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 沉浮】
《特赦1959》剧里，在战犯管理所，沈醉喊冤：我是起义的， 不是战犯，
沈醉 说的的确是真的。
后来 当年他签署起义通电等档案文件找到后，得到证实，给予其 国家副部长待遇到终。
沈醉 活了82岁，1996-3-18 病逝于北京
少将
他自称 得到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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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
抗战后期，卢汉升任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军衔升为上将，与他身份相同的几个集团军总司令，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出身黄埔的正规军，卢汉是滇军出身，又是少数民族，能站到那个位置，也表明相当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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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张群虽然被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也很受优待。父亲曾派杨文清去做张群的工作，张群回答：我同情你们的起义，但人各有志，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知道的，希望卢先生能放我一马。父亲与张群的私人关系很好，当初又是他在蒋介石面前力保父亲，所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放了张群。12月11日上午，他派专人把张群送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张群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去了香港，几天后转船去了台湾。
父亲释放张群的举动，当时被毛主席批评。1950年，周总理对千家驹这样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另一方面，被扣押的李弥、余程万等人，在父亲警卫人员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义的声明上签了字。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用枪逼着沈醉签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军统内外勤人员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1956年，沈醉因为是“起义投诚人员”而被特赦，说起来，这还要“感谢”父亲逼他在起义声明上签了字。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当年中共在云南有很多地下组织--比如有朱家璧领导的边纵，郑伯克领导的滇桂黔纵队，还有一些游击队等。父亲宣布起义后，这几个组织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权。而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政权将来要派四野来接管。
希望女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父亲起义时，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昆明政权要派四野来接管。父亲严守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陈赓与宋任穷前来接手。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产党人的不满。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为云南后来形势的安定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接管云南后的陈赓与宋任穷，对父亲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身与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对他们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个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作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的国民党的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他听到这种消息时就说：“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呆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
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到昆明，我独自一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到了寒假，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没地方回，家里觉得昆明太远，回一次还要坐飞机，有点浪费，所以偌大的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暖气也停了，管宿舍的老太太看我可怜，每天给我一撮子煤，半夜煤用完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毛巾就冻得跟冰棍一样。食堂也不供饭了，也根本没暖气，我一般都窝在宿舍里，中午到校外小饭馆里吃饭，来这里的大多是街上拉三轮的苦力，他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一个小姑娘自己来吃饭，听说我要二两炒饼，他们都嘿嘿地笑。
把所有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
一天傍晚，我正蜷缩在学生宿舍的床上发呆，突然听说门外有人找我，我非常惊讶。一位穿军装的战士问过我姓名后，说：“你爸爸的朋友陈司令员叫我来接你……”我跟着他一起上了有轨电车，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想：这个陈司令是谁？他叫我去干什么？到了灵境胡同的一座普通四合院里，有人迎面来接我，我才知道是陈赓大将。原来他偶然从我父亲那里听说我在北京上学的事，很有心地记了下来，派人找到我。后来我周末和假期就在陈赓伯伯家，在北京不再那么孤单了。父亲与陈赓、宋任穷的友情，也延续到了我们第二代。
父亲调到北京后，没有房子住，我们暂住在北京饭店里，叶剑英、朱德经常过去看望父亲，兴致所至，3个人就下楼走到王府井，背着手，在东长安街散步再回来。那时认出叶帅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认识朱老总，有的人还走上前，凑到他跟前看，甚至还指指点点。朱老总也笑嘻嘻地让大家看，特别可爱。虽然都有警卫，但那时气氛还挺轻松的。
父亲的性格与龙云完全不一样。龙云性格外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相比之下，父亲一直很低调，嘴也非常严。他平时极少在我们面前点评时政，也从来不议论他人。我想，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与他戎马一生的军人生涯有关。他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涉及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必须严守秘密。解放后，他更是谨慎低调，避口不谈自己的事。
我们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义之后，父亲把这些房产，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后来中央给他传达了一个意见，意思是把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可以留下来。他的老部下张冲跟我们说过：“你的老父亲，就是个木匠，到哪儿都盖房子，盖了那么多房，自己都没住。”有一年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活动，周总理指着我父亲对荣毅仁说：“你看他最轻松，没负担，一无所有都交了。”父亲回来还问我们，总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家，也就是策动起义的卢汉公馆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是一座法国风格的两层的别墅。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一家都搬了过来。父母就花钱雇人看房子。但没过多久，省政府出面协商，说要借用那套房子。父亲得知后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细软收拾出来之后，房子内部的摆设、油画、地毯，都不许动，原样借给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现在。几年前我到昆明还找机会到里面看了一下，这幢房子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没了。那幢房子有许多特别珍贵的艺术品。我记得有一个很高的架子上，摆着一个象牙球雕，特别精美，每层都可以单独转动，里面的图案各不一样，我就经常拨动去数，大人告诉我有13层，1、2、3……数着数着就晕了。有一个汉白玉刻的仕女出浴雕塑，仕女身上的绸子和纱就像真的一样，非常有质感，我母亲非常喜欢这一件，过一段时间她就让人用牛奶去洗。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送给父亲一个铁铸的鹰，那个羽毛，就像真的在飞一样。母亲后来问起家里的一个亲戚：见到那只鹰没有？她总希望它能落到识货人的手里，也算是有个善终，可惜都不知所终。
最后的岁月
我们家搬到北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必然要去龙云家去看他，留在那吃顿饭，有时我也会陪着去。
1957年的某一天，我记得父亲回来，忧心忡忡的样子。原来，在白天的政协会议上，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质疑。龙云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批判苏联，说苏联掠夺了不少东北的机器，又占领了海参崴等等。父亲听了，深觉不妥，他私下里劝龙云不要“开炮”，但龙云并不在意。
在政协会议要结束的头一天晚上，我陪着父母又一起去了龙云家。我听见父亲苦口婆心地说：“龙主席，你明天不要再说了，你说的太过分了，再说你说了也没用，谁听你的呀！”母亲她们也在旁边劝了一阵。龙云起初还在坚持：“我上两次的发言，好像还没说清楚，明天还要好好再说说。”父亲又苦苦相劝：“千万不要再说了！”我妈也劝，说，“还有半天会就开完了，你就别再说了！”龙云最终答应下来。
第二天，父亲开会回来，长叹一声：“这个龙主席啊，都上午11点半了，还是没坐住，又起来赶着说，好，这回就说'拐'（注：云南话”说错了“的意思），肯定要倒霉了。”果然，没几天，龙云就因为“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被划成右派，也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头号右派。
龙云成了右派后，我们要跟右派“划清界限”，所以后来再也没怎么去过龙家。1962年6月27日，75岁的龙云患心肌梗塞去世，第二天，中央统战部宣布摘去龙云的“右派”帽子，成为第一批被平反的右派。
龙云一共有7个孩子，他们后来也大部分去了国外。我和龙家的几个儿子都很熟，从小到大都是大表哥、二表哥地称呼他们，但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很早之前，龙云曾在北京买过一个大院子，是以前的旧王府，有100多间房子。解放后，这里被卫生部征用。龙云到了北京后，曾希望回到这座王府里住，后来经商议，将北总布胡同14号院给他作为置换。龙云去世后，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这个院子由国家事务管理局出面分配给了陆定一。上世纪90年代，龙家子女提出希望归还那套老宅子，但此时陆定一年龄已经很大，身体也很不好，一个医疗组都已驻进了他们家，政府提出缓几年再说。1996年，陆定一去世后，这个院子最终归还了龙家，听说不久前又被龙家卖了出去。
说起来，父亲的房产比龙家多得多，但父亲都捐了出去，丝毫也不在意，我们也深受他影响。
父亲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欢京剧，也收藏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开始扫“四旧”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地把收藏的唱片捡出来砸了一些，但起初还留了马连良等人的唱片，没舍得。把那部分砸碎以后，他在院里溜了两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后，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得并不厉害。
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然父亲从来不提，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见我的两个哥哥。从1949年解放之后，我们就和两个哥哥失去了联系。抱着试试的态度，家人试着向组织提了一下，没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失散25年的两个哥哥取得了联系。两个哥哥得知消息后，都从美国赶了回来，轮番伺候父亲，让即将离世的父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
http://history.sina.com.cn/bk/mgs/2014-08-28/1627989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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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卢汉的部下递给沈一张拟好的起义电文，让他在上面签字。沈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种行文不符合军统特务的行文规定，部下一看就会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他便说：“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起义电文吧！”卢的部下看了一眼沈四周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说：“在这种时候你自己越写越乱，还不如就在上面签个名。”但沈醉告诉他说，这种行文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作用，还是沈自己写。
沈因为晚上就想好了要起义，故提笔一挥而就：
现云南全省在卢主任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秘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但可免除无益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各工作同志应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惟一自新良机。
沈醉 12月10日
沈边写卢的部下边称赞写得好。沈写完后，接着就把徐远举、周养浩等大特务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卢的部下看到沈醉表现这么好，很感意外，原来他们一直以为沈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
一切手段办完之后，卢汉的部下便问沈醉，是要走，还是留下？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沈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沈清楚：去台湾，只有死路一条。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当天中午，卢汉将张群放行，让他及其随员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香港去了。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是年12月底，沈醉被押送到重庆。1957年年底，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在人民政府对沈醉的管教期间，沈与其他战犯、特务头子们的思想逐渐得到改造，管教所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到各地参观，以培养他们对新中国和普通人民的感情，清除他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旧思想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经过十来年的改造，确实使沈醉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各个方面脱胎换骨，成为热爱生产劳动、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公民。
特赦后，沈醉先在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了一年，而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生活待遇优厚。在这期间，他除了劳动、学习或参观之外，就是勤奋写作，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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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起义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当上军统局局长，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凤视为前途大患。聪明的沈醉主动“申请”避祸，被“发配”到云南，任军统云南站站长，同时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
在云南，他奉命去重庆调解保密局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与保密局西南监察室主任周养浩（《红岩》中沈养斋的原型）之间的矛盾，目睹了在徐远举刑审“江姐”江竹筠的过程。沈醉对江姐“文弱女子是那样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深为佩服。杀人不眨眼的徐远举面对江姐的坚强，就像在后来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表现的那样，气急败坏地声称要扒光江姐的衣服，坐在旁边观看的沈醉用脚碰了碰徐远举，制止了这一暴行。因这一“参与”过程，沈醉成为了《红岩》中“严醉”的原型。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在即，看破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加紧与地下党的联系，这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同年8月，毛人凤电令沈醉火速除掉卢汉身边反蒋的杨杰、陈复光、谢崇文等人。沈醉明知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但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对毛的命令采取拖延时间之法，暗中却帮助杨杰脱了身。后来毛人凤从台湾乘专机赶到昆明，亲自监督沈醉的行动。沈醉表面点头，内心极为不满。联想起多年来的忍受，对毛人凤起了杀机，想用一种慢性毒药毒死毛人凤。在决定采取行动的当晚，沈醉来到毛人凤房间，毛拍着沈的肩头用感激而又羞愧的口吻说：“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一向重义气的沈醉被毛人凤的“这半句话和那诚恳的面部表情”所迷惑，遂放弃了杀机。
随着重庆的解放，解放军大举进军四川，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并软禁了从台湾来当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高官，沈醉最后参加了起义。而卢汉为了报答张群以往的恩情，在起义之后擅自放走了张群，打乱了周恩来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卢汉“因而怕共产党不能原谅他”，在办理起义移交时，把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
作为战犯的沈醉由此进入了十年的战犯改造以及五年的二次监牢时期。
秦城改造
作为战犯的沈醉最初心情也很惶恐，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押迁重庆后，陈赓等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先后来监狱看望国民党中的同学如宋希濂等，还请他们吃饭，这让沈醉看到了希望。他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这些共产党干部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渐渐地，沈醉开始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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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28日，与12年前特赦出狱的同一月同一日，沈醉再次恢复了自由。后来沈醉了解到：是周恩来总理发现“四人帮”把几个“特字号”国民党战犯又抓去关了起来，特又下令释放，“又在周总理的笔下得到了第二次地自由”。解放后的国民党战犯对周恩来总理应该是最有感情、最尊重的，这不仅是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而且真心诚意地、事无巨细地关心、照顾战犯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传出，沈醉感觉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情不自禁地为老人家暗中祈祷”，作诗云：“割骨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粉碎“四人帮”后，文史专员们都增加了工资，沈醉的女儿、女婿也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照顾沈醉的生活，在台湾和海外的子女也经常通信。更让沈醉高兴的是：1949年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清理出来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审定，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让沈醉“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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