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引言

从大兴安岭东麓一直延伸到祁连山、天山一带，分布着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先民、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们的总和，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文化”。在时空上，草原文化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既不是中原古文化的衍生或地方变种，更不是西来的异质文化。距今3000年前后，游牧生产方式出现在我国北方草原，草原文化就开始发展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包括渔猎文化、农业文化在内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区域性复合型文化。它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长期冲击碰撞、交流融合，共同发展成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草原文化的起源与草原民族的起源密不可分。在我国，对草原文化的注意和研究是从对草原民族的注意和研究开始的。司马迁作《史记》，首开“四裔”起于中原，流于边疆说之先河。这种史观不仅影响及于《史》、《汉》而下直至近代，甚至至今还有人说“草原民族从来没有将自己列于华夏之外，而是认为自己是正宗的华夏之属，甚至是正宗的黄帝传人”其实早在上世纪初，这种史观就受到了梁启超的挑战。从此之后，顾颉刚、蒙文通、林彗祥等学术大家从探讨华夏族起源的角度，否定了中国各民族起源与炎黄之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建立后，此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科学。上世纪80年代末，讨论由族别史转向综合研究，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书，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此同时，我国考古学界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重要的红山文化遗址、遗物不断惊现于世，促使考古学界、史学界的研究又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此后又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过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与此相关还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部曲与三模式。由此产生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起源的“多元区域说”，并且把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列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单位，较充分地肯定了包括北方草原文化在内的北方文化在中华文明中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呈多元态势已经没有异议。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草原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中华文化是由内陆高原文化与东北亚草原文化、海岱文化交流、融合形成的。　

　　然而，使人感到缺憾的是，至今在学术界还未能从研究的角度，就草原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取得广泛共识，草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起源的贡献还没有被从北方文化对中华文化起源的贡献中剥离出来，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是很不相称的。通过考古学研究成果我们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北方草原上，遍布先民们的足迹，他们创造的原始文化星罗棋布；保存至今的许多考古学发现、遗址都发生在草原上，它们相互之间多有交流和传承；它们都对后来的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鉴于上述，我们认为，草原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主体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承认了。

　　从考古发现看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北方草原是一片神奇的地方，是亚洲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70万年前，大窑文化就在这里就召唤着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曙光，大窑石器制造场的使用延续了数十万年之久，这是举世罕见的。此后，草原上又走来了河套人、扎赉诺尔人。考古研究表明，扎赉诺尔人与山顶洞人一样，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踏着河套人、扎赉诺尔人的足迹，新石器时代的草原先民继续创造了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白泥窑文化、富河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青铜器时代到来后，草原上又发展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等文化类型。

　　草原原始文化不仅自成系列，更引人注目的是它还昭示着中华文明的晨曦首先在这里升起。

　　发现于赤峰市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聚落遗址出土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我国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还发现了最早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稍晚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也已经历了4800年的沧桑，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时代的遗迹，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赤峰小河沿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了陶罐上。经学者对上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小河沿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后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一些。1984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出土和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出土的玉质礼器，这些发现表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我国最早的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这里开始透射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因此，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我国北方草原地处气候敏感区，气候的变化影响甚至决定着这里史前文化的发展方向。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草原文化除了在草原上发展、扩散之外，它还有两条颇具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脉络，即由北向南发展和由农向牧转化。

　　由北向南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距今6000—3000年期间这里先后发生了4次较大的降温事件，每次降温都迫使相当多从事原始农业的先民们背井离乡，去向更加温暖的中原地区。文化人群的南迁使许多诞生在这里的原始文化现象随之向南扩散，影响了中原地区。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即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8000年的石块摆塑龙，身长约20米，头、尾、腿、足均可辨认。摆塑龙在河南濮阳以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也有发现，但它们的年代是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雕刻精美的玉龙，被尊称为“中华第一玉龙”。上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而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的“玉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甚至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形成乃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6800年，这里发现的陶器具有猪、鹿、鸟“四灵”题材的图案。2004年，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已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乎可以隐约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还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和商文化有多方面的渊源联系。这似乎又可以对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发展到晚期突然消失的问题提供一个解释的线索。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上出现了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其对商代青铜器的影响是明显的。苏秉琦先生认为殷商人的祖先即起源于此。
　
　　由农向牧转化。随着几次降温事件的发生，一部分先民从北方草原迁往它方，而留在草原上的先民们则经历了由农业生产转向游牧业生产的过程。有学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农业—畜牧业—游牧业”的发展模式。有研究表明，距今8000—5000年前，北方草原处于高温湿润期，这里的原始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在经历了一系列降温事件后，距今4300年的降温事件迫使内蒙古中部从事农业生产的老虎山文化人群东进、南下，南下的一支在鄂尔多斯地区发展了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中晚期，其生产形态开始由农业向畜牧业转化，并且出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样的畜牧业文化的标志物。随着气候的持续转冷，朱开沟文化人群向南向东扩散，影响及于晋北、燕北、辽西。出现了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朱开沟青铜文化还向北方扩散，影响遍及今天的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地区。公元前10世纪，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驯养了马，从此游牧民族就成为“马背民族”，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

　　纵观新石器时代以来北方草原文化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它与中原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同源关系，而在各自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二者又不断互相影响，草原文化还表现出不断向中原文化汇聚的特点。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贡献的历史审视

　　草原文化在经历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完全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缺失了草原文化，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就会遭到破坏。中华文化及其多元一体的格局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它的形成历经数千年，这期间，草原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既有刀光剑影下的碰撞、影响，又有春雨润物般的交流、融合。站在今天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数千年来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加深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认识，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草原文化方面义不容辞的责任。

　　毫无疑问，历史上中华各民族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旋律，而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则是其中绚丽夺目的华章。

　　公元前307年，赵国国君武灵王力排众议，下令革政，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首开主动向草原文化学习的先河。“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军事文化和服饰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军事方面，经过胡服骑射训练，赵国的军队成为当时各国最先进的军队，从此，骑兵兵种和骑射战法被引入中原，这对我国古代军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服饰方面，赵武灵王穿用胡服后，其他各国争相效仿，“2000多年以来，这种服饰基本被沿袭”。

　　匈奴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公元前209年，以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为标志，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此后，通过对东胡、月氏等的一系列战争，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统一，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西汉前期奉行与匈奴“和亲”政策，匈汉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了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这不仅使匈奴的畜产品、匈奴文化、西域文化不断流入内地，还使草原与中原的“关市”、“边市”从此发轫，成为日后草原经济、文化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传统的重要渠道之一。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居于今内蒙古西南部、山西、河北北部。不久，北匈奴势衰西迁，又有20余万匈奴人降汉。匈奴人口的涌入使草原文化也随之而来，特别是被称作“胡物”　的匈奴器物，在中原受到了普遍欢迎，如胡笳、胡服、胡床、胡饭等等。到东汉末年，甚至出现了以灵帝刘宏为代表人物的“胡化”浪潮。由此可见匈奴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人群的移动必然带来文化的流动。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民族迁徙的方向主要是西迁和南下，南下的草原民族不断地给予中原文化以冲击、影响和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族大量迁入中原，他们与汉族人民杂错居住，各自建立割据政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蔚然成风，竟形成了当时江南人认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局面。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开始缓慢汉化。魏孝文帝亲政后，迁都洛阳，力行汉法，禁鲜卑语，改汉姓、禁胡服，加速了中原鲜卑等各民族的汉化，“五胡”后裔大量融入汉族。北魏末期，“六镇起义”引起黄河流域又一次大分裂。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涌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隋文帝建立隋朝，统一全国后，在文化方面首要的措施是大力倡导华夏正统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胡化”程度之深。

　　匈奴、鲜卑等族代表的草原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三个多世纪的碰撞、交流、融合中，为中华文化的重新整合，继续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尽管颇为曲折，但也成绩斐然。特别是音乐和乐府民歌被深深烙上了草原文化的印记。当时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历经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历来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影响，首开此先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府兵制曾经对我国古代军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融合期。这一时期，无论是民族的融合还是文化的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胡化倾向。唐代的胡化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基础。如上所述，唐以前五胡入华，形成了黄河流域胡汉杂居的局面。唐朝推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对突厥等民族大量移居内地起到促进作用。如贞观年间东突厥汗国崩溃，10万突厥人降唐，其中万余家突厥酋豪被安置于长安。后突厥汗国的灭亡，使突厥人口又一次涌入内地。人口结构的改变必然促进文化的变化。唐代的胡化得到了政策支持。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曾任北魏武川镇将领，唐代即有李唐皇帝出自鲜卑的说法，因此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来源于鲜卑或突厥人。唐朝最初三代皇帝李渊、李世民、李治都出自鲜卑族母亲，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北方民族的血液。他们能够视华、夷为一家，对各民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这无疑对胡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唐代的胡化影响范围广泛。当时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胡风劲吹，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鹜，盛况空前，出现了“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局面。胡曲、胡食、胡服受到普遍欢迎。唐代的胡化推动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草原文化不仅在礼俗、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文化层面给中原文化以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　。


　在胡风强劲的社会背景下，唐太宗李世民推行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戴。贞观四年，北方少数民族首领齐集长安，请求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唐太宗接受请求，成为北方各族各部的共主。唐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推行羁縻政策，因俗而治，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本民族事务。羁縻政策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广泛认可。唐太宗称“天可汗”，加强了中原人民和草原人民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加速了当时草原文化向中原文化汇聚的步伐。羁縻政策的推行，扩大了唐朝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使中原文化可以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与草原文化进行交流。而这些都是与草原人民的努力促进分不开的。回顾历史我们看到，除了各民族友好交往之外，民族间的战争和征服也时有发生，而规模之大、对文化发展影响之深，莫过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十六国时期，在各个割据政权混战不已的背景下，拓跋鲜卑统一中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第一次南北朝时期。此后，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满族等草原民族先后入主中原，谱写了由北向南逐步实现中华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交流互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和发展空间。

　　辽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时期的开始。辽朝建立北、南双轨政权体制，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针。其北、南面官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影响到了金、元两朝政权机构的演变。辽朝最具游牧政权特点的政治文化习俗，是统治机构的核心部分在迁徙移动中商讨政务、行使职权，即“捺钵议政”。辽朝皇帝四季渔猎、议政时设立的行帐，因其与皇帝避暑消寒、议定重要政务联系密切，故为辽朝制度之一。捺钵按四季移徙，各有活动内容。捺钵制度后来被金朝沿袭。

　　辽首创草原京城及陪都制。上京城临潢府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另外还分别设立中京城、东京城、南京城、西京城。辽五京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城市建设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辽代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耶律阿保机建国，创制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并用，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架起一座桥梁。辽代的绘画、舞蹈、宗教发展较为突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壁画艺术。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的宝贵历史遗产。辽朝的强大和辽代文化的繁荣，曾经使许多当时的北方民族和西方国家只知有辽，不知有宋，甚至有的民族或国家至今还称中国为“契丹”。影响所及，可谓深矣。

　　辽朝末年，女真族兴兵灭辽，建立金朝，成为继契丹之后又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为了便于统治，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与迁都相配合，金朝把大量有本民族特色的军事行政组织猛安谋克及其所辖的女真人户迁居中原。迁都和猛安谋克移居中原，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使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金代，女真族还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女真文。

　　唐末藩镇割据，我国又一次进入分裂割据时代。五代十国，割据朝廷林立；宋、辽、金、夏地方政权对峙；蒙古、高昌、哈喇汗朝、西辽、大理、吐蕃等民族政权并存，隋唐以来中华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然而，也正是在这时，一次新的中华大一统历史潮流开始涌动。辽朝统一北方、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这一历史潮流的逐渐高涨。蒙古汗国及元朝的建立，终于使中华大一统历史潮流达到最高潮。

　　蒙元时期，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草原军事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蒙古铁骑横扫万里，显示出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高超的战略战术。在蒙古军队的西征南进中，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出现在欧亚大陆。蒙古汗国的建立，打破欧亚各国间的此疆彼界，开拓了空前发达的陆路交通，东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可以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历史遗产。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时期。《元史·地理志》载元朝的疆域，“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为今天我国辽阔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元朝辽阔的疆域、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畅通的交通，成为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文化交往的便利条件，促成了民族融合进程加快，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大范围汇聚互融。元朝政府首创即能够保证中央集权，又给予地方比较充分权力的行省体制，使中国的行政制度进行了一次巨大变革。明代，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仍被习惯地称为行省，简称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行省制是草原民族带给中华多元文化的宝贵财富。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族先后创制两种自己民族的文字：畏兀体蒙古字和八思巴蒙古字。蒙古字的创制为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并且由此产生了北方草原上第一部流传至今的不朽篇章——《蒙古秘史》。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元代的科学文化成就不胜枚举，其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元曲。元曲主要分为杂剧和散曲。有学者指出，“中国真正的戏剧，始自元代的杂剧”。正因如此，后人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可见元曲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6、17世纪之交，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当他们足够强大时，同以往许多草原民族一样，走上入主中原的道路。清朝幅员辽阔，版图之大，仅次于元代，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清朝的建立，使草原文化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入关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在积极学习孔孟程朱之学的同时，也在发型、服饰等文化习俗方面坚决地推进满化。顺治五年，清世祖下诏允许民间满汉通婚，满汉民族融合以成历史趋势。经过长期融合，满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例如，旗袍不仅曾经被汉、回、蒙古等族人民广泛穿用，而且至今依然是中华服饰文化中一支充满活力的奇葩。满语则对今天汉语东北话、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形成，在语音和词汇方面产生了剧大影响。　

　　清代，以满族、蒙古族等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在多领域获得长足发展，表现出在与中原文化互融中发展的特点。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具有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海内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在《红楼梦》等的影响下创作了《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清朝后期，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发现，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代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和平渗透，逐步进入；从辽代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被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所吸引。从辽代开始，除上述原因之外，中原朝廷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导致国家积弱，不堪一击，对正在崛起、惯于征战的草原民族也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刺激因素。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之际，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一次次地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于历史上较落后民族征服较先进民族的结果和规律，恩格斯早有论述：“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取被征服者的语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能不说，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的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以及草原文化向中原文化的汇聚。这样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更加明显，正是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民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多元一体、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


　　[参考书目：]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陈连开：《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潘照东：《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打印稿。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
　　参阅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
　　《中国北方序幕—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北方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
　　王大方：《草原访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田广金、郭素新《中国北方序幕—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
　　《洛阳伽蓝记》，卷儿，中华书局，1963年。
　　《颜氏家训》〈音辞〉。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近启孮：《京旗的语音和语调》，载吉祥满族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222页，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