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非常道和平常道

名士的非常道和平常道

风雅“颂”
——文化名人的遗响余韵
柳已青

《曾经风雅》一书，是张昌华先生钩沉历史所写的文化名人合集，多为民国学者。风雅是他们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的人生底色。蒋梦麟、顾维钧、梅贻琦、刘文典、陈寅恪、王世杰、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傅斯年、罗家伦、叶公超等人，出生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正像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描写的那样，西风浩荡，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思想热潮进入中国，他们生于忧患，为苦难和动荡的中国寻求强国的道路，终其一生，上下求索。那一代人，或从政，或学术，都有文化人或儒雅或狂狷的本色。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风雅，已经不是纯粹的魏晋风流，尽管他们精神的骨架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蕴育的，但精神的成分有了西方的元素。尤其是经过了新文化运动，他们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经过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至今日，他们让人缅怀，我们追忆他们的风骨、风度和风流，是因为，他们留给后人巨大的精神资源。《曾经风雅》是缅怀和追忆，是景仰和颂扬，更是对其精神资源梳理与省察。

一个时代的精神总归在一代人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展现，读《曾经风雅》，会让人惊诧地发现，书中蕴藏的丰富细节，可以检索出名人雅士的非常道和平常道。显然，这些从历史的沉船中钩沉出来的东西，更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

我想，《曾经风雅》最让今人感怀的是风骨。日本军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中心，多次拉拢、威胁、恐吓蒋梦麟无效，最后请他到日军司令部“谈话”，蒋梦麟“有种”，单枪匹马闯日军司令部。刘文典拍案怒对蒋介石，大呼：“宁以义死，不苟幸生！”陈寅恪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提出众所周知的两个条件，条件不予满足，拒绝北上。梁漱溟拒绝批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风骨是泰山压顶，宁折不催；这风骨是民族大义，藐视权贵。

如果说名人雅士的风骨体现在这些独行特立的非常道中，他们的风度则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

抗战时期，王世杰在重庆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见米好吃多了，问怎么回事。夫人萧徳华说她把米加工了一次。他一脸严肃：“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糙米也来得不容易，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

1946年陈寅恪身体不好，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再上课。他不肯：“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吴宓为自己的诗集撰写广告词，刊登在《大公报》上：“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情感之变迁均具于诗中。”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西南联大岁月，他起草公函用废纸，封存学校配给他的汽车，辞退司机。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他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1943年，梅贻琦获悉老母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

他们这一代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儒雅谦和，彬彬有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修身齐家开始，诚可谓有君子风度。

《曾经风雅》写到的人物，除了学者，还有文人、科学家，其中有几对伉俪，像赵元任与杨步伟、周有光与张允和、袁家骝与吴健雄。他们风雨相携、相濡以沫走过了人生岁月，家事中折射出国事。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学者的婚姻生活，受到今人的关注，不仅仅是纯洁、浪漫令人温暖的情感，他们的私人话语和私人叙事，已经进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他们的婚姻是转型时期的标本——几千年的封建包办向自由恋爱的现代婚姻的过渡。

张昌华先生从事出版工作，和学者文人（后代）交游，收集到很多独家的史料，以温润之文笔，将他们的风流余韵，娓娓道来，冷静之中难掩岁月沧桑。在《徐志摩乱点鸳鸯谱》一文中披露，徐志摩和凌叔华、陆小曼同时通信，在上海新新旅馆接到两人的来信，本要拿凌叔华的信给父亲徐申如看，阴差阳错，徐父看到的却是陆小曼的信。当时，徐志摩离婚后，徐父看好凌叔华。大家都知道凌叔华是徐志摩的红颜知己，徐志摩曾交给凌叔华“八宝箱”，但不知道这一段隐情。徐志摩去世后，凌叔华在徐志摩墓碑题字“冷月葬诗魂”。

风骨。风度。风流。应是“曾经风雅”的“风雅”应有之义。风雅“颂”，是风骨风度风流的交响。书中写到的人物，留给我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曾经的风雅，已经被蒙上一层岁月的风霜，张昌华先生所做的是，将我们今天稀缺的、曾经有过的“风雅”擦亮，但愿世间永远流传。

《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 张昌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