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乱了我的家庭作业——《大风歌》赏析

风吹乱了我的家庭作业——《大风歌》赏析


作者：豆蔻梦乡 提交日期：2007-3-6 22:43:00

　　当您要求我写一篇关于《大风歌》的赏析时，我立即觉得非常困难，完全超出了我的水平限度。它的篇幅非常短，而且是刘邦一生唯一流传的作品，它没有可供比较的外部同类。它的作者不是职业诗人——这并非贬义，只是说它的作者可能并没有以（狭义的）诗来思世界的思维习惯——这一次的创作可能完全出于偶然，缺乏职业诗人创作的“内在理路”。
　　这就是根据我本人的认识水平而发现的我的主要困境。我肯定还有其他的困难，然而上帝仁慈，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尽管这首短小的诗带给了我如许困难，但要解决这些困难，似乎除了回到这首诗本身，也别无他法。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当我说“它没有可供比较的外部同类”时，我已经意识到这句话可能存在的破绽。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大风起兮云飞扬”指的是秦帝国的废墟上动荡的各股社会力量——一个乱世的集合表述。在这个乱世里，在刘邦最终脱颖而出之前，还有一个名叫项羽的英雄与他长期对峙。巧的是，项羽一生也有唯一流传的一首诗——《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在我翻阅《史记.汉高祖本纪》时，看到当天下大定，定都洛阳之后，刘邦问群臣为何他在与项羽的角逐中胜出，高起和王陵的回答让我有些惊奇，也不由得陷入沉思。他们说：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这段话使人惊奇的是，头一句和后面的话形成了一种对比，但这种对比使我脑海中固有的某些概念破碎了。它迫使我必须摆脱习惯的成见去重新思考一些词，比如“仁”。
　　在阅读《论语》时，可以发现“仁”的内涵与结构是非常丰富的，“仁”可能是华夏民族（或者受到汉文化熏陶的所有民族的集合）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德性标志之一。我受到麦金泰尔的《伦理学简史》的影响，赞同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将伦理和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时代分离开研究。所以，“仁”的提出以及孔子思想诞生的土壤（历史、时代、社会、人文）都应当被纳入我们的思考。然而我目前无能为力。我希望自己在未来的阅读中逐步完善这个能力。
　　于是，我不能准确得知高起王陵等人对于项羽“仁而爱人”的判断，基于什么标准。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回答中得出“仁”不与“利”相连，而“仁”也不见得一定与“妒贤嫉能”相抵触。而后者，不正是我惊奇的理由吗？
　　有的人认为，刘邦是一个私人品德很糟糕的人，但他却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项羽刚好相反。我不这样认为。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们二人的私人品德都乏善可陈，无须刻意分出高低。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德性，刘邦一定比项羽卓越吗？
　　与《大风歌》完全不同，在《垓下歌》里，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自始至终关注的始终是他的“成人”，他在强调他本身的德性的圆满，作为一个英雄，一个贵族，他履行了他的职责，骁勇而无畏，他从小就追求个人的德性的完善（他需要在最大限度上彰显他的德性，所以他学习兵法，是为了“敌”万人，而不是统驭万人，他的德性就是目的本身，并不是获利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马是伴侣，红颜是犒赏，他非常热爱他们的本质，但是他们与他并不是平等的，互补的，也不是并肩作战的友朋。项羽始终是一个人，当然，是一个大写的人。
　　他提到了“时不利”，但是我认为，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时不利”的真正含义。这个“时”，既不是他被围困垓下四面楚歌的时刻，也不仅仅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秦朝土崩瓦解群雄逐鹿之时；这个“时”是战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兼并战争所不断呼唤的“中央集权帝国文明”现象的出现的历史进程。而项羽，尽管他亲历秦帝国的兴衰，但是他并不懂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规定着历史发展的模式。应该说，项羽是一个对历史不敏感的人，他之羡慕秦始皇（这与他的“妒嫉”是一致的，是对德性完满的一种无止尽的追求），只是因为后者作为个人在更大程度上彪炳了自己的功勋与荣誉——德性，他看不到秦始皇现象对于历史的意义。他的心依旧活在战国时代，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他的德性与那时的伦理要求相符，所以现实对他而言，是“时不利”的。
　　这样看来，直到汉朝建立，在普通人心目中，伦理的标准还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包括刘邦本人也一样，因为他是认同高起王陵的评价的。他承认自己德性的缺失。但是他接下去又说了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在举例之后，他总结说：
　　“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在这里，可以注意到，“用人”而不是“成人”，是刘邦关注的焦点。这个思路贯穿了他政治军事生涯的全部，在《大风歌》里也同样表现得很清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猛士，自然是强调了人的作为工具的价值；守四方，则是这番价值的用途。我们还记得项羽在鸿门宴上，是如何热情洋溢地称许樊哙的：壮士。壮士与猛士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指向自身，而后者则指向身外。项羽要么将人当作我，要么将人不当作人；而刘邦把人当作了为我所用的人。这就是他既可以在创建汉朝时用人而取天下，也可以在创立之后一个一个消灭“猛士”。
　　《大风歌》正是在当年的猛士一个一个叛乱，一个一个消亡之时有感而发的。刘邦并不是在惋惜具体的人，他的慨叹是针对帝国的需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是刘邦，而不是项羽，真正具备了帝国意识。尽管在对秦始皇的态度上，他当年可能还不及项羽深刻（可能令他醉心的，只是皇帝仪仗的豪华与气派——当然，这也算是中央集权的一个较为肤浅的标志吧。），但是在多年之后，他对于历史有着明确的认识，虽然汉朝取代了秦王朝，但是秦开创的新的中央集权帝国政治，毕竟要加以保留，双轨制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汉承秦制的最终确立（汉武帝的推恩令）就是这个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而开端就在刘邦不遗余力地铲除叛乱的功臣，收回封地赐予皇子。相对于武将诸侯，皇子对中央集权——“威加海内”的刘邦本人就是全权代表——的威胁要小得多。而刘邦的所作所为，也几乎规定了后代的大一统帝国的开国君主与功臣的命运范本。然而，追究为何这个帝国模式在中国出现，并一次又一次被重复，以及在此过程中华夏民族的伦理内涵的衍变同样也是我目前完全不可企及的。
　　
　　当我再三吟哦这首短小的诗时，我发现它的三句话所展示的图像结构恰如闷制红茶用的沙漏计时器：两端呈倒圆锥状，中间是细细的腰身。
　　诗里，两头是无限的，而全赖中间维系三者的关系。这三者，就是天——人——地。人是交通天地的枢纽，皇帝既是天子，又是社稷，是人中的人。这个结构很好地协调了有限（人和故乡）与无限（历史时间和现实疆土）的矛盾，使得开放的向不同方向扩张的两端被拴在了一起，并且保持着贯通的气韵——有一种极高明道中庸的美感——衣锦还乡并且与民同乐的人依旧不能摆脱历史与霸业的纠缠，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得着安慰；然而这安慰也不能使人不产生一种个人面对时间和现实的无力渺小，不在整个宇宙中感到苍茫，可是这一刻还是有着朦胧的温馨与自觉的骄傲的。
　　然而，正如我们下一次喝茶时，总是将计时器掉一个个儿使用一样，这首诗也揭示了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现象。汉高祖偶然有感而发的三句话居然惊人地预见了此后两千多年里中国政治模式的三部曲结构，还是这本身就是一个诅咒？仿佛天将生命力通过人灌注到大地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繁荣，大地混乱不堪，生命力不断流失，消耗殆尽之后，上天重赐甘霖……周而复始？
　　
　　这阵风太大，虽然短促，但还是把我的方向感吹散了。我实在不知道从何落笔，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或者说，这首诗里包含着的东西一直到现在同我们还没有产生可供理性反思的距离？我已经尽力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