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山源和《文坛管窥》
胡山源和《文坛管窥》
作者:阿滢
胡山源的名字稍有耳闻,只知道他是上海“孤岛”时期作家,至于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成就不甚了解。蒙陈梦熊先生寄赠《文坛管窥》一书,胡山源的形象在我脑海里鲜活起来。
胡山源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幼年父亲去世,伯父把他送进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后进入杭州之江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世界书局编译所工作,一天到晚校订字典和辞典,虽然不能把所看的都记牢,却增加了对英文的理解能力,以及将它利用适当的中文表达出来,使他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这个时期,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评传》《黑奴成功传》《杰作的人生》《早恋》等作品。同时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时报•余兴》《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小说、随笔等作品。
一九二三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文艺观上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提倡写实主义,创造社在《创造》上提倡新浪漫主义,两个文学社团为此打起笔仗。对文学社团之间的论争,胡山源不以为然,他与朋友成立了弥洒文学社,出版《弥洒》月刊,弥洒文学的宗旨是:只发表一时的灵感,不宣传文学上什么主义,只发表作品,不发表批评。
《弥洒》的创刊引起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大家的注意。鲁迅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了胡山源的小说《睡》,鲁迅先生在《导言》中写道:
“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是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
鲁迅先生还特别提到胡山源:“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
周作人说:“《弥洒》创刊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卷头声明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是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弥洒’所掌管的实在是学艺。”
胡山源说自己一生只干过三件事:教书,编辑,写文章。他从二十年代步入文坛,从小学代课教师到多座大学的教授,最后是从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退休。他先后主编过《弥洒》《申报•自由谈》和《红茶》月刊。
回归故里后,他每天除了散步就是写作,在续写长篇小说的同时外还写一些回忆随笔。他在《文坛管窥•自序》中写道:“我认识交往过各种各样的文人,我想就我所知,为他们存一个照,留下个纪念,虽然一鳞半爪,合起来也许能从中约略窥见时代的影子。于是有空而有兴时,便写上一些,久而久之,居然成帙。我总其名称为《文坛管窥》。”
《文坛管窥》记述了与他一生中相识交往过的叶圣陶、赵景深、阿英、施蛰存、郁达夫、茅盾、郑振铎、徐志摩、邵洵美、张闻天、陈伯吹、周瘦鹃、沈从文、曹聚仁、俞平伯、林语堂等几百位文人。有的篇幅洋洋洒洒数千言,有些只是撷取了一个小的片段,行文没有任何忌讳,胡山源说:“凡是‘褒’的,我非有意阿谀奉承,凡是‘贬’的,也不是我有意曲解附会,故入人罪。”
胡山源与赵景深交往颇深,胡山源创办《弥洒》月刊时,赵景深曾投过一篇稿子,后因月刊停办,未能刊出,这是他们的初次交往。赵景深藏书多,胡山源经常到赵家借书,胡山源在写《明季义民别传》时,听说阿英有一部《明遗民传》,当时,胡山源与阿英不认识,便请赵景深介绍去借了过来。赵景深是昆曲专家,而胡山源夫妇也是昆曲迷,他们还一起组织成立了“昆曲研习社”。
胡山源认识的文人多,但却不善应酬,一次他去拜访徐志摩,见了面就滔滔地讲了许多话,表示了对徐志摩的敬仰,到了后来却不知讲什么好了,便沉默了下来。徐志摩对他说:“此后不妨时常见见,我自己有车子,不论何处都可以到。”可胡山源一次也没邀请过他。两年后,胡山源请徐志摩把他的短篇小说集《虹》介绍给中华书局,徐志摩正在为该局主编《新文艺丛书》,徐志摩给他办到了,此后再也没有往来。
胡山源向《新月》杂志投了一篇短篇小说《唱随》,小说发表后,收到了十几元的稿费,胡山源和《新月》主持人之一邵洵美都属于唯美派作家,收到稿费后,便想请邵洵美吃饭,并请了一个同事作陪,但他不懂请客吃饭之事,客人到了有些意外,房间里只有冷冷清清地三个人,也没有点菜,邵洵美很快谅解了不善交际的胡山源,态度也就随便了。
除了与文人们正常的文字交往外,胡山源从不主动地攀附名人。有人见了鲁迅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就对胡山源说:“不妨和他往来往来,最好去见见他,或者与他通通信。”胡山源说:“他作他的评论,我写我的创作,各行其事就是,没有与他往来的必要。”胡山源发表在一九八○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杂志上的《弥洒社的经过》一文中提到这事时,解释说:“我这话,不免有特立独行,崖岸自高的嫌疑。其实我生平最怕出去找人,借此藏我不会应付人之拙,并不是无视鲁迅。”就这样胡山源始终没有与鲁迅有过直接的往来,这是非常遗憾的。
胡山源和阿英曾打过一次笔仗,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胡山源在世界书局工作,他见《大晚报》副刊上,登载着阿英的旧体七言绝句诗,在平仄押韵上有些不妥,就写了一篇评论,投到了该报,意思说:新文学家最好不发表旧体诗,因为如果旧体诗做得好,旧文学家一定要说,到底旧文学的价值比新文学高,所以连新文学家也写起旧体诗来了,这将妨碍新文学的进步。如果旧体诗做得不好,旧文学家一定又要说,毕竟旧文学的程度高,新文学家要学也学不像,这更损害了新文学的发展。这篇文章《大晚报》登出后,阿英写了反驳文章,胡山源再写一篇,被副刊编辑退了回来,并附信说,这种辩论,还是不要发展下去吧。
在写到郁达夫时,胡山源记录了一段趣事。郁达夫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前去教书,到校之后,并不引起师生的注意,他觉得沉闷乏味。有个男学生,是校中出名的美少年,有许多人都想亲近他。有一天,大家午睡的时候,郁达夫将他的破皮鞋,放在那学生床下的漂亮皮鞋一处,帐门下看,那学生睡在床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郁达夫的破皮鞋大家都认识,这一来,轰动了全校,都议论纷纷地说:郁和这个同学睡了!此后,郁达夫所到之处,都有人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郁达夫大为高兴,对朋友说:成功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这种轶事在郁达夫的研究文章里看不到的。
胡山源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间隙里,于一九七三年开始撰写《文坛管窥》,到一九八五年封笔,凡十二年,记下了他一生相识的几百个文人,并自拟了一个副题“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文坛管窥》手稿共六卷,计四十余万字,写在正方形纸上,用手稔纸线装订。每卷都贴上不少附条,是他随时发现了某人的新材料后再写的补充文字。
一九八六年胡山源把手稿交给南京大学杨郁保管整理,杨郁又找了几位助手抄写、整理、校正了这部书稿,并经胡山源同意删去了一些不是文人或内容单薄的条目。本来有家出版社答应出版,但中途变卦。直到二○○○年九月才由陈梦熊和傅璧园先生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出版了这部作品。
胡山源于一九八八年元旦去世,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著译计有一千余万字,如此丰硕成果,在中国新文学作家队伍中也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