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出版史：毛泽东对全国八个样板戏不满

《李自成》出版史：毛泽东对全国八个样板戏不满
这样的信一旦写出去，能到达收信人手里，问题就可能获得彻底解决；万一落到江青、姚文元手里，那可就是灭顶之灾！姚雪垠一夜无眠。　
姚雪垠，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被划为“右派”后，在逆境中锲而不舍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大胆写信给毛泽东，从而使他成为55万右派中，能得到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1958年8月，姚雪垠同中南作协的十几名右派分子一起，下放到武汉郊区的农场劳动改造。每天晚上，姚雪垠钻进用芦席和竹竿搭起的工棚里，左手持手电筒，右手秉笔，趴在铺上写“日记”。他的“日记”除了日常生活和劳动的记录之外，大量的是关于《李自成》的人物、情节的构思。
他的秘密被发现了。那位监督他们的排长把他的日记本要去翻检一通，随即便召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姚雪垠这个顶着花岗岩脑袋的老右派，每天写日记，原来以为他是在反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谁知他却是在思考如何写他的书！到现在他还幻想着有朝一日，用他的作品同党较量！”姚雪垠被罚去做重体力劳动———先是挑砖，又去挑塘泥。
在一次批斗会后，他终于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路旁。两个膝盖肿得就像两只大馒头，却因祸而得福——姚雪垠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了。
每天，当人们出工之后，工棚里只剩姚雪垠一人。他躺在地铺上，开始纵情驰骋起他的艺术思维。古往今来，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
在艰难的环境中，姚雪垠锲而不舍地进行着创作。1961年夏秋之交，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书稿的修改工作。消息传到北京，他很快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来信。信中说如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作协可以设法相助。姚雪垠非常感动，立刻给作协回信，说明《李自成》第一卷已经脱稿，希望能请一两位明史专家帮助看一看。作协回信表示同意。
寄给作协办公室的书稿刚刚付邮，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读物编辑室编辑邵益文便登门造访，面谈后才知姚雪垠写的是历史小说而非通俗历史学术论著。邵益文向室主任成石中作了汇报，成石中当即找到文学编辑室编辑江晓天，问他有没有兴趣。江晓天才从河北省唐县农村下放劳动回城不久，疲劳尚未消除，就同姚雪垠取得了联系。
几经周折，最终江晓天争取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书稿。从此，在长达15年的倾心合作中，写下了中国新文学出版史上一段编辑与作家的友谊佳话。
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心灵碰撞
1962年国庆节，姚雪垠抵达北京，由江晓天陪同拜访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吴晗一把捉住姚雪垠的手使劲摇着，“了不起呀，姚雪垠同志，你的《李自成》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而最让姚雪垠感动的是，吴晗读的不过是第一卷未定稿，其中许多地方还失之粗糙——而这，就竟然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
由此谈到《三国演义》中的许多细节，两人的观点常常不谋而合。江晓天感慨说没想到历史学家对《三国演义》如此熟悉，吴晗放声大笑：“不只是《三国演义》呀，《七侠五义》、《包公奇案》、《野叟曝言》……我都熟悉。我在小学时就喜欢读小说。”
中午11点半，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吴晗作东宴请姚雪垠，江晓天作陪。
觥筹交错中，话题转到了《李自成》的现存问题上。吴晗告诫姚雪垠：写明朝人物的对话时，可以有对满洲人的侮辱、蔑视的词语，但作家的叙述语言里，就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甚至称“清朝”为“满清”都不行，要避免流露大汉族主义思想。
吴晗又提醒姚雪垠：“不能让古人说现代话，利用古人的姓名抒发现代人的感情，要不得。”
姚雪垠答应“一定注意”，“决不让古人说现代话，尤其不能使前人说后人的名言，像东汉的蔡文姬，竟可以说出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吴晗抿嘴一乐，“要说郭老是文学家，是‘五四’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五体投地；说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不敢苟同！”他指的是郭老的历史剧《蔡文姬》出现了范仲淹的话。
姚雪垠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幸而吴晗转移了话题，他说《李自成》写得与《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一样的部头就可以了，五卷太长，建议姚雪垠放弃这个计划。
姚雪垠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我要写……12世纪，英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我们却已经有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们还应该有那么一批作品，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和悠久体现出来。也许我做不到，但我愿意为后人铺路。”
吴晗之所以建议只写五卷，“只是担心写得过长会犯其他长篇的通病，越写越松。还没有哪一部长篇跨过去这道难关。《水浒传》的七十回本比百二回本好得多；《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死就立刻失去了光彩；《红楼梦》的续四十回，刚开始还可以，越往后就越差了。”
姚雪垠仍处于亢奋中。他说，“一部小说写多长，应该由它的内容来决定。外国人没有达到的，不等于我们中国人达不到；古人没有做到的，不等于我们今天做不到。”
吴晗情绪激动，他站起来，端酒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我为你壮行———干杯！”
老作家舍“命”告御状
“文革”后期，北京红墙内的斗争空前激烈。文艺界的形势——特别是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使姚雪垠大受鼓舞。他给江晓天写信，询问中青社何时复业。江晓天便找一个出差机会去南方，返程路过武汉时去看望他。两个好朋友关起门来，说了许多悄悄话。
回到北京，有好朋友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文化部是一个大行帮，百花齐放没有了……”———“小道消息”说这是毛主席在批评文化部，老人家对“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很不满。江晓天兴奋起来，他立刻提笔给姚雪垠写信：
最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可以给主席写封信，报告《李》稿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所传主席对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自成》一书是关心的。你已近高龄了，虽然健康状况较好，但要完成五卷，还是抓紧时间为好……
江晓天的建议显然为姚雪垠打开了一条思路，但这样的信一旦写出去，能到达收信人手里，问题就可能获得彻底解决；万一落到江青、姚文元手里，那可就是灭顶之灾！姚雪垠一夜无眠。次日凌晨，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给江晓天，表示他将慎重考虑江晓天的建议；第二封信给茅盾先生，就《李自成》第二卷出版遇到的难题和中青社的复业谈了自己的看法。
御状可以告，但需要一个绝对可信又有能力传递的人来传递，终于，姚雪垠想起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宋一平，原是中共武汉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对姚雪垠的创作一直非常关心。他于1965年调到北京，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不多几次接触，姚雪垠便认定他是极富人情味的领导，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武汉关的钟声远远传来，报告着1975年10月8日的黎明。姚雪垠披衣坐起，一气呵成两封信。一封给宋一平，一封给毛泽东主席，两封信装在了一个信套中，为慎重起见，姚雪垠希望给毛泽东的信能先经宋一平审读。很快，宋一平回信了，建议姚雪垠在信中具体提出请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他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主席手中。
姚雪垠喜出望外。他特意找到能写一手漂亮毛笔字的朋友龚啸岚，把致毛泽东的信稿交给他，请其代为抄在上好的宣纸信笺上。信中写道：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解放后，我在您的思想教育下，立志以李自成为主人公，写一部反映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李自成》。《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呈一部，表示对主席的无限敬爱，也表示是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开始做出的一点成果。1966年夏天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多次感动得热泪奔涌，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改造思想，力求将这部书完成得较好，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
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同志虽然表示愿意将《李自成》继续出完，但该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全国读者都需要读文学作品，也渴盼《李自成》第一卷早日重印，以下各卷能快点出版……请求您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

“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
北京。江晓天已办完去《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调动手续。11月7日上午11时半左右，他接到了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丁盘石的电话，告诉他：“刚才，王冶秋同志在五省区煤矿掘进队长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到有位写历史小说的老作家给毛主席写信，主席指示‘给他提供方便条件，让他写完’，估计这位老作家是指姚雪垠。”丁盘石知道江晓天与姚雪垠的关系，所以一听到消息，立刻跑出会场向江晓天通报。
江晓天恍然大悟那位人文社编辑“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了。他想他已调出中青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经不住王维玲一再坚持，最后还是给姚雪垠写了一封恳切的短信：
雪垠同志：刚刚听说主席批示已下来了，只从传说中听到两句：让你写完，给你提供方便条件。更多的不知道。中青要复业，他们说，二部稿马上可以发排。务望你不要把稿子给任何人拿走，中青可能马上派人去取……
下午3点多，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姚雪垠洋溢着无法阻遏的激动，他要求江晓天立刻到武汉去一趟。而出版社方面也认定由江晓天去找姚雪垠是上上策。
11月9日中午11点，江晓天乘坐的飞机在武汉降落。出口处，姚雪垠和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吕西凡正笑眯眯等待着。江晓天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来？吕西凡问他在飞机上可曾见到韦君宜？江晓天才明白他们是来接韦君宜的，是来谈《李自成》出版问题，原定乘坐这架飞机，却不知因何未能如约成行。
江晓天颇感为难———韦君宜是带着中央指示来取《李自成》书稿的，江晓天既不能代表中青社将《李自成》让出去，也没有理由咬住不放。思来想去，拿到书稿的出路只有一条：由作者出面说话。姚雪垠虽然在给毛主席信中表明可以“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的态度，但那是在中青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如果中青社复业了，他当然愿意同中青社继续合作。江晓天坦诚地向姚雪垠谈了“借毛主席批示的力量，推动中国青年出版社赶快复业”的构想。
10日上午，姚雪垠随吕西凡等去火车站接韦君宜，午饭时分回到家中，说已经同韦君宜谈过了，局面有点僵。说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丁力希望江晓天能直接与韦君宜面谈一次。
吃过晚饭，江晓天找到丁力家，详细说明了他不便与韦君宜见面的原因，同时建议：《李自成》的出版问题涉及中央两家出版社，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难题推给北京，由两家出版社领导和出版总局一起协商解决。丁力赞同这个建议，答应向辛甫汇报。
10日傍晚，姚雪垠告诉他，韦君宜下午来过了，很焦急，开门见山就说这是国家出版局交待的任务，希望姚雪垠予以支持。姚雪垠非常理解，但坚持要考虑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关系。韦君宜则咬住一条不松口：“中青社还没有复业，怎么能谈出版！”
江晓天心急火燎，晚饭都没吃，就去了火车站。火车18点开，12日下午3点多到北京，王维玲接站。两个人马不停蹄赶到团中央，向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王道义作了汇报。王道义让中青社赶快写份申请复业的报告，由他们上报党中央。15日，申请报告一早送给王道义，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由中青社出版，二卷稿中青社也已看过。作者本人也愿意继续与中青社合作。基于这些原因，中青社申请复业，以承担《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任务。
25日下午4时半，团“十大”筹备组打电话告之“中央已批准，于一小时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据江晓天回忆，“报告是姚文元先批的，张春桥批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还有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
中青社立即拍发电报向姚雪垠通报消息。姚雪垠立刻到旅馆面见韦君宜，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达深切的谢意和歉意。
为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复业比共青团中央正式恢复活动整整早了三年。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姚雪垠一部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盖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