海关机构，当时多数外国货物经港，澳由广州输入，李士祯任广东巡抚期间曾发布过“分别住行赋税的报告”，并以官设牙行（指官商或皇商）与外国商人接触活动频繁，其中接待外国贡使，接受西洋贡品亦正是当地巡抚任内之事。
　　
　　另李煦本人在康熙三十二年接任妹夫曹寅的苏州织造之前，曾任宁波知府，而当时宁波也是一个与外商接触的口岸。因此，李氏父子也可能曾替曹玺，曹寅承办的皇家织造采办过洋货，即书中所谓的“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
　　
　　
　　（四）关于书中借省亲写南巡之事，作者通过赵女么 女么
　　之口说是：“江南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就是江宁织造曹家单独接驾了四次，其实，据史料记载康熙六次南巡，其中第三、四、五、六次，苏州织造李家不仅都接驾过，而且其场面盛况有较详细的资料可考。
　　
　　如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以苏州织造为驻跸地，李煦曾为此大兴土木“加辟而新增之，敞以亭阁，延以廊庑，翠竹碧梧，交荫于庭，清风徐来，则飒爽衣袂间”，对此康熙还题了一幅“修竹清风”的遍额，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李煦为准备第二次接驾，又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并增设戏台，看戏厅，内戏房。同时还召苏州当地寒香，妙观两个戏班优伶排演《长生殿》、《千金记》等剧目，圣上观后“甚见嘉奖”，并在戏班中各选二、三优伶，“供奉内延”。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由李煦与曹寅郎舅二人各捐白银二万两，在杨州三汊河修建行宫，当时李煦幕友张云章在《赠织造李公二首》中，就有“三开阊阖作天门”之句，并注云：“公自居职，三遇皇上南巡驻骅织造府”。另有人在《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一书中记载：“行宫宝塔灯火如龙，五色彩子铺成古董，诗画无记其数，月夜如昼”。其中并记有李煦在苏州恭迎圣驾的详细情景：“三月十七日午刻，（御舟）进苏州阊门，泊舟，织造李奏准……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过街五彩天蓬，张灯结彩，由大街至苏州织造，内备行宫驻骅，又献故事孩童抬阁七座”，“四月十二日自杭州回，午刻抵苏州……未时进葑门，抵达新建行宫驻骅，又织造府李进宴，演戏”。由此可见当时李家那种接驾盛况。
　　
　　其实康熙几次南巡并非一处而返，因李煦、曹寅二人轮流兼任两淮盐课，每次除自备行宫恭迎之外，还得随同前往扬州、杭州等地侍候。李煦另一友人张符骧在《竹西词》中说：“难遇扬州六度春”，指的就是康熙四十六年最后一次南巡，他们第四次接驾。《红楼梦》中说的这种“虚热闹”在张骧符的诗中也被讽剌为：“五色云霞空外悬，可怜锦绣欲瞒天；玉皇闹里凝双眼，真说家余跨鹤钱”。“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这正是书中借见过那种“大世面”的赵么么，之口说的“好势派……银子成了土泥”。从这些资料看来，李煦在奉迎铺张上似乎比曹寅更为放手，也确象书中说的，为买这个“虚热闹”“拿着皇家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实际与其说书中借省亲写南巡，不如说作者在借省亲写建造大观园。曹家既无人入选嫔妃，那么其中“修盖省亲别院”等素材，也就显然不是来自江宁织造曹家。故“京华何处大观园”曾引起了种种猜测，有的说是南京隋园故址，有的说是北京恭王府，有的说是“折迁改造”，也有说是其中很多景物，取材于苏州园林建筑的各种特景，如拙政园，仓浪亭，东园及李煦在葑溪构筑的园宅等等。实际上小说却明明说是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是作者综合南北各地园林建筑特色，加上自己的艺术结构而成。
　　


　　08.
　　
　　三、苏州织造的彻底败亡
　　雍正刚一即位于元年三月，为何首先就将苏州织造李煦作为重点惩治的对象？从有关资料看来，这不单纯是经济上的亏空，而主要是因亏空牵涉到政治问题，这也是由于康熙与他的特殊关系，一再迁就容隐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李煦预备南巡接驾一次“金钱滥用比泥沙”，而四次接驾究竟滥用多少，奏销了多少，康熙对此未必心中有数。据他对各位臣工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故恩准二人轮流兼任两淮盐课的肥缺，就是有意让他们用所获的余银填补。即所谓“朕屡次南巡，地方官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竣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原翼陆续补足，而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几乎三年两巡）填补不及，遂至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故对大臣们的种种异议，他却说是：“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因借公挪用之名，盈千累万，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什么隐情毕露，不便深求？以李煦、曹寅的身份地位，究竟“馈送”于何人？言外意即指向诸皇子打点“馈送”，只要将李煦的经济亏空账框算理顺一下，即可看出他越到康熙晚年，为剌探到的官禁动态，以防不测而向诸皇子打点之事就越严重。
　　
　　至于曹寅却似乎不象李煦那样贪婪和有恃无恐，他对于兼任盐课之事早想洗手，曾向康熙哀奏：“臣身内债负，皆系他处私借，况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故他于康熙五十一年临终时，据李煦奏报遗言说：“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官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而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李煦便乘机奏请代管一任，以所获余银填补。康熙亦批道“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帷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说明康熙亦知其性贪先打招呼，然而仅代管这一任的结果，按李煦在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折中自报：
　　
　　今臣于十月十二日已完代理一差之事，谨遵旨意，不敢自图已私，凡一应余银，臣眼同两淮商人亲交曹禺页 ，而计所得之银，共五十八万六仟两零，内解江、苏二织造钱粮二十一万两，解江、苏二织造买办，修理机房，自备船支，水脚钱粮共五千两，解江宁织造衙门备办诰命，神帛，养匠钱粮一万二千两零，代商人完欠归收运库二十三万两，又解补江宁织造衙门亏九万二千两零，共五十四万九千两零，臣俱眼同曹禺页 解补清完讫，尚余银三万六千余两，俱曹禺页 收受。
　　幸康熙先打招呼，故有余银三万六千余两，俱曹禺页 收受，而年底曹禺页 却奏称“恭送主子，添备养马之需或备赏人之用”。康熙便对此批道：“当日曹寅在日，帷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按李煦的自报，仅代理曹寅盐政一任所得盈余，就不但已把曹家亏空，欠公欠私，内账外账，甚而两家织造钱粮费用全部解补结清，还有剩余要送主子养马，由此看来李煦连续几任后有关接驾亏空也早应清完。但他馈送打点究竟挪 用了多少不知底细，仅七个月后在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一的《请再派盐差以补亏空折》中又说：
　　
　　巡盐所得余银，每年约五十五，六万两不等，内应发江，苏现年织造钱粮二十一万两，代补商人积欠二十三万两。除此之外存剩者止十万余两……明年无可再补。因此曹寅“日夜悚惧，恐成病废”之事，他却乞求“再赏差数年”，并说是“臣思曹寅亏空虽补，其子将来当差尚虑无银，而臣于存剩之十余万两内，应帮助曹禺页 办差银若干两，伏侯批示遵行”。
　　
　　这明显为钱要官找借口，故康熙未批，并说道：“此件事甚有关系，轻易许不得”，办差所需钱粮，却叫新任巡盐御史李陈常代补，但到了次年正月，李煦又在《奏安排曹禺页 后事折》中说：“江宁织造亏欠未完……当亲至江宁与曹兆页 将织造衙门账目的彻底查明”。
　　此外，李煦原在布政司每年领取钱粮十六万两采办布匹，康熙四十四年后因内库布多，户部题奏停办。这次要求“再派盐差”数年以补亏欠未获批准后，便于次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原采办布匹遗留亏欠为由奏请“仍赏奴才采办”，对此康熙亦批道：“这事难行，还有一折留下再察”。（指江宁织造亏欠未完折）然而到了年底经他查明奏报，竟然冒出江宁、苏州两织造处尚有欠银共八十一万九千两。由此可见李煦在处理两家钱粮上，也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为此，次年七月李陈常病故后，康熙于九月二十六日不得不又破格天恩：“两淮盐课着李煦再监察一年”。并在他的《谢再监察两淮盐课一年折》上批道：“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而这一任满后两家所欠八十二万两仍未清结，康熙又不得不借口以“九卿奏请将李煦再留一年”。直到五十六年十一月七日，李煦才在《本任盐余除补亏项尚剩二万余两存库折》中奏称：两家所欠“照数全还”。
　　


　　09.
　　
　　在康熙一再徇私容隐之下，李煦先后兼理两淮盐课达八任，按他自报每任所获余银五十五，六万两，八任计获余银的四百五十万两，加上李陈常代补亏空，合收盐课余银约五百万两（注：采办织造布匹一项，却是每年在布政司领的十六万两），除接驾亏空早已奏销外，按理所有内债外欠也应全部结清，然而在康熙五十九年下令清理直隶，各省钱粮亏空，并谕户部行文各督抚确议具奏时，他又奏《请以浒墅关赏与兼营折》恳求恩准兼理苏州浒墅关钱粮，并明说是：“容奴才每年奏销时，以余银奏明，如少，求赏奴才作当差用；如多，即当进献以佐公费”。而康熙对他这种贪婪，一再要官为钱愠言回绝道：“监督回时，还当许多差使，况尔年老多病，当静养无事，方保残年，倘若被苏州骗子所欺，悔之无及矣，名声也要紧”。但因督抚清查情迫，他哪还顾得自己的名声和年逾七旬的高龄，于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又奏《请再赏浒墅关差折》，并翻出陈年老账说：
　　康熙四十七年奉部裁减段匹，苏州每年止用银六万两不等，下剩四万银有零，除五十二年以前已经奏明补还外，自五十三年起至五十九年止，共该存剩银三十二万两零，奴才因历年应酬众多，家累不少，致将存剩银两借用……伏求主子终始大恩，再赏浒墅关差十年，每年于正额钱粮之外，原进银五万两，再补还存剩银三万二千两零。
　　
　　按他自报的这笔陈年老账，如每年补还三万二千两，需兼理浒墅关差十年之久，至八十余岁才能补完。然而此时康熙因皇储之争，已弄得昼卧不宁，连自己的饮食起居，也被皇子派人监视探听，李煦伏求之事，已再也顾不得了。
　　
　　通过上述对李煦钱粮亏空问题的大致疏理，他兼理盐政八任所获的余银数百万两，除弥补接驾亏空和部分织造费用之外，究竟滥用于何处？若说是置家产，据后来查抄，“全部估银”也才“十二万八千四百余两”，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历年应酬众多”，虽不敢明奏，康熙却知底细（如他死后，雍正五年查出用银八百两卖五个苏州女子送阿其那，仅其中一例）故曾告诫过他“尔向来打点处太多，多而无益，亦不自知”，指的即是他“乱投门路”向诸皇子应酬，打点（其中也不排除诸皇子为夺嫡之用向他勒索），而那位“系四十年阅历世情的雍亲王，更是洞查情由。所以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刚即位于元年三月，对他空亏之事既不先经清查，也不宽限时日，就下令将他革职查办，不仅逮捕其妇孺家人十四口，连苏州织造署中一些文士也被入狱严审。倘若这不是因钱粮亏空牵涉到政治问题，那么据查抄其家产的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称：李煦亏空三十八万两，除没收苏州在京的全部家产，仅估银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外，还欠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余两，怎么不按雍正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宣谕各省督抚清厘亏空时，所谕令的宽限三年归还，就把他定为“奸党”？连他那表外甥庄亲王允禄，也象书中探春说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竟奏称要将他“处斩”，后雍正虽然对他网开一面“着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也终于落到象原稿中宝玉后来那种“寒冬噎酸韭，雪夜围破毡”的悲惨境地，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独自处在那冰天雪地中“敞衣破帽，恒终日不得食”，受尽饥寒折磨，熬不到两年便已身亡。其家人奴仆二百十七口，先是在苏州变卖，因是旗人无人敢买而统统押解上京，除挑选十余口送给年羹尧之外，其余“变价”出售不知流散何方。这正如《红楼梦》原稿中的贾府，最后“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茫茫大地真干净”。
　　

　　10.
　　
　　
　　四、曹家被抄并非受政治牵连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被抄的原因，不少研究文章也把它与康、雍年间的那场皇室内部斗争联系起来，以为主要是“政治罪案”。其实只要将曹家被抄前后过程梳理一下，亦可看其性质与苏州织造李家完全不同，不过问题得从雍正上台说起。
　　
　　大概因《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之故，过去（尤其以阶级斗争论主导学术研究时期），一提到它的作者曹雪芹家被抄，便对雍正加了许多不实之词，如“阴谋篡权”“穷治政敌”“好抄人之家产”等等。平心而论，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雍正算得是一个既奋发有为，又精明苛严的君主，他的即位对康乾盛世承上启下，起着重要的，可能其他皇子都起不到的历史作用。故在他统治几年后曾说：“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这并不完全是他在自我标榜。从大量有关他的史料看，在短短十三年的统治中，确是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始终抱定兴利除弊的改革宗旨。在振兴经济，澄清吏治，整饬官场宽严相济方面，更胜其父康熙 和儿子乾隆一筹。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已有公论，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目的，但为了说明曹家被抄纯属经济问题，不是因受什么“政治牵连”，这里仅就他一上台便针对康熙遗留的官场时弊，谈谈他那种整饬吏治，清厘亏空，以至形成当时那种“凡系旧家大抵皆破”的社会现象。并以此证明《红楼梦》的家事素材和反映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在康、雍年间，扯不到乾隆初什么曹家中兴再振，又卷入皇室内部斗争而“再遭巨变”上去。
　　
　　首先，我们从雍正刚上台不到一月的日理万机中，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就立刻宣谕各省督抚清厘亏空的全文看：
　　
　　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劂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忄轧 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相容隐，乃至万难掩饰之时，又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完全者绝少，适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着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患，任意侵蚀，辗转相因，亏空愈甚，库藏全虚。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匪浅。朕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总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曾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已者，确审具奏，即行正FA。倘仍循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这道严词宣谕，对当时官场种种时弊可谓了如指掌，切中肯絮，在实施处理上条理分明，措施得力，宽严有序，与康熙于李煦，乾隆对和坤那种一味姑息，宽典养奸截然不同。接着次年又谕九卿詹事科道：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国帑所关，亟为重大。故朕特令怡亲王管理清查，并谕怡亲王：“尔若不能查清，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清，朕必亲自查出”。
　　由此可见雍正那种“经国用而教后人”的吏治决心。所以他刚一登位，一面在政治上平息“逆党”，一面在经济上采取清厘亏空，摊丁入粮，耗羡全数归公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早洞悉苏州织造李煦在亏空问题上与“逆党”有关连，故既不经督抚稽查，也没有对他实行“三年补完”的宽典，一上台就将他从重治罪。


　　11.
　　
　　至于曹家的钱粮问题，曹寅遗欠已早用盐课余银补完，并有结余要恭送康熙养马，后又查出两家合欠的八十一万九千两，李煦也早奏称“照数全还”，可怎么在雍正五年底下令查抄时，还说是“亏空甚多”呢？这如果是曹兆页 后来挪用，也应当先经稽查得出究竟是因公挪用，还是侵渔入私的结果，并有“三年补完”的宽限，可曹兆页 怎么早在雍正二年元月初七日的《谢恩折》上，情词悲切地说是“身负重罪，碎首无辞”，惟有感泣“待罪”，分三年将织造补库带完呢？这指的显然不是老账，而是因所谓“行为不端”造成的新账亏空。其原因就是两淮盐政谢赐履在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奏明解过织造银两折》中说的：
　　
　　康熙六十一年，前任盐臣魏廷珍曾两次解过苏州织造银五万两，并称：再本年六月内奉有停止江宁织造之文（指停止向江宁织造解交盐政库银）查前盐臣魏延珍经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两，臣任内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两，亦将情由咨明，部议行令臣向江宁织造催还，臣节次咨催，差催杳无一字回复。窃思行止之文若经知会江宁织造即不应混催，混收，即收之后，竟不回复，则银钱从何着落？臣请将解过苏州织造银两在于审查李煦亏空案内并追，将解过江宁织造银两，行令曹兆页 解还户部。
　　
　　根据这份奏折，停止向江宁织造解交库银之文，应该是在雍正元年六月，即下令查抄李煦之后，说明曹兆页 两次混催，混收盐政库银，是在雍正元年六月至十二月初一，谢赐履奏明此事之前的半年内，而这个直到雍正五年还被噶尔泰奏称“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的曹兆页 ，为何如此大胆竟敢在雍正谕令清厘亏空之后，还两次混催混收了八万五千余两盐政库银，而屡次咨催，差催解还户部，竟无一字回复？再则从混收到行令催还才短短数月时间，八万多两银子究竟用到哪里去了。也总得有个着落，这看来其中必有隐情，最大可能性是为给李煦填补亏空而混收的。因从李煦所奏的钱粮情况看，曹寅死后江宁织造钱粮，几乎一直由李煦操纵掌控，如同两家混用。李煦在雍正元年三月被下令革职查办，其家人亦被捕入狱，此时正在严审追查，而原报的数十万两陈年老账如何填补？对此曹兆页 继母李氏必心急如焚，在这种情况下，既是舅父，又是继任江宁织造的推荐人，遭此大难即或继母李氏不指使，曹兆页 也碍着面子情非得已。恐怕这就是他大胆混催的真正原因。加上此事又发生在谕令全国除陕西省外，普遍清厘亏空之际，雍正见到谢赐履如此奏报岂不龙颜大怒，要立刻将他治罪，也许因其年少才恩准“待罪”分三年清补，因此才有曹兆页 于次年正月初七日的那份《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并在其中情词悲切地说：
　　
　　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其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以无负。
　　雍正亦在此奏上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然如此，大造化人了”。这说明他“待罪”的原因既不是原遗留的亏空老账，也不是他犯了什么“政治罪”，所以才把他交给怡亲王允祥监管，并在他雍正二年的《请安折》上告诫；要他“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云云。倘若他真与当时的皇室斗争有什么关连，或以为他与平郡王纳尔苏的削职案有什么联系的话，革职被抄之事就不可能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下令。何况在“待罪”三年中，曹兆页 还每年上京解送织造缎匹，陛见雍正以及向两淮盐政噶尔泰口传圣谕等。就被抄这年也还两次上京。而问题就出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他第二次上京负责解送江宁，苏州、抗州三处织造龙衣时，据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报：“抗州等三处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合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雍正认为“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方，自必照此应付”。而曹兆页 本系施恩“待罪”之人，钱粮未清又如此需索，行为不端，岂不火上加油？于是便著革去织造之职交部严审，并于当月二十四日下令：
　　
　　江宁织造曹兆页 ，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尚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兆页 家中财物闭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隋赫德到彼之后处理。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著范时绎严拿，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不得怠忽，钦此。
　　
　　这份谕令是曹兆页 在京受审时下的，其中并未指责他犯什么“政治罪”，所谓“行为不端”，即指他混收库银，多索银两及暗移财物等事。关于山东途中多索银两之事，也许是他们长期“混账风俗惯了”以成积习，此次才被山东巡抚奏达天听；也许因宽限三年将满，想乘此机会多索得一分，即“可省得一分、补一分亏欠”。至于说他“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看来也是事实，并非雍正在找治罪的借口。这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曹兆页 “感泣待罪”曾向雍正承诺“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置之度外，在所不辞。而继母李氏和兄嫂马氏两代遗孀，此时却不得不为日后生计考虑，在他几次上京运送龙衣时，曾经转移过部分家产，被人奏报。二是曹兆页 仅靠一百零五两织造年俸和月米五斗维持家人百余口的开销，此时并无其他经济来源，分三年补完的八万五千多两库银，每年得筹集二万八千余两，钱从何来？因此在待罪清补过程中，亟有可能曾变卖或典当过部分家产财物，也象书中王熙凤那样用以放贷取利筹措银两，曾被人指为暗移家产。关于这一点从抄家的结果看亦可印证。因据隋赫德在《细查曹兆页 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中说：“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包括曹寅原在北京、苏州、杨州等处购置）共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包括原奏报的江南含山县二百余亩，芜湖县一百余亩，通州典地六百亩等）共计十九项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外有所欠曹兆页 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另据《永宪录续编》记载：曹兆页 “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资，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恻然”。
　　


　　12.
　　
　　这既表明曹家父子毕尽不象李煦那样“奇贪亟酷”，同时也说明曹兆页 确有典当家产和土地当票百余张，以及放贷取利的现象。这一切曹兆页 在京受审时很可能都作了如实交待，否则曹家祖孙三代，任织造六十余年，兼理盐课四任，仅如许家资恐难以令人置信；而雍正既有“暗移财物他处”之责，不但不予追究反“闻之恻然”，以至指令“少留房屋，以资养蟾”，次年六月迁回北京时，又准其“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
　　
　　从梳理曹家被抄的原因及前后情况看，说明纯系经济问题，根本扯不到“政治罪案”上去，就即便后来随赫德在织造府侧查获替皇九子允衤唐 收藏的一对镀金狮子，具折奏闻，雍正也并未因此而加罪，澄清这个问题，不仅对我们了解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对《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和正确评价。
　　
　　
　　五、曹家“再遭巨变”之疑
　　曹家被抄既然没有象苏州织造李煦那样惨烈，一败涂地。不但“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后来似乎又“中兴再振”。如曹兆页 曾祖曹振彦在乾隆即位后，就追封资政大夫，其原配继配均诰夫人，曹兆页 生父曹荃亦封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即使在雍正初年因涉嫌夺嫡案的曹寅妹夫傅鼐，以及雪芹姑父平郡王纳尔苏和表兄福彭等，不但在雍正时就已宽免，后来还有迁升，就曹兆页 本人在乾隆的“覃恩”下不仅“宽免欠项”，又被启用内务府员外郎，诰受朝议丈夫。
　　
　　这一切虽表明曹家到了乾隆初所谓“中兴再振”。那么曹雪芹后来又怎么落到那种“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甚而最后“一病无医竟负君”的境地呢？不少研究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晚年这种贫困潦倒状况，同《红楼梦》贾府最后的彻底败亡联系起来，甚而硬按照“自叙说”去找根据，以为这是曹家再次卷入乾隆四年发生的那场“弘哲案”而“再遭巨变”，才彻底败落下来。实际上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曹家与此案有牵连，而曹雪芹晚年之所以落到那种贫困潦倒境地，多半与他本人那种傲骨嶙峋的性格有关，并不包括整个曹氏家族，其“中兴再振”也不是织造“家世”再振。
　　
　　（一）雍正即位，吏治苛严也是处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局定后他便让乾隆经常待侧参与处理重要事务，因而乾隆上台时不仅没有出现储位之争，同时整个社会，经济状况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雍正时的许多内部矛盾亦逐步化解。其实那场以弘哲为首的“逆谋”案，据有关史料也基本只限于皇室内部，并没有牵连到社会上，以至形成象《红楼梦》中那种“牵四挂五”打击一大片的“一损俱损”情形。故很快就得以平息。再说那场以弘哲为首的逆谋案据乾隆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哲、弘开、弘昌、弘蛟等结党营私一往来诡秘”，乾隆亦说：“此事朕上年即已闻之”，这时也正是曹家及其至亲在他的“兹以覃恩”下，得以陆续起用，迁升，倘说他家有人又再次卷入这场皇室内部斗争而受到牵连，既找不到确证，也有悖情理。就即或那位直接参与逆谋活动的允禄与曹家有一定亲戚关系，但从处理的结果看，最后也只圈禁了弘哲一人，庄亲王允禄不但很快得以宽免，并在此案结束第二年，又著他参与审理仲永檀一案。
　　
　　（二）按周汝昌先生说，雪芹的表兄即袭平郡王的福彭，在这场逆谋案中惹了乱子，后刘心武同志在《揭秘》中，亦说福彭在乾隆三年就出事了。其实从“密谋”到乾隆五年秋案发至次年十二月宽免允禄，弘蛟等人基本结束，我们找不到任何资料或迹象。可以证明曹家及其至亲与此案有关联，倒是这场逆谋案不但曾交给平郡王福彭和尚书讷亲二人亲自审理过，并在此案结束后次年，又参与审理仲永檀案，即乾隆七年十二月“著庄亲王，履新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审理具奏”。而乾隆三年曹兆页 生父曹荃还在护军参领任上，就曹兆页 本人在宽免欠项，起用内务府员外郎后，（按《曹氏宗谱》记载），似乎又“诰受朝议大夫”一职。至于雪芹姑祖傅鼐，这位被乾隆加封为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正兰旗满洲都统、总管内务大臣的曹家至亲，却是在弘哲案发之前病死家中。
　　

　　13.
　　
　　（三）再从有关曹雪芹本人的一些零星资料分析，他似乎于乾隆十年左右，曾在皇室“宗学”里当差过一段时间，不仅结识了敦敏、敦诚兄弟，曾与他有过交往的观保，钱大昕、倪承宽、明琳、谢墉、钱载、那穆齐礼、蔡以壹、寅圃、复斋、永璇、张宜泉等，这些文人学士，皇室贵胄，也大概是在宗学当差前后这段时间结识的，其间他还曾经拒绝过一次皇宫画苑的召请，这些迹象也看不出曾遭受到什么连累到他的政治打击。尤其敦诚后来回忆到他在宗学时的情景，说是：“当时虎门数昃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试想， 这哪象是因家庭受了政治牵连，而遭沉重打击的狂傲神气？
　　
　　根据以上分析，与其如周汝昌先生说的：“胡适早年考证《红楼梦》时，硬要曹雪芹‘早生’若干年，为了‘赶上’曹寅时代的繁华，他以为非此作不出《红楼梦》”。这倒不如说是他老先生自己在坚持家事“自叙说”和“曹兆页 之子”说，而硬把雪芹的生年拉后了几年，并为印证书中贾府的彻底败亡，而引出这个“中兴”后又“再遭巨变”的推测，给原型探佚，索隐提供了一些不实依据。
　　
　　
　　
　　六、关于雪芹晚年贫困潦倒的原因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曹家与乾隆四年那场逆谋案有关联，而再遭巨变。那么所谓曹家的“中兴”，就不能看作是江宁织造曹家的“中兴”，而曹雪芹那种贫困潦倒，病重无医，甚至死的时候“故交零落散如云”，身边似乎除了“泪迸荒天寡妇声”外，一个曹家亲戚都没有，只靠几位生前好友草草埋葬的情景，也只限于他本人，并不包括整个曹氏家族。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不得不考虑。
　　
　　（一）江宁织造被抄，这个世家已彻底败落，虽然“少留房屋人口，以资养瞻”，但对于曹雪芹这个遗腹子来说，毕竟生活已失去了保障，因属旗人包衣，每年仅靠一定养米维持。再则因曹兆页 是属曹寅堂弟（不是胞弟）曹荃的第四子隔房过继，血缘上与其侄雪芹已隔了几层。加之他继任织造后，在钱粮问题上似乎一直受其舅父李煦操控，甚至为他赔补亏空混收库银而“待罪”，后在清补亏空，处理家事财物中，也难免与继母李氏和寡嫂产生一些裂痕。而随着江宁织造被抄，他自己也遭革职查办险遭治罪，这前因后果亦难免使他情绪上产生抱怨。即使他后来又重新起用员外郎，毕竟只是个虚职，由于织造家业已不复存在，隔房过继的关系也早淡薄。所以有传闻说曹雪芹和他祖母，母亲在雍正六年六月迁回北京时，是住在后海大翔胡同，“酌量拨给”的曹寅旧宅里，其好友敦诚在《赠曹雪芹》诗中“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指的即是此处。而曹兆页 自然不可能再与他们孤儿寡母住在一起，却是另住在泡子河北，他生父曹荃的芷园内。此后，“各人自扫门前”似乎很少往来。
　　
　　（二）根据张宜泉在给曹雪芹的诗中说到：“羹调未羡美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连皇宫画苑的召请都曾被他拒绝了。由此可见那种“一醉 百眼斜”、“写出胸中块垒 时”的嶙峋傲骨性格。尽管落到，“饔餮有时不继”，但卖画却“非其人，虽重酬不与”，。这种如民间说“穷来莫傍亲，冷来莫烤灯”的孤傲性格，自然导致他宁可“卖画钱来付酒家”，也不愿低声下气乞求或接受亲友们的支助。特别迁住西山闭门著书时，如敦诚说的“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恐怕就是他后来落到那种“故交零落散如云”，“一病无医竟负君”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述对曹雪芹家世生平及社会关系的梳理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红楼梦》基本是一部以康熙，雍正时代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书中主要是通过贾府及四大家族的兴衰衰际遇，以及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映由康熙时的繁华之盛，到雍正那种因“汇追旧欠”、“凡系旧家大抵皆破”的社会现象。
　　
　　书中的人物及情节细节，既有作者本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也有社会现实的综合反映及艺术加工，并不是指对某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其中依托的家事素材，不独来自于江宁织造曹家，也有来源于苏州织造李家和其他封建世家。因而不能完全按照家事“自叙说”去研究、考证、索隐、探佚。
　　
　　
　　
　　14. 《红楼梦》的成书经过
　　
　　按前面的分析推论，曹雪芹离开江南迁住北京时已十三岁左右，关于他写作《红楼梦》的时间，我基本同意大致始于乾隆六年（1741），他二十七岁左右。因为甲戍本第一回正文“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条重要成书纪年已明白告诉我们：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不但已经写出了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不寻常”之作，而且到乾隆十九年，已有了“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本子。至于这条成书纪年在时间上是否可靠，我们可从保留在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请，缺中秋诗，俟雪芹”这条附记推测：所谓“对清”，应是指对写出的故事情节而言，“再评”，即指对“初评”，而对清的时间是在“甲戍抄阅再评”后的一年多两年；再按“已卯冬月定本”的时间，离“甲戍抄阅再评”也仅前后五年，而且是在“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基础上，以十回为册进行编修“定本”的。但令人困扰而长期以来引起争议不休的主要症结是：乾隆十九年脂砚斋据以“抄阅再评”的那个原稿本，是否仅前八十回？还是一部内容完整的事故？这不但涉及到现存传世八十回各种早期抄本，是否是在作者“十年辛苦”“五次增删”过程中传秒出来的，同时还涉及到整个成书研究及曹雪芹的著作权等，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为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一、现存传世前八十回并非
　　
　　作者“五次增删”中传抄出来的
　　正如段玉裁先生在《与诸同志论校书难》中所说：“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为阐明问题，这里有必要首先对那位“其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的裕瑞，在其《枣窗闲笔》中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作一番考辨，因在《红楼梦》的成书及版本研究中，一开始就被弄得扑朔迷离而起误导，甚至对曹雪芹著作权引起怀疑的，是正裕瑞的以下说法：
　　
　　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划一耳。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
　　
　　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尚未行文，时不待人矣。
　　
　　我们从有关资料了解到裕瑞系豫良亲王修龄的次子，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距曹雪芹死后八年，其生母姓富察氏，即承恩公富文之女。都统富清之侄女，并与曹寅妹夫富察氏傅鼐及其子富察昌龄系同族亲戚关系。裕瑞说与雪芹交好者的“前辈姻戚”，实际就是指《红楼梦》的最早读者明义或明琳，明兴、明瑞、明仁兄弟等人。因明义即都统富清之子，富文之侄，明义兄弟都属他母舅一辈，而明兴之女又是裕瑞的嫂子。明氏兄弟大概都与雪芹相识，尤其明琳与雪芹的关系甚密，因乾隆二十五年秋（1760），敦敏有一次去养石轩看望明琳时，隔院就听到雪芹的“高谈”声，他们已“一载余”不见面了。遂急相访，果然是雪芹不由“惊喜意外”。而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说到雪芹形象，吐谈“娓娓然令人不倦”，很可能就是来自明琳这个“前辈姻戚”。
　　
　　按照这些关系，裕瑞当时若对《红楼梦》的成书及作者问题，作一番认真调查了解，我们相信不难得出事实真相，但他的许多说法也只是按其前辈姻戚的意图在故作掩饰，或仅根据当时一些传闻来臆测而已，故其说法前后不一，矛盾重重：
　　
　　（一）他的上述说法，实际与程伟元在刻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序》中说的“此书作者相传不一，究不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云云如出一辙，不然其母舅明义在雪芹生前“见其抄本”时，明说是“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他怎么说是“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呢？倘若雪芹真是在他人旧稿基础上夹写润色而成，那么同在《枣窗闲笔》中又怎么说是“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洗已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如其书者”。这显然连他自己也不相信雪芹真是在以他人旧稿“夹写润色”“洗已块垒”了。
　　
　　（二）未必裕瑞当时真的见到或了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我们从现存八十回各种早期抄本看，除因年代远久或传抄过程中至使部分章节遗失、分散、残缺不全之外，而各本之间也只是一些回目未分，缺失未补，抄胥至误，批语误入正文，以及文字词语上的增减，取舍各有异同这类现象，至于整个前八十回的情节结构，内容排列，回目顺序及回目总数等都已经统一停当，各本之间在情节内容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愈出愈奇”的重大增删改动。而他所谓“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的，究竟是指哪些内容？“故今所藏诸稿未能划一”的，又是指哪些情节呢？比如第十三、十四回，明显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为病故《死封龙禁尉》的情节，已见于所有八十回各种早期抄本，如果这也是“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的，为何改写前的内容所有抄本都不见，也没有一本补回去？同时第五回那些涉及“淫丧”悬梁的图册，曲文与改后的内容如此不调，为何数次改写都不见将此重新另拟？
　　
　　（三）他一会儿说“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这等于说传抄出来的雪芹原稿是一至九十回，程伟元只续补了第九十一至百二十回，共三十回；一会儿又说“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尚未行文，时不待人矣”。这分明又等于说曹雪芹只写出了一至八十回书。按常识理解，一般长篇章回小说，应在整个故事从头至尾基本写定之后，才按其中情节内容“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哪有后四十回只是“甫立纲领，尚未行文”就“纂成”“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的道理。这诸家所藏整整八十回，及“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之数，又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确定的？
　　
　　（四）其实裕瑞“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云云，也是来自那条“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的批语，前面说过，此批指对那段书名演变过程中的“东鲁孔梅溪题目《风月宝鉴》”，既是雪芹为印证“五次增删”所题的五种书名之一，也是对其成书所设的迷障，对此最好的解释，是紧接它后面的另一条批语。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意为若是在他人旧稿基础上披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篇楔子又是谁撰？（指那段“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了去方是巨眼。
　　
　　其中所谓“作者之笔狡猾之甚”，“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万不可被作者瞒弊了去”，这三处提到的作者，如果不是指在“悼红轩中”经历“十年辛苦”披阅增删的曹雪芹，难道“开卷第一回也”那段“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的作者，真是另有其人吗？再说题曰《风月宝鉴》的内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有限，不过是书中情节的“点睛”而已，按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我们既不相信他在“十年辛苦”披阅增删之前，曾写过一本叫《风月宝鉴》之书，也不相信他真是以他人旧稿“洗已块垒”。不然这《风月宝鉴》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篇小说？是一些杂记、遗事，还是街头巷尾风月秽闻录？谁也弄不清楚。再则曹雪芹既不是“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洗已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如其书者”，而是经呕心沥血的“十年辛苦”披阅增删，已在他人旧稿上改写得面目全非，这也扯不到摇动他的著作权上去，不然照此推论，岂不把《水浒传》也说成是施耐庵在《宣和遗事》、《东都事略》或其他杂记史料基础上改写成书的了。
　　

　　15.
　　
　　二、曹雪芹的《红楼梦》
　　
　　原是一部内容完整的故事
　　《红楼梦》原著后几十回的破败悲剧过程，我们今天虽然已看不到了，但只要不墨守“书来成，芹为泪尽而逝”的先入之见，不被所谓“被借阅者迷失无稿”这类为避免索书，借阅之词“瞒弊”过去。那么就现存传世前八十回的文字内容，以及脂砚等人的大量批露，再结合一些早期读者留下的资料分析，不仅可证明曹雪芹在“十年辛苦”过程中，已基本从头至尾写出了整个故事。并对那些未流传下来的后几十回情节，是否仅一些“来不及改定的残稿”也不难作出合理的判断。
　　
　　（一）首先，在《红楼梦》研究中，关于开头五回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它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者们已作了大量论述，但作为探讨这部小说的整个成书情况，它的重要性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开头五回的文字内容之所以在全书的艺术结构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整个悲剧过程的缩影，而几乎所有人物事件乃至最后的遭遇结局，都在其中埋下了伏线，使我们看到这前五回，就有读完全书之感。这都是与整个故事情节细节从头到尾具体描写分不开的。例如：
　　
　　1、从“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云云，接着故事正文中那一僧一道与石头幻形入世前的对话，以及石归山下后与空空道人的长谈与和书名演变过程等，这些叙述可以说是作者在基本写出整个故事之后，总结出来的文字，特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保留在甲戍本卷前《凡例》末的那首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看来字字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些文字和成书感慨，可以说是已把作者的创作意图及那种呕心沥血的整个艰苦写作过程，都基本总结，概括，表达出来了。语气上没有一丝半点“书未成”的含意。如果说作者最后“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这部“满纸荒唐言”还仅是前八十回，那等于说他经历的“十年辛苦、“五次增删”，都反复只在这前八十回书中逗圈子，倘若书中说空空道人“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的，仅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半截故事，作者还没有写完那块幻形入世的石头“历尽离合悲欢炎世态”。就发出这种深刻的成书感慨，那除非他存心只想写出这八十回书，不然后几十回无论是否仅一些“初稿”，它的失传就无须我们再从时间上去纠缠什么“来不及改定”的问题了。
　　
　　2、作者在小说中共安排了四百多人，其中经过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也有数十个，而各种人物的典型性，又都是要通过互相间的性格活动来提炼塑造的。这里借用刘梦溪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所展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确实会给结构这部头绪纷繁的长篇小说带来巨大困难，不仅其中的情节安排，事件变换。需要经过缜密的艺术构思，就如何开头，接尾、收梢也是摆在作者面前的难题。因而我们试想，倘若作者没有事先按各种矛盾冲突及情节的发展轨迹，将那些典型人物的活动经历，乃至最后的遭遇结局、基本从头至尾写定，怎么可能在开头第五回中，就预先构思出那总括全书情节内容，以及各种人物一生经历和命运归宿的歌曲，判词，并在其中将互相间的一些微妙关系，都预示概括出来，刻画得那么精细入微，丝丝入扣。
　　
　　须知那些歌曲，判词并非一般写作提纲，它象是对各种人物的身世经历内容介绍一样，只能通过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人物性格活动及情节发展的具体描写之后，才以诗词的形式高度浓缩，艺术地概括出来，其中每一首歌曲，判词不仅只包括某一个人的命运遭际，并暗含着与其他相关人物的矛盾及思想情绪活动。正如一部电视连续剧，应在剧情包括场景，人物对话，矛盾冲突直至高潮结局都基本写好后，才有主题歌和进行排演。尽管曹雪芹“诗笔有奇气”如果没有首先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具体描写，也很难设想在开头第五回，就产生这些歌曲、判词而“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故依笔者浅见，第五回的歌曲、判词，应在整个事故内容基本写定之后才总结出来结构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