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如果历史的演进，多半能用轮回来验证。那么仔细看来好像人类总是在不同舞台上演绎相同或者相似的剧目。先人对此是否真的不以为然，这里无从考证。但至少还有一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聊可告慰。然而似乎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此的理解或者领悟，恐怕还是违背了先哲当年脱口而出的本意。不用说“乐不思蜀”的刘后主，亦不必说“难得糊涂”的晋惠帝，单是“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或者“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这样的景致就一直未能在史书中罢笔。如果说：“商女犹不知亡国恨，骚客偏能赋怀古词”不能算作历史的必然。那么为何君王就偏偏跳不出历史的窠臼，而让后人一遍遍的来感慨这种轮回。
　　
　　
　　
　　几度轮回，沧海桑田，浮生若梦，往事又能知多少？此时的君王未必耽于春花秋月。然而在铁骑金戈之下，却也只能束手就擒。如果说身与国破、化为玉碎是何等的残酷，那么命陷囹圄、以泪洗梦又是多么的残忍。莫非真的是应了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可能托生帝胄的李重光命里注定就是一个匆匆过客，那么他的“一晌贪欢”在今看来倒也不必厚非。只是奈何林花谢去春红，并不等待斯人的留恋。作为一个“好声色，不恤政事”的国君，李煜是失败的，但正是亡国成就了他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强烈的故国之思，把他过去流于艳科的伶工游戏之词，转化为蕴籍家国的士大夫血泪之章！入骨的哀伤在“春花秋月”这些最容易勾起人们美好记忆的意象中引出亡国之君胸中的万千愁绪。年年春花开，岁岁秋月圆，为何只能让他触景伤情。往事又可知多少？当时的美好生活，一切都已化为虚无。自然界的春天去了又来，为什么人生的春天却一去不复返呢？暗自凭栏，无限江山，往事已矣，今朝怎堪？只有独栖小楼，唯在寂夜长开眼！雕阑玉砌今犹在，却不能重提金缕鞋。耳边只有潺潺雨，眼前唯见月孤残。人生之极喜、极悲，都在这一瞬慢慢出现。其悔？其恨？其忧？其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能否带走这些悔恨忧愁？恐怕这流水落花消不去什么记忆，只能幻化出更大的苦悲。在这苦悲中合上书页，却不能忘怀字里行间的血泪。这苦悲是对过去与未来的探究，是对天上和人间的疑问！
　　
　　
　　
　　一如屈原问天那样悲惨，这探求与疑问的答案必定是茫然的空白与无奈。“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曾经只羡“一壶酒，一竿身，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梦想，在珠围翠绕，烹金馔玉里、在大厦将倾、山河不保中，飘逝到了何方？有人说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他们不过是封建统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完全听凭统治者意志的遣使，封建的纲常伦规、等级权威早已将人的自我主体性及创造活力挤压殆尽，人面对社会、自然甚至自我显得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在这严密的夹缝中可能或许还存有一点兼济天下，功成身退的自觉。然而更多的却是在不能实现自己的改造社会的理想时，去幻想着依旧保持自己内心的纯洁和理想的高尚。可是现实中战争的血腥残酷，官场的尔虞我诈则一次又一次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击碎了文人们追求的那种社会责任感，于是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山野的宁静乃至孤寂的文化。李煜作为才情盎然的词人，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这种文人人格的普遍性，但同时他又身为江南国主，一朝天子，所以他不能够，也不可能将自己的人生实践场所进行转变，即从社会的舞台，转向自然和自我——达到人格精神的重建或自建，进而去追求一种“隐逸人格精神”的塑造。也许这就是李煜与陈后主、宋徽宗等等具有文人气质的君王们面临的思想困境。如果说王维，柳永之流可以用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浪迹江湖的方式来追求精神自由。那么轮回的宿命就注定生活在重重宫闱的君王们除去纵情声色，便只剩下漫长时间的煎熬与无尽人生愁思考验的苦痛。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用苦痛结成的语句，千百年来又怎能让人忘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水喻愁，看似叙写别愁，其间却能言含外物；看似尽抒亡国，其间或是饱藏悲悯。悲悯古今多少不如意之事，悲悯古今多少不如意之人!读此词，能共鸣哀伤者，其心必有创痛。前可有古人，后或有来者。能成遗恨，亦为可怜。春花秋月今不在，大江东去浪未休！唯愿这阕《虞美人》能为再后来者之慰籍，使之心无恐怖，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了却芜杂尘中之一切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