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名将高敬亭被杀和平反案 初探】

 

徐向前 李先念 题墓碑

 

高敬亭（1907-1939）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高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张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1939年6月24日被新四军国民党蒋介石联手处死。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遗腹女高凤英给毛主席写信，通过邮局寄“北京市中央毛泽东主席收”。经转折，到了毛主席手中。11月30日，便叫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高的案子，并嘱“以其结果告我”。12月14日，毛主席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主要责任我怀疑是项英。1976年因为毛主席去世，他生前批示对高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直到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才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高警亭夫人史玉清于1959年毛主席视察安徽后，曾为高的问题给毛主席写过一封申诉信，但那封信未转到毛主席手上就被转回安徽省委了，史玉清还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训责。】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11月30日，病中的毛主席批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2月14日，毛主席在《审查报告》上作了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宣布为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

高的女儿于1975年10月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要求澄清其父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已经患病在身。11月30日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此案，并“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递交调查报告，禀明：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12月14日，毛泽东在汪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当时只有皖南军部能与重庆军委会电讯联络，所以毛泽东仅凭汪东兴报告中引用的一句话就认定项英要负主要责任证据似嫌不足。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视察安徽时，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中提到高敬亭在当地很有影响，不知为何被处死？毛泽东回答说：“是戴季英搞的鬼。”戴季英解放初任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因反党罪名正在坐牢。】【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7月，江北新四军以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兼八团团长，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三是项英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持此说。晚年毛泽东仅凭汪东兴报告说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就此批示“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四是说戴季英搞的鬼。这是1953年毛泽东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当面说的。和叶挺一样，戴季英肯定也是同意杀高的，但他当时的身份仅是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反高斗争的很多人职位都比他高，戴季英又能越过他们搞什么鬼呢？】 【信的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对此我曾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高凤英 1975年10月10日合肥”】 【】毛主席对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早在抗战初期就曾作出过一系列指示。父亲在被处死前，延安就电示：“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采取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队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改造与整理。”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看戏时，毛主席巧遇参加延安整风的原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也曾当面询问：“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表示了对“反高斗争”的反思。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在1953年视察安徽省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时，又谈及父亲被杀的话题，毛主席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1975年12月9日，汪东兴将了解的情况向毛主席写出报告，指出经过了解，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毛主席于12月14日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动荡不安的1976年很快来临。这一年，国内重大事故迭起，毛主席也于9月9日逝世。他生前批示的对父亲一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一直到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终于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不久，国务院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在部队和地方的配合下，在肥东青龙场找到了父亲的遗骸。1980年4月19日下午，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合肥殡仪馆举行。4月25日，《安徽日报》对骨灰安葬仪式作了长篇报道，公开为父亲平反。他的骨灰如今安放在南京殡仪馆军人馆内。 　　父亲三十六年沉冤终于得以昭雪。 【】1989年5月3日，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形时讲道：“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

高敬亭若活着 1955年可授大将，最低上将军衔。

新四军的陈毅授帅，粟裕 张云逸 黄克诚授大将。

 

1938年初组建新四军时，新四军第四支队，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三千一百人，是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枪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支队（新四军当时总共11000人）。1939年3月29日，叶挺致电蒋介石：“职军江北支队（第四支队）官兵9000余人，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暂设指挥部。”蒋介石于3月31日复电叶挺：“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一节，准如所请。”3月30日，项、叶又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批准，並提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4月，项英以中共东南局名义，提议组成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由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7人组成，张云逸任书记。 　　1939年4月25日，叶挺军长率领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四团第一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5月6日抵达庐江东汤池，7日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担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为第五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同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县高敬亭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这时，新四军军部将中共中央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传到江北。5月10日，叶挺军长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第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天，主要是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四支队继续东进。经过动员，第四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可是，当部队开出几天后，高敬亭又下令正在东进途中的第七团和第九团停止东进。第九团领导抵制了高的命令，并及时报告江北指挥部。而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投靠了国民党桂系部队。 　　杨克志和曹玉福曾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就已犯了较严重的错误，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加上高敬亭在以往“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故在“反杨、曹斗争”中，部队对高敬亭逐渐有了不满情绪，也揭发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高敬亭奉命率教导大队到合肥青龙厂时，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军长，被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周（军部副官处处长）扣留，并将高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并采取了扣留审查的措施，同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决定改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接着，叶军长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说：“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此时赶到的戴季英又对李说：“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李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政委江岚和大队长李世安都分别讲了话，传达了叶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3天后，戴季英又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思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接着又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四支队的杜国平（原红四军第三十六团参谋长）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此后，对高敬亭由内部审查升级到公开批斗。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3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会上给高敬亭加上“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拒不认错。高说：“红二十八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四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首长作了汇报。但还是在6月24日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这年高敬亭仅32岁。 　　高敬亭被枪杀以后，中共中央将高敬亭送延安学习的电报到了。可人死不能复生，这位曾经使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将，就这样丧失了他年轻的生命。如果当时能采取冷处理、过渡办法效果会更好。】1939年5月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按常规本应担任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

1939年5月，

叶挺去江北组建江北指挥部，向第四支队干部动员向东挺进，高敬亭也表示赞成，却在背后指使部队停止东进，还发生了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的事件。“在广大干部反杨、曹叛逃斗争中，揭发了一些高敬亭的错误言行之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于6月上旬在肥东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按照事先的布置，将他扣押起来。”

20天之后，叶挺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个所谓‘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6月24日将高敬亭草草处死。

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作为直接处理四支队问题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也是有责任的，是个严重的失误。”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处理江北问题的过程中，一直与皖南军部保持联系。重要的事情，都与项英先作商量。向延安报告与向重庆交涉，统由皖南军部负责。”

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说当年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军部属第三战区，错杀高敬亭是由五战区上报的，不是军部上报的，项英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等情况。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可以推测：李的意思是，叶挺等冒用了项英的名义？】

【新四军四支队是实力最大的支队。新四军建立时11000人，高敬停的四支队就5000多人，占近一半。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线是四支队7团团长政委带警卫排投奔国民党， 7团是四支队的主力 团。团长是高敬亭的警卫员，政委是高敬亭的秘书，过去都只听高敬亭的指挥。 如果这个叛逃只是个孤立事件还好说，可是在这之前，又发生了高敬亭扣押和驱赶延安南方局排到四支队的干部事件。 北边的115师687团团长张绍东带着部分营连长和团机关跑了，这些都原红25军大别山的人。分配到新四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跑掉了好几个，他们都是员四方面军里师团长级的人物。这几个不是要跑到KMT那里或跑回 大别山老家， 而是要跑到129师老部队去。】1936年10月后，中央军委主席就是老毛了，高敬亭被杀是1939年。 这里提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项英肯定是个关键人物，没他同意，绝对杀不了。从他的地位来说，他应该是全程参与了整个方案的设计和实施的 再下来是江北指挥部， 他们是具体执行的。叶挺肯定是同意杀的，但是很怀疑他是不 是有决定权。看28军人的回忆，邓子恢是斗争高敬亭的实际主持人，他应该是同意杀的。还有一个是江北总指挥张云逸，10位大将之一，28军的人认为杀高，他脱不了关系，虽然历史书上很是低调，可是几次新四军的大事，他都卷入不浅，杀高，黄花塘斗陈毅，山东斗黎玉。 然后还有两个人，戴季英和郑位三。28军有人怀疑，杀高说不定是戴季英最早提的意。 28军的人普遍认为郑位三是反对杀高的， 但是他是有渠道直通中央的，如果他真的提出反对，中央应该会考虑的，按他一贯比较软的性格来说，他内心可能是不愿杀，但是不见得会公开投反对票。要说谁在杀高这点起关键作用， 可能还是张云逸, 作为江北指挥所总指挥，根本 指挥不动高，只能指挥那个大部分成分是收编土匪的周骏鸣第8团。 老张资格老，过去在粤4军和叶挺共事过，在中央苏区又认识项英， 经过长征和延安，和毛张周都也很熟， 如果张提出杀高， 各方面都会同意。】

高敬亭之女：要不是毛主席，没人能替我父亲平反

 

中央领导同志收到项英女儿项苏云2010年2月25日关于她父亲项英被诬为错杀高敬亭的主要责任人而蒙冤一事的信，对她反映的情况很重视，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了核对研究，认为“不能再出现把责任归于项英同志的内容”；江苏省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解放军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有关项英同志应负主要责任的内容”应“作删节处理”，“不再陈列展示”。这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将错杀高敬亭的责任归于项英是不对的。

 

这次在台北查蒋档，582封关于高敬亭的电报中，偏偏就没有查到“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倒是在1939年5月26日以叶挺、项英署名，发自泾县呈蒋委员长的寝午秘电中，在汇报整理四支队并请求增发军费时，有“拟请准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之语。当时叶挺正在江北，此电应为项英所发。 此外，还查到国民党中统局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于1939年7月5日呈报蒋介石关于中统特工6月24日、28日发自安徽立煌的两封电报。6月24日电曰：“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俊亭于6月7日被撤职查办。其原因除高（俊亭）戴（季英）对立及第七团正副团长脱离事件外，尚有（一）高曾为张国焘之干部，过去曾一度不服军部之指挥；（二）该队留守处主任英兆元等控高四点：A经济观念不清，前内战时所存二万余元不明用途而告净尽；B擅扣军饷充实合作社基金供少数挥霍；C私生活浪漫，妻妾二人左拥右抱，引起部队离心；D扩充实力企图叛变。高被扣后叶挺即派人至舒城东蒋冲将高之妻妾扣押，搜出金砖七块，硬币七千余元，并令高等所办之合作社所有存货分送梅河、乌沙、小七里河、晓村等地。” 6月28日电曰：“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俊亭于本月7日撤职查办后，已于26日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