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1)

《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

书与文明（代序言）

作者： 贺立华　汤顺文
　　
    书，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阶梯；书，滋养和凝聚了华夏民族；书，贯穿起中国悠远的历史；书，是广袤的黄土地上长存不息的文明的火种；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和灵魂史。尽管野蛮的战火不断焚烧着书，尽管无知和愚昧不断摧残着书，劫后余生，中华民族仍然保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籍。大浪淘沙，披沙沥金，在中华文明史的链条上，有33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本书所介绍的33部典籍。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文明；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大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思想的书。它广泛地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艺、史学、教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儒学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由《论语》可以看出，孔子极为重视人、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后人又称孔子儒学为“人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礼”，所以又被称为“礼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心性修养，所以又被称为“心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政治，所以又被称为“治国平天下之学”。可以归纳为“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内圣”即个人修养，人人都可通过个人修养而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贤者：“外王”即经世，人人都可通过经世奋斗，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理想。前者是修身齐家，内化为修己之道；后者是治国平天下，外化为治人之政。所以历史上总是把孔子儒学归之为修齐治平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由是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良心。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本是学问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从西汉起，政权力量与孔子儒学“联姻”，“儒术”被抬到了“独尊”的地位。从此孔子儒学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精神支柱；从此，也形成了漫长庞大的儒学流派。

　　《尚书》是儒学的经典，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经孔子之手编选而成的。

　　从时间顺序上讲，它是记录中国史实最早的书。它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君臣的谋略、君主的命令、文告、训诫等等。它是上古祖先踏出的最早的文明足音。《尚书》被称为《书经》，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也是贵族子弟和士大夫必须遵循的“大经********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奏章等，都受到《尚书》的很大影响。《尚书》成了历代散文创作的鼻祖。

　　《左传》是对《尚书》继承发展最出色的一部儒家经典之作。它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记录了春秋时期的风雨沧桑，更可贵的是《左传》表现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将民看作“神之主”，得出了“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左传》不仅在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在史学、文学诸方面都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汉代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文亦史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左传》相连接，而且体裁、写作上也以《左传》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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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同样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并非独尊孔子。

　　他同时也接受了先秦诸子的影响，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司马迁忍辱负重数十年，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巨著。它对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记》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建立起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它称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纪年。这样，以天子为中心，从精神上统一了全中国。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他敢于直笔写史。他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中，足见其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史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社会良知、为人为文影响深远，从唐代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起，历代为文无不以《史记》为法。《史记》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和优美的文学著作的巧妙结合。所以，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最高成就，那么晚于《史记》一千多年的《资治通鉴》则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与《史记》作者司马迁目光的关注点不同。深谙儒学的司马光把目光集中在“人君”身上。他认为，一国之兴衰，全系一国之君。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供君王阅读，供君王“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利更好地治理国家。司马光完备地总结了在人治的社会里为君治国之道。难怪宋神宗要为此书赐名并作序。它成了历代帝王的必读之书。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毛泽东主席就曾建议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读《资治通鉴》。这部书陪伴了毛泽东主席一生，他先后读了17遍，许多破损的书页，他都用透明胶贴住。

　　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滚动了几千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向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挑战的书，那就是启蒙思想名著《明夷待访录》。作者黄宗羲取古文化名著《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明夷”为书名，有自况殷末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的意思。《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指出“君”是“天下之大害者”，反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主张“以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用托古改制的手法，激烈地反对封建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明夷待访录》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在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遭到了清王朝和卫道者的敌视和攻击。

　　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衰微，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域外，探求新的富国强兵之道。近代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之道，使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近代大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受到儒家“大同”思想的启迪，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大同书》中的“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的美好社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从内容实质上看，《大同书》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去否定封建专制、封建宗法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开启了近代国人的心智。

　　经几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探索，经几代思想家的理论铺垫，至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筑起了一个更高的文明台阶。自幼向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孙中山不仅有理论著述，而且有革命的实践。经多次武装起义，经多次失败挫折，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国方略》正是对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它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指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和发展战略。这是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巨著。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继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巨著《新民主主义论》亮煌煌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它从根本上推进了历史的进程，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而且在发表十年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显然也受到了儒学“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影响，这种原始积极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那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变成了科学，变成了革命的社会实践。自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始，2000多年来“政儒合一”的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才算真正解体；儒学，作为一种国家学说、政治文化学说，才算真正恢复了它的学术面目。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中的一家，并与墨、道、法、兵等诸家不断“争鸣”。中国文化可谓源头多、流派多、思想多。它们相互争鸣又相互补充，常常交叉合流，可以说是百川汇海，共同融汇、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诸如：《老子》、《庄子》之道，高深莫测，虚无飘渺；《周易》之术，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墨子》发出人道和平科学技术的先声；《孙子》论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管子》真经实论成就霸主伟业；《黄帝内经》阴阳五行揭示生命之谜；《坛经》破戒规直心见性创立新禅宗。

　　中国文学是中国大文化中自由的精灵。诗歌当然是最自由也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其他文学门类一步一步逐渐从文史哲“合一”的形态中剥离出来，同诗歌一起，组成了庞大的中国文学的家族。文学虽然表现出自由的品格，但它始终没有摆脱“载道”的特性，几乎无不受到或儒或道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它在形象地表述着社会和历史，展示着华夏子孙的心路历程；它在顽强地传递着人生要义，表现着人缓慢的觉醒。

　　我们的祖先最早自由放歌的总集是《诗经》。《诗经》之后，南方楚地又兴起一种新诗体楚辞。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为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风”和“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唐诗、宋词及历代诗歌形式，无不受到“风”“骚”的影响。《离骚》和《山海经》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许多充满神奇想象的文学作品，尤其《山海经》成了中国千奇百怪神话传说的渊薮。

　　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中，诗词和散文（即前文所述百家之文）被视为文学正宗，而诞生在民间的小说、戏曲被视为邪宗，不被重视。虽为邪宗，但它同样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在平民百姓中间传唱不衰，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景象。到了元、明、清时代，小说、戏曲才得以大发展。

　　元明之际的杰出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目睹了元末农民的起义，扩大了视野，于是在三国、水浒故事广泛流传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祖。它成功地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全书回荡着一股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之气。书中所张扬的忠孝节义思想在民间影响深远，“义气”往往成为人们团结战斗的力量。《水浒传》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描写官逼民反、轰轰烈烈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巨制。《水浒传》的结局是义旗倒英雄泪血染水泊，悲壮地传递出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水浒英雄活在人们的心中，水浒故事世代相传，“替天行道”的义举，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民俗文化与平民心态。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是《西游记》。吴承恩创作之前，西游故事已在民间流传酝酿了七百多年。《西游记》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方神奇幻想的新天地。栩栩如生的各色神魔形象，动物的特性、社会化的人性、超自然的神性浑然为一体，给中国文学人物谱系里增添了新的形象。《西游记》为中国人洞开了一个诱人奇思遐想、美丽绚烂而又妙趣横生的艺术世界，为中国凝重的文化注入了乐观幽默的战斗精神。《西游记》之后，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这位隐姓埋名的山东文人写尽了风情万种，写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最大的书。不管怎么说，《金瓶梅》为后来《红楼梦》的诞生铺垫了一块小小的台阶。“三言二拍”的出现使形形色色市井众生跃然纸上，首次展示出中国短篇小说的大观景象。“三言二拍”和《金瓶梅》等共同组成了我国第一次市民文学的浪潮。

　　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至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树立了一块辉煌的纪念碑。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上下下林林总总全部浓缩进大观园内，构成中国文化之大观。他描写的刻骨铭心的宝黛生死之恋，更是可歌可泣，千古流芳。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影响之大遍及海内外，曹雪芹堪称世界级的大作家。《红楼梦》研究已成为专门性的研究学科，“红学”已成为显学。

　　在清代，除《红楼梦》外，还有两部独具特色的书，即《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满怀“孤愤”的蒲松龄天才地创造了一系列花妖狐魅各具人情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耸立起了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儒林外史》则是一部专门讽刺中国文人的奇书，首开了解剖文人灵魂的先河。鲁迅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可以说鲁迅战斗的文风和讽刺艺术得益于《儒林外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还有一部大书《文心雕龙》，它总结前人启示来者，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方位精到地阐释文学之要义，它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中国近代虽然没有出现文学巨著，但作家作品众多，风格流派各异。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政治国家学说的启蒙思想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萌芽的东西。经过近代文学阶段的准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真正出现了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发出了人的觉醒的第一声《呐喊》，如沉沉大地上的巨雷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化巨子郭沫若以自由的《女神》放声狂歌“凤凰涅槃”，如漫漫长夜里的火光，照亮了再生的未来。现代大作家巴金犀利的刀笔解剖着封建的大“家”，导引着无数青年冲出牢笼，奔赴光明。

　　默诵33部煌煌巨著，眼前浮荡着浩浩千年风云，耳畔响彻滚滚万里雷声。华夏子孙历经漫长的文化苦旅，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血印，走进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呼唤八面来风；改革，鼓荡四海翻腾。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个孕育文化巨著、诞生文化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特，我们呼唤，我们努力！

　　1995年10月于山东大学 


（一）上古祖先的足音——《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由于它被儒家崇奉为“五经”中地位最尊的一经——《书经》，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围绕《尚书》的文字、真伪等问题还引出了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因而《尚书》在历史上的影响远非一般史书所能比拟。

　　扑朔迷离的公案

　　《尚书》通常只被称作《书》，它为什么又叫《尚书》呢？

　　后代学者解释时都认为“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书》也就是《上书》。

　　但是，对于这个“上”字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有的说“上”是“尊崇”之意，即“人们尊崇的书”；有的说“上”就是“君上”，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尚书》在先秦时代大约就有定本了，但它究竟成书于何时，为何人所编定，由于资料缺乏已很难确知。春秋时，其中的一些篇章已成为贵族们熟悉的读物，孔子聚徒讲学时，把它作为最主要的教材之一。所以，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孔子编纂。但是，这个说法自宋代以来就受到怀疑，现在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末期。

　　秦始皇一声令下，焚书坑儒，除了朝廷博士所掌管的，其他民间私藏的《尚书》统统化为灰烬。此后不久，农民起义推翻秦朝，接着又发生刘邦、项羽的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山东济南有个学者姓伏，名胜，人们称他伏生，曾在秦朝担任过博士，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为了躲避战乱，他把《尚书》藏在家中的墙缝里。等到战争结束，伏生返回故乡，从墙缝中找出来，已丢失不少，只剩下28篇。伏生便捡起这28篇，在本乡传授门徒。

　　汉文帝即位后，注意搜集整理文化典籍。这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文帝派晁错到伏生家里，伏生口授讲解，晁错记录下来，带回朝廷，又加上另外发现的一篇《泰誓》，共29篇，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由于这部分《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殿时，拆毁孔子故居，突然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先秦古书，其中就有《尚书》。后来，各地又接二连三出现了古《尚书》，由于都是用先秦小篆字写成，统称为“古文《尚书》”；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整理编成34篇。

　　从此，汉代的儒学便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研究“今文尚书”等经典的称今文经学派，研究“古文尚书”等经典的称古文经学派。

　　两派互相攻讦，各立山头，闹得不亦乐乎。两派的区别，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师承源流的不同，对经义的解释不同，政治地位也不同。

　　今文经派把经文与谶纬迷信联系起来，使经学神学化，对经文的解说随意发挥，牵强附会，空虚繁琐。例如，有个叫秦恭的人，为解释《尧典》这两个字的篇名就写了一百多万言。这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几万字考证天国的猪进上帝花园是哪只脚先进去，以及一只针尖上能站几名天使，简直如出一辙。古文经派比较注重文字训诂，不凭空臆造，从实际出发阐明儒家的道理，显然比较进步。但由于官府把今文《尚书》定为正宗，立为官学，研究它成了一般知识分子跻身仕途、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像东汉专治今文《尚书》的桓荣家族，三代连任五位皇帝的老师，煊赫无比。他家各代传授的****都数以千计，不少人做到卿相等大官。所以今文《尚书》风靡一时，人们趋之若鹜，古文《尚书》虽只是民间私学，却因为具有简要明了、思想犀利的特点，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私学的主流。东汉时，大师辈出，贾逵、马融、郑玄等便是代表。在他们的倡导下，古文《尚书》在学术界日盛一日。三国时，今文《尚书》反倒无人问津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突然向朝廷献上一部据说是西汉经师孔安国注解的“真本”古文《尚书》，共58篇，其中除把伏生所传的28篇分成33篇外，又多出了25篇。这部来路不明的奇书传到唐初，唐太宗命令著名学者孔颖达修订，由政府颁印发行，成了唯一正统的读本，不但帝王臣僚学习它，科举考试也以它作为标准经典，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从北宋开始，直到南宋朱熹，宋人就已怀疑这部《尚书》中有赝品伪作。

　　清初，经过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等人考证，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尚书》除伏生所传的33篇（实为28篇）是真货外，其余25篇竟全是伪造的假古董！一千多年间高高尊奉的煌煌圣典被痛快地推翻，这是清代学者继北宋以来历代学者探索完成的一项杰出的学术成就。从此，学术史上的这桩大疑案铁证如山，判词铸定，人们再也不会以假当真了。只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阅读时需慎重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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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佶屈聱牙的文献

　　《尚书》今文28篇，上起传说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600 多年。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既反映了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地理、土壤、物产、农业等内容。由于《尚书》是商周时代形成的历史文献的孑遗，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又长期作为政治哲学经典被尊奉着，整个封建时代的重要历史活动往往为它的思想所左右。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政治思想、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神话、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等等，它都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从文章的体裁来讲，《尚书》属于散文，但其风格不仅和秦汉以后的散文差别很大，就是和秦汉以前的散文如《左传》、《国语》等相比也很不相同，自古便以古奥难懂著称。唐代著名学者韩愈在评论《尚书》时指出“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准确地概括了《尚书》在语言上结结巴巴、晦涩拗口的特点。人们往往一提《尚书》，就想起韩愈的这句话。

　　《尚书》篇章是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将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给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等；第二组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等；第三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尚书》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属于“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典”，即经典之意。

　　如《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尊重，所以奉为经典。实际上“典”并非当时的实况记录，而系后代人追叙。

　　第二类是“谟”。“谟”读音和字义都与“谋”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如《皋陶谟》说的是舜、禹、皋陶等人彼此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类是“训”，即教训、告诫。如原有的《伊训》据说就是商朝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但此篇已佚，我们能看到的《伊训》是伪书。另有《高宗肜日》一篇是记载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也属于“训”。

　　第四类是“诰”，意思是诰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诰”。

　　《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的讲话，占全书的半数左右，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

　　如《盘庚》记载盘庚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康诰》记载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

　　第五类是“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半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

　　第六类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

　　《尚书》中所有的文献大体上都包括在上述六种文体之内，我们通常便用“典谟训诰之文”来代表整个《尚书》。

　　《尚书》各篇中名气最大的是《禹贡》、《洪范》。

　　《禹贡》全文1194字，说的是大禹完成治水大业后全国的地理极作用。

　　它使全民族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感到全中国本来就是大一统的，我国的疆域一向就是始自九州疆域的。例如唐代安史之乱时，诗人杜甫就曾在《诸将》的诗句中叹息道：“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抒发了对领土分裂的扼腕痛心。人们——包括日本的文献都常常把“禹域”作为华夏大地的代称。

　　《洪范》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它是商朝贵族箕子答复周武王问天道的言论。关于《洪范》产生的时代，有多种说法，较多的人认为产生于战国。“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就是统治********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即九种********主要思想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政治等级制度。如文章开头，武王问箕子：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回答：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从这段问答可以看出，《洪范》认为世界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明显地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但在这一宗教外衣之下，也透露了人们对于事物客观属性和规律的认识。例如，九畴中的第一项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行”原义是街衢道路，引申为构成世界不可缺乏的元素。《洪范》对五种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概括的说明，认为水有润下的性质，产生咸味；火有炎上之性，产生苦味；木有曲直之性，产生酸味；金有被熔铸之性，产生辛味；土能用来耕种，产生甘味。这些论点中已有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因为它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看成真实的东西，而且意识到人的味觉是从与外界的五种不同物质的接触中得来的。“五行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就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学说所牵强附会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汉书中的《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思想二千多年的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从此历代正史几乎均有《五行志》，都是先引《洪范》的一段文字，然后记录灾异，论断史事，以致成为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看待宇宙、历史、人生的指导思想。

　　此外，《尚书》诸篇中，还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并使他永保大命，同时也只有行德政，才能获得民的拥护。文王由于有德才开创了周朝，纣王因为失德才招致商朝灭亡。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不要过分依赖暴力和屠刀。

　　这些观点后来成了“民本”思想和“德威兼施”、“宽猛相济”政治哲学的蓝本。




　　《春秋》与《左传》经过十几年的奔波碰壁，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根据鲁国保存的档案材料，以鲁国历史为本位，将当时列国的大事，按年代先后编排罗列起来，整理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书——《春秋》。

　　为了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寄托在字里行间，孔子修《春秋》时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是很讲究的，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一字一句寓有深刻的褒贬之意。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人、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的叫伐，潜师掠境的叫侵，两兵相接的叫战，环其城邑的叫围，陷其国都的叫入，毁其宗社叫灭……。同样是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的叫杀，杀有罪者叫诛，臣下杀君上叫弑。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然而，《春秋》的文字太简单了，每条一般只有十个字左右，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最多的也不过45个字。一部包括242 年历史的著作，总共只有18000 多字。

　　内容如此简略，而寓意又非常深奥隐晦，故难懂。

　　依照传统的说法，孔子的****们为了让人看懂，就按照老师授课时讲过的知识来阐明和解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由于《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解经的著作就被称为“传”。解说《春秋》的政治主张的，现存下来的有《公羊传》和《穀梁传》；解说《春秋》的历史事件的，便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现在我们见到的《左传》一般都是与《春秋》经文合在一起，一段经文附一部分传文。

　　但是《左传》究竟是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左丘明？左丘明又是何许人也？这些问题，自汉朝以来就争议不休，迄今尚未定论。

　　不管这些争论如何激烈，《左传》是一部详细记载春秋及其以前社会历史的信史，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发展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是从来无人怀疑的。

　　完整的春秋史《春秋》记载的历史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历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国君，共242 年。《左传》在形式上也是按鲁国的12公记事，但它的内容追记往事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 ）晋穆侯的伐条之役，早于《春秋》83年；编年截止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 ），比《春秋》晚13年；所记事最晚到了智伯的灭亡（发生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总计比《春秋》多出了一百多年。

　　《春秋》的记事，基本是有纲无目，如同流水帐，作为史书，它尚有较大的原始性。《左传》记事就相当详细了，对于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有言有行，有直述有概述，有追叙有附叙，并有评论和分析，标志着我国编年体的史书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左传》一书的内容各部分之间并不平衡。在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前期尤以庄公时期为简略，最少者一年中仅记二三事。后期以襄、昭之世最详，二公时间共63年，不过是春秋时期的四分之一，而内容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再看空间方面，以晋、楚、鲁、郑之事最详，宋、卫、周、齐等国次之。如果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看，庄公以前，以郑、宋、周、卫之事最多，其后开始渐及于晋、楚等国，吴、越更在其后，已到了春秋中后期。

　　《左传》就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载，记事范围亦不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就主要内容而言，《左传》可以说是一部春秋时期霸主递嬗的纪实，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建立霸业的事迹描述得十分生动、详细。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晋国公子重耳四处流亡19年的曲折经历，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左传》通过对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

　　还有不少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在齐国，统治者拚命剥削；官府贮藏的粮食多得霉烂生虫，百姓的生活却痛苦不堪，甚至连小吏三老也都挨饿受冻。百姓为了活下去，不断反抗，结果又遭到残酷镇压，以至于因犯罪被砍掉脚的人太多，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假脚昂贵、鞋子反倒无人购买的反常现象。

　　礼俗制度也是《左传》注重的内容之一。例如楚国逢伯叙述武王受降的礼节（僖公六年）等等，是其他古书中不能发现的材料。至于朝聘会盟中，升降揖让献酬授受，以及坛场乐舞服章玉帛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物的佐证。

　　《左传》的记事，不仅包括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史实，并且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和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传说。这些传说从春秋时的人物口中吐露出来，虽不一定是信史，但总有相当根据。如郯子谈论古代官名（昭公十七年），提供了上古图腾崇拜的材料。魏绛讲的后羿代夏的故事（襄公四年）等，既可以与其他古书相印证，也可补其他书所未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传》还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成就。如全书中记录了37次日食；对恒星作了观测；观察到了彗星的出没；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等。这些记录，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宝贵材料。

　　民本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王、诸侯、大夫、后妃们的祭祀鬼神、吊葬问礼、会盟朝聘、征伐兼并、饮宴畋猎占去了《左传》的绝大部分篇幅。春秋时期的复杂斗争，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统治阶级里面有政治远见的一些人物，深深地感到人心向背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左传》记载的一些政界人物的言论，就大量地反映了这种思想认识。

　　晋大夫师旷在回答晋侯提出的卫国人为什么赶跑其国君这个问题时，说：“天是多么爱护人民啊！岂能让一个人在人民的头上肆行无道、纵其淫欲，而弃绝天地之情呢？天必定不会这样的。”指出像卫君这种困苦其民的主子一定得赶走。在另一次与晋侯议论石头为什么会说话这件怪事时，师旷说，石头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出现这种怪事，原因在于听不到百姓的呼声。

　　现在大建宫室，穷侈极奢，民力凋弊，怨言四起，石头出来说话不是很应该吗？在逢滑与陈怀公的一段对话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国家兴亡祸福，完全取决于对百姓的态度如何。逢滑说：“臣闻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对百姓如同照料病号，这就是国家之福。将要衰亡的时候，视百姓如土芥，这就是国家之祸。”这些都是根据人民的利害关系来发表政见的，表面上看似乎还没有摆脱天道的观念，其实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书中还两次引用《尚书》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话，来说明众怒难犯的道理。这种民本思想的出现，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左传》一书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惋惜之情。它记录的齐桓、晋文的霸业等，是全书的精彩篇章。然而书中并没有流露出像孔子那样鼓吹恢复西周宗法制度的观点或感情，更没有对礼崩乐坏的愤慨，对春秋初年开始没落的周王室也没有给予任何同情。它如实记录了周王室和郑国交换人质、晋侯像对待诸侯一样召见周王、王室向诸侯乞求金子、讨车辆等史实。这些事反映了当时的周王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经潦倒得连个普通诸侯都不如了。《左传》对于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兼并小国和吞灭同姓国的事实也毫不掩饰，并且认为这种兼并是很自然的趋向，不是什么违背天道的事情。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奴隶制残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却是坚决地反对。书中不仅多次引用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贤大夫的言论，对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国君加以无情的谴责，而且作者还借用“君子”之言来直接发表议论。

　　如秦穆公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书中就借“君子曰”发表了一大段议论，谴责秦穆公当不了盟主是活该，因为他死了还要害民。这些言论，显然与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到了春秋晚期，整个社会的政治趋势是诸侯衰微、政权落入大夫手中。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则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对于这种局面，特别是对那些所谓“乱臣贼子”的掌权行为，《左传》大都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鲁国新兴地主势力季氏赶跑了鲁昭公，书中记载说：季氏赶跑鲁君，深得民心，并得到了诸侯赞同。还引用晋国范献子评论季氏政权的一段话，进一步说明鲁国政治操在季氏手中的局面已定，昭公即使想复辟也只能是徒劳的。这种承认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在许多史实的记载叙述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载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结论性的话更为典型。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夏、商、周的后代们，现在也都成为庶民了。《左传》能够承认并肯定这一社会变革的现实，相比《春秋》那种恋旧怀古的情绪来，是一大进步。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战争场面人物辞令

　　善于描写战争，是《左传》的突出特点。

　　《左传》把春秋时期霸权争夺和列国间的大规模战争全写到了，并且写得都很成功。每次战争几乎都能抓住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对比，把各式各样相砍相杀的场面描述得条理井然，曲折细致，绘声绘色，生动逼真，扣人心弦。

　　从《左传》一书对全部战争的描写来看，作者并不只是单纯地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总是把政治和军事联系起来一并考虑。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一段，讲的是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此时齐强鲁弱，战前曹刿求见鲁庄公，张口便问靠什么去打？最后又通过庄公和曹刿的对话，进一步总结了鲁军取胜的战术指挥原因。

　　《左传》全书的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言精炼形象，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以简洁的文句写出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活泼泼地刻画出来。

　　事件离不开场面，人物离不开辞令，一部《左传》正可以说是事件、场面、人物、辞令叙述的巧妙统一。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的郑国相国子产拆毁晋国宾馆墙垣的事件，通过两种不同的场面，反映了主人公子产的辞令之美。

　　《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实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文史结合，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和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由《左传》所开创的，它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经》《传》有别宇宙森罗万象，变幻莫测；人生休戚祸福，难以逆料。远古时候的先民们要想测吉凶、明狐疑，唯一的途径就是拜倒在神灵的脚下，根据神灵的启示趋吉避凶，决定行止；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便是占卜，所以早在原始社会占卜之风就很盛行。后来占卜逐渐成为一行专业。商代的人们习惯用龟甲占卜，保存下来的就是现代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卜辞。周代的人们喜欢用蓍草占筮，记录下来的一些篮辞流传至今，便是《周易》。

　　现在通行的《周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

　　《经》有时也称《易经》或《古经》，包括卦、卦辞、爻辞等内容。《传》亦称《易传》或《易大传》，是对《经》的解释、说明、补充和发挥，共有十篇，在古代又被称为《十翼》（翼是辅佐阐明的意思），计有：《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周易》在战国时期就被看作经典，而且二千多年来，列居儒经，读的、注的都很多。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是什么人所写？

　　这些问题，似乎仍无定论。据传说，《经》中的卦是人面牛身的文化神伏羲或周文王所画，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旦所写，《传》则是孔子的杰作。

　　现在普遍认为，《经》出现在商、周之际，是周前期的卜筮官员编纂而成，并非出自某一人之手。而《传》的某些篇章虽与孔子有联系，但也不是出于孔子一人之手，而是从春秋到战国中期由史官、儒者陆续写成的。

　　《经》与《传》不仅在成书时间和作者方面不同，其内容性质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经》只是一部卜筮之书，曲折反映了神的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巫术。而《传》虽与《经》有密切联系，但已甩开了对超自然的神灵的信仰，采取了抽象的理性思维形式，阐述了对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看法，属于哲学之书。

　　正由于《经》和《传》性质不同，所以我们在介绍时也要分而述之。

　　《易经》的形式结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因而在写法上、编排上、体例上有它作为占筮书的特点。别的书通常都分篇分章，《易经》则以“卦”为单位。

　　全书共有六十四卦，每卦里有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

　　卦画是由爻构成的，爻又有- 和- 两种基本符号，- 和- 的属性相反。- 象征阳、刚、男、君、强等，具有积极独立的性格，称作“阳爻”或“刚爻”，用奇数一、三、五、七、九中的最大数九代表，又称作“九”；- 象征阴、柔、女、臣、弱等，具有消极、依附的性格，称作“阴爻”或“柔爻”，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中间数六代表，又称为“六”。

　　六十四卦是由阴阳两爻错综配合得出的八个符号，即八卦演变出来的。

　　《易传》说，伏羲用三个爻组成一个符号，代表宇宙事物，产生了八卦。它们是：o 乾（天）、o 坤（地）、o 震（雷）、o 翼（风）、o 坎（水）、o 离（火）、o 艮（山）、o 兑（泽），称作八“经卦”。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觉得只用八卦难以说明宇宙万物错综复杂的变化，于是将八卦两两重叠，推演出六十四卦，统称作“别卦”。这样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的卦画便由六个爻组成，《易经》全书共有384 个爻。每卦中的六个爻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最下面的一爻称“初”，依次向上分别为“二”、“三”、“四”、“五”，最上面的爻称“上”。例如晋卦■，有阴爻有阳爻，自下而上分别称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其余类推。

　　另外，由六爻构成的卦画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以上下各三爻为一组，上方的三爻称作“上卦”或“外卦”，下方的三爻称作“下卦”或“内卦”。

　　标题也就是卦名，它有时总结全卦的内容，有时选取卦爻辞中的多见词作形式联系，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有些标题是多义词，它不同的意义与卦爻辞中所说的内容也是相应的，而且在卦辞中往往说明其中的一义。还有些组卦，两卦标题的意义相对。

　　从形式上看，《易经》的文字分卦辞、爻辞两类。卦辞在卦画后面，比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解说该卦的吉凶。卦辞后面是爻辞，分别解说六爻每一爻的含义，是全卦内容的主要部分。

　　从性质上看，《易经》文字又可分为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结果的记录，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中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贞事辞。

　　在占筮请示神灵时，把请示的事情记下来，作为后来的参考，这些所记的事就是贞事辞。二是贞兆辞。这是占筮时所得神灵兆示的记录，如吉、凶之类。

　　贞兆辞有时与贞事辞相连，有时是不相连的，甚至有时只有贞兆辞而没有贞事辞，这是因为在旧筮辞中，占筮者只记下了贞兆，而作者也连同有关的记录编进了《易》文。还有一些是作者利用贞兆辞的形式来判断、说明事理的。

　　三是象占辞。古代迷信花样很多，除了龟卜、蓍占之外，还有星占、梦占、五行占等。但如果有些偶然性的巧合可说成灵验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往往是不灵的，所以古人对每一种占法都不尽相信，而经常是两三种占术参用。譬如做了恶梦，是一种不吉的预兆，但不大相信果真不吉，于是再去求占。占筮者把他问的恶梦也记下来，这就是象占辞。其他如星占、蛇占、谣占、鸟占及有关从自然界、日常生活所见的异常现象中得到的兆示的记录都属于象占辞。



　 《易经》中还有不少关于行为修养和科学知识的论述。如谦卦认为谦让必须以明智、勤劳、发奋为前提，不能把谦让与糊涂、懒惰、懦怯混为一谈。

　　小过卦谈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指出不分尊卑上下，错的就要批评，好的就要赞扬，没有错而乱加批评，甚至有意攻击就很坏。此外，无妄卦告诫人不要胡想妄动；履卦讲行为要纯洁，心胸要宽广；豫卦讲做事要深思熟虑，不要游移不定等。震卦谈了对雷电的态度，卦辞概括描写了人们对打雷的三种反应，一种是听到雷声害怕得哆嗦，一种谈笑自若、满不在乎，一种听到震惊百里的大响雷还能镇静，手里拿着酒勺子，却没有洒出一点酒来。六二爻的爻辞写一个商人在路上，遇到雷电交作，非常骇人，甚至有危险。但他并不害怕，只考虑会不会亏本的问题，于是爬山越岭向前奔跑，但雷厉雨暴，山高路滑，跑得很辛苦，心里就想：算了，别赶了，七八天内总会把钱赚到手的。艮卦谈卫生之道，卦辞说要注意保护全身，爻辞由下而上，从脚趾说到额头。如六二爻说腿肚子的肉本应比较肥满的，现在却不长肉，消瘦，可见是病态，因此，心里不舒服。六五爻说脸部更要注意，上面有一张嘴，说话要有分寸，有条理，否则就会后悔倒霉。

　　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易经》思想对我国后世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玄学、道教的经典，而且成为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如天文学、中医学、数学等的理论基础。在国外，17世纪的西方就已开始研究《易经》，黑格尔在其《东方哲学》中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易传》的思想内容《易传》与《易经》的结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

　　最早的《周易》只有经，没有传，到了战国时出现了传，但仍与经分开。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把传中的《象传》、《彖传》纂入经中，附在各卦的卦辞或爻辞后面，称为“彖曰”、“象曰”，又把《文言传》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各篇因为不好单附，便整个放在经的后面，这才形成了今天《周易》的面目。

　　《易传》十篇的内容及其在《周易》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彖传》解释卦辞，通过六爻的全体形象阐说全卦的含义。《象传》又分为《大象》和《小象》。《大象》是对全卦的说明，但与《彖传》不同，它是将六爻还原成三爻的八卦，用八卦所象征的事物说明全卦；《小象》以各爻的位置为主，解说每一爻的爻辞。《系辞传》总论全部《易经》的基本观点，阐发这些基本观点应如何普遍地应用于自然和社会，它使《易经》从占卜的神学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我国哲学史上是一篇极重要的论文。《文言传》是对乾、坤两卦特别详细的说明，因为乾、坤两卦是六十四卦的基础，必须用刻意修饰的文词加以颂扬。《说卦传》可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与《系辞传》相同，是《易经》的整体概论，非常简明扼要；后半部说明八卦所代表的事物和所体现的原理及其变化。《序卦传》是对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说明。《杂卦传》说明各卦之间的关系和卦名的意义。

　　《易传》从哲学的高度对《易经》进行解释，表达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序卦传》说，天地是万物的根本，万物是由天和地交感而产生的，天地之间除了万物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有了天地，才产生了自然界；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是先有男女、夫妇、父子，才有国家，然后才形成礼义等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

　　《易传》在解释八卦的起源时，把八卦看成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画像，是由于圣人伏羲通过对天地、鸟兽和人类自身的观察，得到了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然后创造出八卦的卦象。八卦可以代表宇宙间的各种事物，如表所示：

　　卦名/ 自然 /人/ 属性/ 动物/ 身体/ 方位/ 季节乾o 天父健马首西北秋冬间坤o 地母顺牛腹西南夏秋间震o 雷长男动龙足东春巽o 风长女入鸡股东南春夏间坎o 水中男陷豕耳北冬离o 火中女附雉目南夏艮o 山少男止狗手东北冬春间兑o 泽少女悦羊口西秋《说卦传》还认为，如同天地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一样，乾坤两卦也相应地是一切卦象的基础，乾坤最先产生震、巽、坎、离、艮、兑六个子女，进而演化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而涵盖一切事物。这种把客观事物看成第一性的，卦象是第二性的，并由天地产生万物去类化出乾坤产生其他卦象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很原始、很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易传》对《易经》的辩证法思想也做了较为系统的发挥。它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从日月星辰到山河大地，都表现出无穷的变化，全部《易经》就是讲述天地万物变化不息的道理的。变化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由六爻构成的卦象，就是以变动来启示人事微妙的际遇。自然界不仅有变，而且有通。穷极而变，变则顺通，顺通则长久。如果能把握机宜，适当地变通运用，功德事业就会在变通中出现。因而《易经》的法则就是经常变动，这种变动并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它在卦的六个爻之间普遍流转，或上或下，没有常规。理解《易》理不可被其理论所拘束，只有循其变化才能适当应用。

　　《说卦传》还把“神”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了出来。认为所谓神，就是使万物神妙地变化生成。在这里，神已不是《易经》中所讲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世界万物微妙变化的别名。这种解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事物变化认识的深化，“神”成为后来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

　　那么，事物变化的动力源泉在哪里？是在事物自身的内部，还是在外部？

　　《系辞传》认为，变化的发生，是由于阴阳、刚柔、动静两种相反的势力相推相摩的必然结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存亡、生死等等相对立的现象，都是阴阳、刚柔、动静的矛盾运动的产物。

　　这两种对立的势力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普遍包含在事物的内部，其道理犹如只有人类中的男女两性交媾才能诞育子女，产生新的人类一样。阳、刚、动和阴、柔、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在一起时才构成一对矛盾，若“二女同居”，即同样性质的两个方面在一起，则不是矛盾。

　　《易传》还进一步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其中一个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一般情况是刚健的乾、阳、动处于主要地位，而柔顺的坤、阴、静处于次要地位。但同时矛盾的两个方面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它的反面，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易经》的六十四卦，由上一卦到下一卦，常常是由正到反，或由反到正，《易传》系统地发挥了这个正反转化的思想。它说，通顺的泰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变成不通顺的否卦，静止的艮卦和前进的渐卦也是这样。而且物极必反的转化发展过程是无止境的。六十四卦的最末两卦是既济卦和未济卦，前者表示已经完成，后者表示没有完成。其所以把没有完成的未济卦放在最后，《序卦传》解释说，个别事物的发展有其终极，但天道的变化循环不已，人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未济卦正是表明天地万物的发展是没有终极的。《易传》的上述学说，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

　　但必须指出，《易传》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束缚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它虽然提出了卦象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画像，但进一步又把卦象的作用说得神秘化了。认为，六十四卦不仅能说明世界的变化，而且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也都是圣人根据六十四卦的卦象制造出来的。如伏羲结绳作网用来打猎捕鱼，是取法于离卦的卦象；神农氏作耒耜用来耕地种田，是取法于益卦的卦象；黄帝尧舜作舟楫，也是取法于涣卦的卦象，等等。这些结论颠倒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把本来是第二性的卦象看成是人认识事物、改造自然的来源和依据，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观点。

　　《易传》又进而把卦象脱离客观世界而绝对化，把它看成独立的精神实体，称它为“易理”或“道”，而把有形体的万事万物称作“器”。认为“器”是由“道”派生出来，并受道支配主宰的，“道”还可以为天下之民谋福利，成就天下一切事业。这样，全智全能的精神性的道，实际上就变成了哲学化的“上帝”。《易传》把道和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宋明以后，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成了各派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

　　《易传》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又阉割了它本来具有的辩证法思想。

　　原本是反映客观变化之道的卦爻，在《易传》的解释下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先天格式，成了客观事物变化的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被说成是由卦象类推、演绎出来的。这样，《易经》卦爻就被看成了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易理已经包括尽了天下所有的道理，再不会有任何真理在它之外了。《易传》又进一步把普遍变化的规律归结为循环论，认为自然界是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社会历史也是循环往复，一切都像一个封闭的圆环一样，从起点转到终点，再从终点转到起点，没有飞跃，没有质变，最后便归结为一切都不变。用这种变中不变的易理来说明社会现象，《易传》引申出了天尊地卑，是乾坤确定的规则，动静刚柔，是固定不变的常法，最终得出贵贱尊卑都是事先确定不移、任何人为力量难以改变的宿命论结论。

　　总之，《易传》的学说瑕瑜互见，良莠并存，在整个体系上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又含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这就为以后各派哲学家以解释《易传》为形式、阐发驰骋自己的思想留下了极其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是《易传》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博大精深的教育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他自己“学而不厌”，对****“诲人不倦”。《论语》中保存了孔子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至今仍有意义的教育学的普遍规律。

　　《论语》认为，知识才能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孔子虽然说过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论语》中并没有指出哪一个具体的人是生而知之者，就连孔子所赞美的尧、舜、禹等古圣先王，也都是讲他们如何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仍未说过他们是生而知之者。至于他自己，更是明确断言：我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敏捷勤奋地去求得知识的人。他说自己的技艺是自幼在社会下层从事低贱职业时学到的。后来自己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又学到一些技艺。他还追述自己学业和思想的发展历程。15岁有志于做学问，30岁立身处世能站稳脚跟，40岁懂得各种事而不至迷惑，50岁知道上天赋予我的命运，60岁听到别人说话就能辨别真假是非，70岁心里怎样想便能怎样做，而不会超越规矩。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避免许多可能发生的偏差，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而自己受害；爱好直爽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刺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不羁。即使具有仁、智、信、直、勇、刚这些本来是善的道德品质，如果不学习，缺少知识，这些好品质也会分别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的不道德的后果。

　　《论语》主张多方面学习，要不耻下问，不耻多问，三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们的优点供我学习，把他们的缺点作为自己的借鉴改掉。要多听各种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多看各种事情，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样学来的知识仅次于生来就知道的知识。自己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知识多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所以子贡说孔子是学无常师。

　　学习要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懂得某种专业的人不如爱好这种专业的人，爱好这种专业的人不如以从事这种专业为快乐的人。特别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不能不懂装懂。要尊重客观事实，谦虚谨慎，多听多看，一时不明白的暂时先存疑，不贸然下结论。看问题不能从个人私意猜测出发（毋意），不要主观地认为一定是怎样（毋必），不要固执己见（毋固），不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毋我）。

　　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论语》做了许多可贵的总结。指出获得知识不能脱离旧的知识基础。“温故而知新”，学过的东西要经常温习，才可以收到好的学习效果，并从中得到快乐。学习还必须与思考相结合，如果只死记一些知识，而不通过思考加以消化，学来的东西只是空洞的抽象；如果只思考而不注意吸取新的知识，那只会白费力气，毫无所得。孔子讲到自己的学习体会时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冥思苦想，结果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去学习。”

　　学与思的关系，应是以学为基础，用思来贯穿。

　　《论语》主张学以致用。孔子说：“熟读了《诗》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论语》强调学习的目的不能只为获得知识，要掌握处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和能力，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孔子和****们常常讨论立志和政事问题，也表现了他教学的实用性。

　　循循善诱、注重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是孔子教学方法的重要特点。

　　对于学生，先使他经过苦思苦想，还想不通，心中愤懑时，然后再去启发他；当学生经过深入思考有所体会，想说而说不出来时，再去适当地开导他，他所学的知识才能巩固。还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孔子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或者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又恰恰针对学生的某些缺点而说的。如鲁国大夫孟懿子问孔子，怎么才算孝，由于当时鲁国大夫势力大，有不守周礼的僭越行为，孔子对他说，无论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僭越。后来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也问怎么才算孝，孔子说：“首先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贵族阔少爷不关心父母冷暖疾病而说的。学生子游问孝，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一般生活还注意照顾，就提出要加强对父母的恭敬。子夏问孝，孔子说：困难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光知道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

　　孔子还开创了死书活读的读书途径。如对于《诗》，他就不仅仅局限于教导他的学生理解它的字面意义。《论语》记载子夏读到《诗》的“巧笑倩兮”这首诗时，发挥引申出实行礼要有它的客观条件的见解，孔子称赞他懂得了读诗的方法。孔子认为学习《诗》可以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团结大家，抒发悒郁，可以为治国理家服务，并可从中学到草木鸟兽方面的知识。后来孟子、荀子等人解释《诗》也都继承、运用了这种方法。

　　由于孔子教学生是为了做官求禄，因而轻视体力劳动和生产知识，他说：“君子谋求学道，不谋求衣食。耕田嘛，常常饿肚子；学道嘛，可以做官得俸禄。”

　　他的学生樊迟问他如何种庄稼，他不但不答复，还在背后说樊迟是小人。这种思想对后世教育起了不良的影响。

　　古朴隽永的文学佳作在写作方法上，《论语》的语言简洁明快，含意深刻，通俗流畅，易读易记。它是一部对话录，每每以很生动的笔调凸现出对话时的情景，引人入胜。书中还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记叙文，记叙了孔子及其****谈话的情态，描绘了谈话的气氛，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可以说，《论语》是我国最早而写作技巧颇成熟的散文作品。

　　《先进》篇有一段文字就是《论语》写作风格的典型代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有什么拘束。你们平常老说没有人赏识我啊！假若有人赏识并起用你们，你们怎么办呢？”

　　这段文字粗看不过是写了一次师徒言志的小座谈会，但细细玩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次小座谈会的描写做了刻意的经营，给人以有声有色的美感：开头的简练叙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种单纯祥和的氛围中。场上五位人物，背景音乐是稀疏、轻柔的弹瑟声，镜头缓缓推向孔子，孔子说话了，子路急切答了，孔子笑了笑，然后冉有、公西华说了。“曾皙呢？”背景音乐渐大，镜头对准鼓瑟的曾皙，“铿！”瑟声停了，四周寂静，对话又开始……。

　　《雍也》篇还记载了孔子给学生们讲的一个故事，大意是：鲁国有个叫孟之反的大夫，从不夸耀自己。有次出兵打仗败下阵来，别人争相逃命，孟之反跑在最后面。回城时，大家在城门口迎接他，赞扬他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孟之反一边气呼呼打着自己的马，一边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这匹马跑不快哩！”

　　这则故事全文不过23个字，寥寥数语既突出了主题，又把主人公孟之反的性格活灵活现地点了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精炼的短篇小说。

　　《论语》中的许多篇章都具有这种效果，书中的孔子，就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从容、循循善诱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的形象。他的学生子路，性格直率、刚烈、鲁莽；颜回则是一个沉默好学、安贫乐道的青年；其他人物也都性格鲜明，有血有肉。

　　《论语》还记载孔子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某些观点，如孔子在谈到《韶》乐时说：“旋律曲调优美极了，思想达到最高境界了。”谈到《武》乐时说：“曲调优美极了，但思想未达到最高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一件好的文艺作品，必须做到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所以他听了《韶》乐后深深陶醉，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滋味。孔子还说，写文章把意思说清楚就可以了，不必过分追求华丽的辞藻。这些都是我国最早的文艺评论。

　　《论语》有很多生动精辟的名言警句，读了令人难忘，发人深省。如：温故知新，是可忍孰不可忍，既往不咎，三思而后行，任重道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仁不让，不患贫而患不均，等等，长期以来都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孔子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久，涉及面最广。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汉代董仲舒把孔子塑成神学家教主，宋明理学家把孔子改装成一个存天理、去人欲的僧侣主义的理学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中国统治者就强调孔子的尊王攘夷、保卫传统文化的方面；当征服者取得统治地位，政权巩固后，他们又强调孔子学说中定于一尊、君臣大义不可违抗这一方面，等等。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换过不少封建王朝，孔子的圣人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他成了“万世师表”，他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因此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也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其他任何文献所难以比拟匹敌的巨大影响。从东汉开始，它成为“七经”之一，宋以后又收入“十三经”。

　　两千多年间，它不但是士人必读的教材，还是统治者言行的是非标准。它蕴涵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日益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常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首的墨家学派一开始便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儒墨两家相互驳难，分庭抗礼，并称显学，揭开了先秦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序幕。只是到了西汉中期，儒家被定为独尊，成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正统，墨家才逐渐湮没不闻，成为“绝学”。

　　由于史籍文献的残缺，墨翟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已很难详考，只知道他生活在战国初期，是个木匠出身的知识分子。据说他的木工手艺相当高超，削三寸之木，顷刻之间便可制成一个载六百斤重的轴承，还曾制造木鸢（古代滑翔机），飞翔在天空。

　　墨翟创立的墨家，既是一个学派，又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首领称作“巨子”，成员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在墨翟带领下，他们生活简朴，穿粗衣，着草鞋，饭都不能吃饱，整天劳作不休，在列国间奔波，扶弱抗强，制止战争。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唯一没有疑义的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学派。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于《墨子》一书中。

　　现存的《墨子》，共15卷，53篇，既非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也有时间上的早晚之别，但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墨翟及墨家学派思想的总集。

　　兼爱非攻人道和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墨子》认为，人民不但要求生存和温饱，而且要求子女繁庶和幸福。但是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对内使人民劳苦，剥削人民很厉害，使无数人民饿死冻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兼并别国土地，使无数人民病死战死。这些统治者又极端荒淫，霸占了成千上百的青年妇女，使天下许多男子不能结婚。政治上交相作恶的混乱局面，即强者劫掠弱者，众者凌暴寡者，诈者欺骗愚者，贵者傲视贱者，是一切祸害中最大的祸害。

　　如何才能消除这一大害，兴起天下的大利呢？《墨子》指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提倡“兼爱”。兼爱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所谓兼爱，即人与人之间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都应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助。对待别人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对待别人的家庭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对待别人的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道德观上十分重视“兼”，“兼”在墨家那里是个崇高的美称，它把合乎兼爱原则的国君叫作“兼君”，合乎兼爱原则的士叫作“兼士”。与“兼”相对立的是“别”，“别”在墨家那里是个极大的贬词，不合乎兼爱原则的，便叫“别君”域“别士”。同样，《墨子》也把儒家主张的“爱有差别”的观念称作“别爱”，认为儒家主张的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程度的爱，仿佛用火救火一样，只会加剧社会混乱，而兼爱则相当于以水救火，有助于治理社会混乱。

　　《墨子》把兼爱看成是圣王之道，把追求“兼”除去“别”作为改造社会的总纲领。这样，兼爱就超出了道德观上的意义，成了衡量社会状况好坏的标准，认为天下兼相爱就会治，交相恶就会乱，能不能兼爱成了决定社会治乱的唯一条件，不相爱成了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总根源。它设想：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战争；大夫相爱就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彼此伤害；天下的人皆相爱，强的对弱的，众的对寡的，富的对贫的，贵的对贱的，智的对愚的，都能做到兼爱，就能消灭社会上相互残杀的现象，在苦难的人间建立一个太平安乐的天国。

　　兼爱并不是无条件的空中楼阁，它是以互相有利为基础的。在《墨子》中，兼相爱，往往和“交相利”（互相得到利益）并提，认为只有有力量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相勉以分人，有道的相劝以教人，像这样，饥的得食，寒的得衣，乱的得治，各安其生，才算真正实现了兼爱的原则。

　　《墨子》也把兼爱称作仁、义，但它反对孟子所宣扬的仁义的说教，认为讲“义”不能离开“利”，义和利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实行仁义应注重客观效果，以利人作为具体内容，离开了实际的“利”，也就无所谓“义”。

　　爱人就是利人，不是光讲漂亮话。它讥笑儒家口口声声叫喊仁，但如果拿一件具体的东西叫他们去认识或肯定，这些人便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仁了。

　　《墨子》把“利”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认为所谓“利”就在于使人们得到满足，而所谓害，就是使人们感到厌恶。从这个原则出发，它认为道德行为就在于使人们趋利避害，人们在行动中，应该放弃眼前的小利而躲避将来的大害，或忍受眼前的小害而求得将来之大利。如果断去一个指头，可以保全整个的手，就无妨暂取眼前的小害，以避将来的大害——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墨子》还用“利”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道德范畴。比如，所谓“忠”，就是做有利的事使君主强盛；所谓“孝”，就是要有利于父母；所谓“功”，就是要有利于百姓，等等。同样，一个人的好坏也应当把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结合起来观察。《鲁问》篇的一则对话生动地阐明了这个道理：鲁国国君问墨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轻财好施，谁当太子最合适呢？

　　墨子说：还不知道，或许他们所做的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钓鱼的人样子恭敬，并不是为了赏给鱼好东西；拿虫子去引诱老鼠，并不是人们喜爱老鼠。我希望您能把他们的志向（动机）和事功（效果）统一起来考察。可见《墨子》的道德观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

　　正因为道德行为就在于使人们趋利避害，而兼相爱的具体内容就在于兼相利——互相得到利益，在《墨子》看来，兼爱也就拥有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依据，成了实行起来并不困难的社会准则。因为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前提，爱和利又是对等互报的，书中引用《诗经》“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话来证明，爱别人的，别人必定也会爱他；有利于别人的，别人也必定会有利于他。只要人们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利，不厚己薄人，不损人利己，兼爱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墨子》的兼爱理论，构成了它的其他政治学说的出发点。虽然兼爱在当时不过是小私有者企图摆脱残酷现实的幻想，但它毕竟是出现于人类社会早期的最广泛的利人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古典人道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在价值观思想体系中，是对私有制社会无孔不入的利己主义哲学的有力挑战。

　　在政治混乱中为害人民最严重的事情，《墨子》认为是侵略战争。因此，它特别提倡“非攻”。《墨子》书中反映的墨翟一生比较突出的政治活动也是从事反对侵略战争。据说他为了制止楚国对宋国的进攻，从鲁国出发，十天十夜跋涉千里赶往楚国，鞋子磨破了，就撕裂衣服裹住双脚继续前进。

　　《墨子》认为，侵略战争固然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极大破坏，但由于发动侵略的国家也是打乱国内正常生产生活从事战争的，战争中因饥寒、疾病、战斗而伤亡的人民又不在少数，计算起来侵略得到的，反而比所丧失的多。

　　因此，它认为，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

　《墨子》说，有些国家认为发动侵略战争，可以开拓疆土，进行兼并，因而有利可图。但仔细分析一下看，绝大多数发动侵略的国家都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大国侵略小国，实际是在伤害自己所不足的人民，而争夺自己有余的土地，即使取得暂时的胜利也是得不偿失。这样的好战国家，如同舍弃自己家中精美的粱肉去偷窃邻居家粗劣的糟糠一样，完全是患了偷盗之病的战争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