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 袁文才 王佐 彭德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其中“(十)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若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页)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井冈山地区的两大土匪组织头目。
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
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闹独立,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他们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出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最后,彭德怀信以为真,就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
就这样,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见,彭德怀偏听偏信朱昌偕、王怀等人之言,错杀了王、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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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说: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我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在那里艰苦奋斗了一年多,直到1929年1月才离开井冈山,随红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我对井冈山的那段岁月是很有感情的,一直想找机会再回去看看,但总是抽不出时间,这次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我回井冈山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那里人民的生活情况,看看老区的变化﹔二是瞻仰烈士陵园,看望他们的后代。
我问他:当年为什麽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
宋老说:这是毛主席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做出的决定。他调查了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大城市太近﹔南端地势比较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离大城市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同时还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因此,毛主席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我又问:听说宋老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里做工作,他们是怎样的部队?能听从党的领导吗?
宋老说: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当地贫苦农民出身,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有深刻的矛盾,而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袁在中学读书时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并於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军拉到井冈山,并在军队里建立党组织。而王佐没有文化,个性很强,因不堪地主剥削压迫,在井冈山组织了一支农民队伍。红军上井冈山后,王佐对我军存有戒心,但袁、王关系很好,曾为结拜兄弟。毛主席认真分析了这种情况,决定先做袁文才的工作,再通过袁做王佐的工作。当时党内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袁、王属於土匪武装,有浓厚的绿林气息,难以改造,主张用武装消灭他们。可是毛主席则坚持团结、改造的方针。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方针是正确的。
宋老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到达宁冈古城后,毛主席会见了袁文才,充分肯定他的革命精神,并决定给他100支枪。他为毛主席真诚合作的精神所感动。之后,应袁的请求,我们派了一批干部去袁部担任连长、排长,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清除少数不良分子,收到良好效果。王佐见袁文才部队面貌一新,也提出希望我们派干部到他的部队。1928年2月,经过协商,将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毛主席派去的何长工为党代表。我被派去做宣传干事,后来任连的党代表、营的党代表。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提高战士的政治文化素质。例如,我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宣讲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他们扫盲识字等。还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提倡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禁止打骂等,使袁、王部队的不良习气慢慢得到改变。
我又问:听说袁文才、王佐后来被我们杀害了,这是怎麽回事?
宋老很痛心地说:1929年2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转移,坚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被调至军部,跟随毛委员和朱军长去赣南。这期间由於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之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硬说袁、王不服从领导,要“反水”打红军。袁文才在去赣南途中,听说党中央有指示,要杀原土匪首领,吓得他逃回了井冈山。袁逃跑是军纪所不容的,应受一定处分。但在1930年竟将袁、王错误地杀害了。我听说后十分痛心。袁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佐也於1928年入党。他们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同我们共同战斗了一年多,表现很好。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建国以后,我们追认袁、王为烈士。这次去井冈山,我特地去看望了他们的后代。
宋老说到这里,特别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说:当时有人把错杀袁、王当成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决定杀害袁、王的是井冈山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彭的责任最多是偏听偏信,他和杀害袁、王没有关系。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已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自述》。
最后我又问:井冈山人民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变化大吗?
宋老说:井冈山是革命老区,过去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民生活理应好於其他地区才对,可是现在那里还是比较落后,这使我很不安。我们应该加大扶贫力度,使那里的人民尽快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