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9-9 凌晨，毛泽东去世。
1976-10-6，华叶王，诱捕王张姚于白虎堂加江青于另一处。
这是史称 “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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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同志在各总部、各兵种负责人会议上的传达（ 1976年10月7日中午）
同志们：
中央政治局要求我向同志们传达几件事，昨晚政治局开了会，有几个决定：
一、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
二、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
三、中央决定出版《毛选》，总出版五卷，还收录毛主席的手搞，以过去康老主持的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为基础；
四、毛主席的遗容永远保存下来，准备在北京建立纪念堂。
再宣布一件大事，有人企图篡党夺权，他们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现在已把他们扣留了。
他们阴谋篡党夺权，不是现在的事了，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实际那三分就是他们搞的。主席早就有察觉，早就想处理……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主席指出，他们四个人搞四人帮。这是第一次。再一次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到南方，看了很多材料，看到很多突出的问题，例如：“三箭齐发”，又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
四人帮问题，毛主席又考虑了三个月。毛主席批评江青说：“你不能代表我，也不能代表中央，只能代表你自己。”“你没有教条主义，但有一点小小的经验主义。”批评张春桥：“你为什么不恨权势主义，专恨经验主义，”“上次我讲了不要搞四人帮，现在为什么还要搞？”有次为讨论样板戏的问题，要发一个文件，他们几个人先起草，送王洪文签发，叶帅划了一个与平常不同的记号，然后政治局其他同志就也圈了。开会时江青指着邓小平：“你签了没有？”邓说：“我圈了。”江说：“你这是什么态度？！接着张、姚也站起来，对着邓说：“我知道你是要跳出来的，今天你到底是跳出来了。”在京西宾馆开过一次打招呼会，华国锋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又召集各省区的人，大讲批文件的事，邓在会上的态度的事，还点了一大批人的名。会后整理成文件送主席，主席批示：“此件不能印，此事做的不妥。邓小平有错误，但会议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总之，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批评了他们为什么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至于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毛主席说了三次，他们也不听，毛主席说：“方针是治病救人，不要处分人，他们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中央的话。”又说：“我现在能吃能睡，讲话不清，但我能看能写。”“对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上半年不行，下半年，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一年不行两年。”会议上毛主席突出的批评江青、张春桥，特别是批评江青不经中央，不经主席到处发东西。主席讲：“我是党中央主席，我要发文件，还要经政治局讨论的嘛！”会议完了以后，毛主席同与会同志握手，与吴德同志握手时说：“北京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同王洪文握手时说：“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了，”（主席合掌左右摇动，打手势），意思是不要两面倒，两两之立。
对江青，主席不让她去天律小靳庄，她偏要去，到那里说，她是冲破国务院的封锁，主席保了驾才来的。四月五日又到大寨，要主席同意她去，主席连眼都没有睁，画了个圈。
主席逝世后，国锋忙于追悼活动，开追悼会，而江青却忙于抓主席文件。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说，有重大的事要研究，叶剑英不参加了，你，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参加。会上，江青说：毛主席的文件，由她和毛远新负责整理。华国锋说：政治局常委都没参加，这算什么会？文件由东兴同志暂时封存，主席的锁匙也由东兴同志保管，东兴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了。江对华说“你这是搞突然袭击？毛主席的文件只有毛远新一个人看得懂。”她为什么要抓主席的文件，有他们的历史问题，一份是江青向外国人的谈话，附本被她偷去了，还有一份是毛主席在济南同杨得志司令员、王文生政委谈话记录，江青把文件偷去了，加了批注，把许世友，韩先楚同志都划到黄、吴、叶、李、邱圈子里了，这是有阴谋的。
十日二日，华国锋在外交部送的文件上（乔冠华在联大发言）划掉了“按既定方所办”的引语，因这不是毛主席的原话。粱效四日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全部针对华国锋划掉这个事，写了三个背叛，篡政毛主席的临终指示等。
华国锋和我谈了这件事，我讲：该下手了，不然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都叫他们收拾了，看来他们要对我们一锅端。华又很快与叶帅商量，最后采取了这样断然措施。
断然措施，老同志都是积极支持的。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问题。这件事东兴同志也出了很大的力，昨晚（10月6日），把他们四个人抓起来，8341部队表现很好，这是征求几个老帅的意见，徐帅：“完全拥护，好得好，好得很”。聂帅：“坚决拥护，毛主席缔造的党，不允许他们一小撮篡夺。”
最使我愤慨的事，他们对我们军队不相信，他们给我讲：“我们对你是抑信的。”“各总部，各兵种，军区怎么样？”“这几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任的，至于个别人，那是另外的问题。告他们最多的是海军，其次是二炮，总参也有。就拿这次抗震救灾，十五万军队调上去了，而电影上只有一个镜头，一恍而过。张春桥猖狂的给我讲，未来的战争是你野战军吗？还是我的民兵啊！
为了怀念毛主席，（1）要抓好学习；（2）批邓小平的错误，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不要像他们那样，不能一杆子打死，有多大的错误，讲多大的错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3）要讲团结；（4）要唱“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东方红”。
你们回去可先打个招呼，将来还有文件，以中央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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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
所谓“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华国锋听了汇报，表示同意。叶剑英、李先念也表示赞成。“四人帮”都不做声。没有出席会议的汪东兴听周启才汇报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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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晚8时左右，“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前后仅用时35分钟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常委会议，内容有：一、研究《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下午3时，汪东兴把张耀祠和武健华叫到办公室，宣布：“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为完成这次行动，经过反复挑选，从中央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和中央警卫团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广银，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姚文元。
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颁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晚6时30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时20分，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叶剑英。他对在场人员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时40分，华国锋来到。三人进行了简短商议，汪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7时45分，华、叶、汪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在左、叶在右坐下。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央决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叶要汪坐下，汪谦虚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这里。然后，他到屏风后面去指挥。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与张春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们已经预感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姚后来在审讯中交代：张春桥说，华对批邓不积极，“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姚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后来姚又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该提高警惕。”姚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张春桥十分清楚，那个“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没有什么反应。姚文元还回忆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晚7时55分，王洪文第一个进了小门，身穿军上衣便装，夹着皮包，毫无戒备之心。两个行动组员立即从两边将他胳膊紧紧扭住。王涨红脖子咕噜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然后拼命扭动胳膊，蹦着双脚。后面的人抓住腰带将他提起，控制在华国锋正面。华国锋伸直两臂按在桌子上，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被扭离现场戴上手铐后，叹息一声：“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晚7时58分，张春桥心事重重地走进来，身穿灰色中山装。他迎面看到华、叶端坐中间的异常情况，放慢步子嘀咕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两个行动组员冲上去快速夹击，把他扭架到华、叶面前。华宣布同样的中央决定后，把张押出现场。张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 。
解决两个人后，按原定计划，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叫他前来开会。安排好后，华问叶、汪：“还要我们出面吗？”叶说：“免了吧。”决定由武健华对姚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亲笔给武现场写了手令。晚8时25分，姚文元走进来，三个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谁让你们干的？”武健华宣读命令后，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张耀祠那边的任务，是负责隔离审查江青和就地监护毛远新。
晚8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入毛远新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看电视。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毛远新听完宣布，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缴了他的手枪、钥匙。
晚8时30分，解决江青。张耀祠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进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门。江青正坐在沙发里，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马晓先回忆说：江青听着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江青这才站起身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机订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交给了张耀祠。然后，她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然而，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停在前门外的一辆大红旗轿车。就这样，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在晚7时55分至8时30分的35分钟内即全部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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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剧中“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0月6日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开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说：“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
这句台词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抓捕“四人帮”发生于毛泽东去世之后，由华国锋主导，剧中说法被指有违史实。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在
新华网回应称，剧本之所以写出“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１９７５年５月，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因而龙平平认为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
据龙平平介绍，之所以把这个编剧任务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因为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编辑邓小平同志著作，撰写其年谱传记，研究其思想生平”的，他本人已研究邓小平同志30多年。第三编研部过去就叫“邓小平研究组”，现在有不到20人，都是“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职业研究者。邓小平文选、著作等都出自该部门，过去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也大多由该部门参与创作。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当作“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打倒。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邓复出并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了“四人帮”的主要政治对手。1976年春，他再度被毛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四人帮”垮台后，邓再度复出推动改革开放，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逮捕“四人帮”事件，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捩点。历史不容戏说，毛泽东生前究竟有没有布置这场“捉妻大戏”？不可不详加辨正。
“反经验主义”的两桩党史公案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台词所依据的“红头文件”，是《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查阅原件，内容为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下发时间为1976年10月18日，距逮捕四人帮仅12天。文件罗列了1974年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其中龙平平所引用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句话，出自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谈话，但这句话的前面，还有毛泽东在同一场合的不少谈话内容：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上述谈话内容，后来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其中提及的“反经验主义”源于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是这次谈话的重要背景。
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追述：“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又称“九篇文章”）。”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高层受到严厉批判斗争。据胡乔木记述：“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博览》杂志的《“四人帮”批“经验主义”始末》一文，1975年3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同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高层权力斗争热点转移。从批外交部“投降主义”到“批林批孔”夹带“批周公”、“批走后门”，周恩来压力逐渐增大，工作中一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文革派”的攻击。邓小平1973年复出后，开始分担周的工作。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在各个领域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江青等“文革派”摩擦不断。
江青、张春桥等在毛的支持下批判“经验主义”，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也与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工作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谈话的主旨是平衡高层矛盾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向毛反映江青等大批 “经验主义”的情况，邓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为了平衡矛盾，表示同意他的意见。4月23日，毛在姚文元转呈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数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根据毛泽东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言论，并对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江青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其他宗派活动，提出了尖锐质问，江青被迫检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致信毛泽东：“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打电话向毛告状，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据她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5月1日发表文章，改称要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75年5月3日深夜，政治局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开会。会议记录全文至今尚未公开，关于毛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披露了比1976年“红头文件”更多的内容：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没有说教条主义。”
“其他的事情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另据上述《党史博览》杂志文章，毛还有如下说法：“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纵观毛泽东上述发言，首先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自己失察，分担了反“经验主义”的责任；其次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各打五十大板——“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三是提出解决办法：“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四是定性： “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最点穴一句话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毛泽东举重若轻，将江青“个人自作主张”引发的各种事端，圈定在“我看问题不大”的党内违纪范畴；至于“不要小题大做”，当然是在讽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适可而止；所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实就是问题“讲明白”之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晚年与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一生善于利用矛盾，在党内始终居于最高精神领袖和仲裁者的地位。晚年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后，渐感力不从心，却不得不将这种角色扮演下去。他被迫品尝自制的苦果：在两套接班人体制上作艰难的选择。一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层，致力于现代化经济建设，但不大理会毛的乌托邦思想；另一派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坚持毛式乌托邦主义，但无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检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自1973年11月至1976年3月，有关江青的信件、批语和谈话共计20处（另有3处对文艺工作的非点名批评未计在内）。其中收入《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的八处，收入《给江青的信和批语》的八处，收入其他篇目的四处。这20处评语中，以书信和批语私下劝诫、抚慰的11处（其中四处有阻止江青探望自己的内容），用谈话、文件批示等方式的批评九处。该书的“出版说明”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而上述内容中，至少有三处毛与表侄孙女王海容、时任英文翻译的唐闻生的谈话片断，出自毛逝世后王、唐二人的揭发材料；这些文字被正式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然不当，仅可作为史料参考。
自江青被毛泽东推上政治舞台，上升为权势逼人的“文化革命旗手”，两人逐渐由革命伴侣演化为“政治夫妻”，一位宅居中南海，一个长住钓鱼台，平时难得见面。林彪事件后，江青的势力和野心膨胀，常常以毛的名义发号施令，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臣争夺权力，不时给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添乱，令毛不胜其烦，每每予以训诫。
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不同场合有不同语境。在政治局会议场合，持论冠冕堂皇：“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在与王海容、唐闻生两位晚辈女孩背后议论时，毛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揭发说：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而在尔汝私语的夫妻书信中，毛心情复杂，既怨且忧：“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