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erine Hall
凯瑟琳·霍尔。
何明清小学内的凯瑟琳·霍尔雕塑。
周聪聪摄
▲1960年国庆，霍尔（前排左一）作为国际友人在天安门观礼。
宋家庄诊所，霍尔和病人们在一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白求恩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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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11日下午，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弥留之际，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遗书：“亲爱的聂司令员：我今天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多有贡献……”
这封遗书的主要内容早已广为人知，然而，长久以来，对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很多人却并不了解：“请转达我对凯瑟琳·霍尔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凯瑟琳·霍尔是什么人？白求恩为什么要在临终时向她致谢？
再过不久，保定市旅游局原副局长马保茹最大的心愿就要达成了——为何明清出一本书。为了补充整理资料，3年来，年过花甲的马保茹除了生病不得不休息，其他空闲时间几乎全用在写作和背着几十斤的摄影器材四处采访上。
马保茹与何明清的结缘实属偶然。1989年，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汤姆·牛纳姆来到保定市，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重病时委托他一定要为何明清女士写一本传记。马保茹当时恰好是陪同采访的外办翻译。
“我当时对何明清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甚至弄不清楚何明清这个典型的中国名字与新西兰有什么关系。”马保茹说，直到陪同牛纳姆到曲阳宋家庄采访后，自己才知道，原来何明清就是白求恩遗书里提到的凯瑟琳·霍尔！
就这样，一次例行公事的接待，引发了马保茹对这位素未谋面的新西兰友人20多年的牵挂和追寻。
买药
在过去三个月里，医疗供应主要依靠霍尔小姐的帮助，在购买药品上花了大约1.5万元。这批药物应该够八路军卫生部门用一个冬天的。
——白求恩
“我想，只有凯瑟琳这样的人才能把我带到根据地。”作为当年从北平协和医院投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护士，提到凯瑟琳·霍尔，柯棣华的妻子郭庆兰生前曾不止一次向马保茹表达过这样的赞叹。
“我和‘病人’坐在第一辆大车上，凯瑟琳戴着墨镜，全副传教士打扮，骑自行车跟在旁边，时刻留心车上的东西和周围的情况。”几十年过去，郭庆兰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从保定到定县（今定州市）时自己心中的紧张——因为他们身下的马车上，“木箱和竹箱里装满药品，箱子下边还藏有电器设备和无线电，只是在上面装了一些铁筒饼干作掩护。”
此前，在北平开往保定的火车上，她们所乘坐的车厢里坐满了枪不离身的日本兵，看着身边一脸镇定的凯瑟琳，心里七上八下的郭庆兰不禁感慨：“她真勇敢。”
与沉着稳重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尔其实只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小女人。为了不引起日军怀疑，平时衣着朴素的霍尔每次外出买药时，都会穿上全套传教士服装，用装扮刻意突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为了帮助八路军买药、运送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从1938年底到1939年秋，凯瑟琳·霍尔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频繁出入北平30多次，并为八路军建立了一条地下医疗药品输送站。”与马保茹不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马国庆对霍尔的关注，是从研究白求恩开始的，但与马保茹一样，他也被霍尔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他告诉记者，当时药品输送站的工作危险而繁重，这不仅需要在沿途的各站有地下组织保护，还要利用保定、定县、安国等地的教会以及客栈关系。
“这一路上要经过几道日本人的关卡，凯瑟琳·霍尔的药品标签是安国的教会医院，日本人要逐一将品名、数量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到医院去验证。”为了不引起怀疑，霍尔要逐步加大药品的运量，把所有药品运到安国登记后再转运到晋察冀边区，“有些只能是在夜里悄悄送出，这需要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为了地下运输站的安全，霍尔采用了完全单线联系的办法。”马保茹说。
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来到中国的白求恩不同，霍尔本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新西兰传教士，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这么频繁地为八路军采购药品呢？
1938年12月底，白求恩率医疗队去河北唐县牛眼庄医院检查工作时听说，附近的曲阳宋家庄有位中文名字叫何明清的新西兰传教士开了家诊所，“她一直在无私帮助当地穷人，聂荣臻司令员对她评价很高。”
“白求恩当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来自英语国家的人了，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就和他的翻译董越千一起去拜访霍尔。”马国庆说，白求恩果然不虚此行，因为他发现霍尔订有《泰晤士报》，还有很多英文书籍，“对渴望了解世界的白求恩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喜讯。”
更大的喜讯是，白求恩了解到霍尔会定期乘车去北平，为自己的诊所采购药品。作为新西兰人，当时霍尔持有的是英国护照，行动相对自由。“白求恩很快断定霍尔是可信赖的人，他主动邀请霍尔到八路军后方医院看看，意在让她了解八路军缺医少药的情况。”马国庆说。
得知很多八路军伤员由于缺医少药耽误治疗落下残疾后，霍尔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用药品都收集到一起，给白求恩送去。工作人员不解地问，那咱们用什么？霍尔说，八路军正缺这些东西，咱们要用可以去北京买。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白求恩被霍尔诊所的门房叫醒，原来，安国一个游击队员在埋雷训练时炸伤了腹部，霍尔发现手术难度很大，她想到了白求恩。”马国庆说，白求恩连夜骑马赶到安国，仔细察看伤情后，干净利索地完成了手术，这让霍尔佩服得不得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白求恩向霍尔提出了帮忙买药的请求。”
相知
在这里，夜里常常有人敲门，于是，我就拿着手电筒，带着大黄狗，到山里出诊，回来时常常已经大亮，又要开始准备新一天的工作。这是生活在召唤我，要去该去的地方。
——凯瑟琳·霍尔
“‘七七事变’发生后，霍尔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外国医护人员。战斗打响27个小时后，正在北平的霍尔便出现在卢沟桥战场，寻找战争幸存者。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吕正操，之后还在安国为其治病,并因此成为一生挚友。”马国庆说，当时，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霍尔对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几乎是本能地同情和支持。
然而，霍尔也有她自己的难处。她告诉白求恩：“你知道，中日战争爆发后，教会要求我们都不要介入战争中的任何一方，否则，将被开除。”对此，白求恩早有心理准备，向她侃侃而谈自己在西班牙和中国的经历。
马国庆说，白求恩也曾尝试过建立其他购药通道。1938年6月，他给保定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捎信请求帮助，“我向他要10磅三氯甲烷和10磅碳酸，得到的答复是：这次可以，但下次不行。”
霍尔没有轻易答应白求恩，只是“低下头沉默不语”，直到白求恩告辞时才表示“会考虑一下”。白求恩却满怀自信地告诉董越千：“我的‘演讲’已经对她产生了作用。”
果然，第二天上午，霍尔找到白求恩：“我决定帮你。”白求恩当即拿出长长的购药清单，霍尔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收下离开了。
两周后，霍尔从北平购回的药品和器械装满两匹骡驮，送到了白求恩手中。
从此，每隔一段时间，霍尔就要穿上教士服，带上英国护照和日军颁发的通行证，去北平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然后通过火车运到定县，再把药品分送至八路军交通站和两个教会医院。“8个月里穿梭往来3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左右，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霍尔几乎是一直在路上。”马国庆说。
除了药品，这个时期经霍尔介绍到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40多人，其中就包括郭庆兰。
“在那白色恐怖中，面对端着刺刀的日伪军，她曾手持英国护照护住教堂大门——身后的教堂内藏着老百姓和八路军伤员。她把根据地没有条件治疗的伤病员送到北平大医院，为投奔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知识分子从北平接来亲属，甚至还冒险为聂荣臻司令员搞来了电台……霍尔所做的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她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上的。”马保茹说。
为了深入了解霍尔，马保茹曾先后7次远赴新西兰，几乎见遍了她的家人。“不论从家人的描述、抑或由家族性格揣测，霍尔都是一位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定的女子。”
1896年，霍尔生于新西兰的纳皮市。“她的父亲是奥克兰的土地和地契登记官，家境很不错。”马保茹介绍说，一直接受良好教育的霍尔在护士学校毕业后，曾进入当地一家医院工作。1922年，她来到北京。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一直生长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却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到农村开办诊所。”马保茹说。在山西大同和河北河间工作一段时间后，1927年，霍尔在安国的博爱医院任护士长，并负责行政工作，后又主动申请到地处山区的曲阳宋家庄和唐县牛眼沟开办诊所。1934年，离家12年的霍尔一度回到奥克兰，到当地圣海伦妇产医院进修学习，不过她很快又回到中国，继续在唐县、曲阳一带为贫困农民服务。
“1989年8月，当我陪同牛纳姆来到宋家庄时，全村人出于对霍尔的热爱，竟都走出家门夹道欢迎。”马保茹依然记得宋家庄人提起“黄毛老何”时亲切的语气。“她在这一带行医治病并建立了第一个乡间澡堂、第一个婴儿卫生室，向妇女们不厌其烦地宣传卫生知识，还为这里培养出百名护士。她同时还创办了夜校，教农民识字，并向参加学习的贫苦农民发放食物。她把自己的钱全捐了出来，还写信给家里要求寄钱……”
后来，受牛纳姆委托，马保茹同一年又来到这一带寻访霍尔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正值12月份，山区里寒冷的天气冻得她“无法伸手打开录音机”。“可以想象霍尔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具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气。”
“我们关心着广大农村地区完全被遗忘的老百姓，那些淳朴善良而勤劳的老百姓过着愚昧、贫困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受到富人剥削，无法得到任何医疗救助，那里需要愿做出牺牲的医生和护士。”当年霍尔自己在信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名外国人，霍尔起初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甚至曾用过‘捣乱分子’这个词来形容共产党，但在接触过聂荣臻司令员后，她说：‘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像大海，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积极、热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马保茹说，霍尔是个“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无私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的新西兰女性”。
正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霍尔和白求恩相识相知。
作为亲历者，郭庆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看到凯瑟琳和白求恩大夫性情很相近。他们都办事果断——他们认为该办的事就立刻办。他们都很和蔼，对病人很好，但对那些没有干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又都非常严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渐趋一致的价值观令他们相处愉快。霍尔养了两只山羊，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喝羊奶、咖啡。
“他们经常一起交谈，一起进餐，一起救治伤员，相互关心，配合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因此霍尔和白求恩的关系，也历来是人们很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一名感情细腻的女性，马保茹认为，二人之间确实有着深厚的友谊，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伟大圣洁、志同道合的爱在其中”。
“白求恩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加拿大，他曾在患有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严重肺结核病时，恳求年轻貌美的妻子与自己离婚——他宁愿孤身一人与死神搏斗也不愿连累妻子。在唐县黄石口他挣扎着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中，还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离婚的妻子拨一笔款作为生活费并转达歉意。然而，白求恩遗言的最后一笔，还是献给了霍尔。”马保茹说。
别离
我依然记得他目送我走上十字路的情形。他看上去是如此消瘦和疲倦，但仍然面带笑容地与我作别。我怎会知道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凯瑟琳·霍尔
“我永远忘不了人们是怎样欢迎凯瑟琳女士的。他们把她围起来喊：‘我们一直在等你，欢迎你回来！’”这是当年根据地留给第一次到来的郭庆兰最深的印象。她同时也记得，“行进途中，我看到远处好几处大火在燃烧，心里很吃惊。凯瑟琳告诉我，那是日本人抢走老百姓的粮食之后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子。日本人对老百姓极其残暴。”
1939年8月，又一次从北平购药回到宋家庄的霍尔，没能受到像往常一样的欢迎。她看到的是满目凄凉，全村被“扫荡”，她的教堂和诊所也都被付之一炬。
“霍尔的行踪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同时，由于当地报纸虽未提名但仍然不够明智的报道和汉奸的告密，霍尔为八路军服务的事情暴露了，日军不仅烧毁了她的教堂和诊所，还向英国大使馆提出了抗议。”马保茹说，如果说此前霍尔对要不要投身中国抗战还有最后一丝犹豫的话，这时的她已经变得义无反顾了。
霍尔决心向教会总部申请资金重修教堂和诊所，并马上准备再去北平采购医疗设备和物资。“这个时候，生性喜爱冒险的白求恩提出了和霍尔同去的要求。但是此时，日军已经掌握了白求恩的情况。聂荣臻司令员不得不告诫白求恩，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你将必死无疑。”马国庆说，无奈之下，白求恩只能打消了去北平的念头。
霍尔只得一个人踏上去往北平的道路。然而，这次到达北平之后，霍尔很快被日本宪兵抓获，并被强行驱逐出境。
在被日军驱逐至香港后，霍尔马上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对霍尔和白求恩的合作有所了解，希望她留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此时，国际红十字总部正在筹备一个医疗队，离开了为之效力18年之久的新西兰圣公会组织、转而加入保卫中国同盟的霍尔主动请缨，作为向导返回晋察冀。
1939年10月，带着宋庆龄委托她护送的两卡车药品和物资，霍尔和同伴从香港出发，取道越南，踏上了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进而去往晋察冀的漫长旅途。
可命运，没有再给她和白求恩重逢的机会。
辗转到达贵阳之后，霍尔接到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就像听到我的两个哥哥在‘一战’时战死的消息一样令我悲伤……”霍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她很少流泪。”反复查阅霍尔日记、书信、回忆录的马保茹说，“哪怕是被日军捕获、被驱逐时都没有过。在她自己的记述中，此前只哭过一次，就是见到宋庆龄说起八路军药品急缺、自己与白求恩失去联系时。”
在艰苦困难的路途中跋涉了六个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临近石家庄时，身患重病的霍尔再也爬不起来了，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晋察冀。
八路军将她护送回西安，其后她被送回了新西兰。
“1950年6月底，霍尔来到香港，想返回她怀念的中国，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得到签证。她在香港一家麻风病医院工作了一年之后，再次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国。”马国庆说。
归来
何明清虽已是垂暮之年，依然有一种娟巧的女性仪态，她周旋于中国朋友之间，说得一口流利的地方土话。
——路易·艾黎
“霍尔自己记述的第三次流泪，是在石家庄。”马保茹说。
1960年国庆节期间，作为国际友人，霍尔应邀来华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周恩来、聂荣臻、宋庆龄等老朋友都与她见了面。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终于得偿所愿的霍尔来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前，亲手献上了一捧鲜花。
仰望面前的白求恩雕像，她禁不住泪流满面。
在白求恩墓旁，霍尔捧起了一抔泥土，用手帕仔细包好。这抔中国燕赵大地的泥土中，混合着加拿大友人从白求恩家乡带来的黑土。
如今，在曲阳宋家庄新建的“何明清小学”，一尊霍尔身背药箱、手持手电筒的汉白玉雕像矗立在校园正中央。站在学校的楼梯上极目远眺，一座五角亭立于不远处的莲花山上。
“何明清女士的骨灰就撒在那里，她在那里永远注视着脚下这一片她深深眷恋的地方。”校长刘敬雷告诉记者。
1970年，73岁的霍尔在新西兰平静地离开人世，根据她的遗嘱，她的骨灰被送回中国，送回她曾经战斗过的晋察冀。“曲阳县人民政府把她的骨灰一部分掩埋在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了宋家庄的莲花山上。”
“她已经成为中新友好交往的一个纽带。”刘敬雷说，如今，这位新西兰友人的故事已经被何明清小学编为校本课程内容。每年学校都会迎来新西兰国际友人，每到这时，宋家庄的孩子们和来自新西兰的友人都会互相讲述自己所知道的霍尔——这里人的更习惯用她的中文名字——何明清。（记者 周聪聪）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807/c85037-27425074.html
http://cn.nzchinasociety.org.nz/he-ming-qing-kathleen-hall-memorial-scholarship/
《何明清（Kathleen Hall）在太行山》【】
何明清，女，1922年，25岁的新西兰籍护士凯瑟琳·霍尔（音译名）女士（中国名何明清）告别了亲友，经由香港到上海、天津，最后到达北京，开始了她的传教生活，以传教士身份就职于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今北京协和医院）。苦难深重的中国引起了何明清的极大同情，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都激起了她极大的爱心，她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曾多次挤时间到贫穷的山区给农民看病。1923年，她受新西兰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
1927年，她调往河北保定安国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负责行政和管理方面工作。安国这所医院是当时全华北农村的第一所西方医院，她在这里办了两个护士培训班，先后培训出60多名护士。何明清利用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以安国圣公会医院（性质上属于教会医院）的名义多次到北平（今北京市）的医院采购抗战急需药品，并冒着风险几经周折将药品安全转运到晋察冀边区，送给白求恩医疗队，并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工作中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每次去北平前，白求恩都给她开个购物清单，主要是为八路军治伤医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电器等。她每次都是以安国教会医院的名义，将这些药品等经过定县车站转运到晋察冀边区。在敌特密布的恶劣环境下，她冒着生命危险闯岗哨、过封锁沟，一年中她给晋察冀边区运送医药、医疗器械等物资多达三十余次，动员输送知识分子和医务工作者四十多人，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使白求恩大夫对她由衷地敬佩和感激。
何明清在抗战期间为安国圣公会医院培养了30多名护士，并动员安国圣公会医院院长杜场曾参加白求恩医疗队，在杜场曾院长的带领下，圣公会医院的王景和、张立新等12名医护人员参加了八路军的白求恩医疗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国县城东关的民兵张德欣在埋设地雷时不慎被炸伤内脏，何明清女士和圣公会医院的医生都做不了这个手术，她立即把白求恩请来，为其做了手术，挽救了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白求恩大夫率东征医疗队到冀中根据地进行战地救治伤员时，看到战斗在冀中的华北战地服务团女团员沈乃然得了脊椎结核症。白求恩决定送她到北平协和医院去治疗，但北平是敌占区，他找到何明清，她亲自把小沈送到协和医院并安排好。经三个月的治疗，她又冒着风险，穿过封锁线，亲自把小沈接回根据地。由于何明清的作为违背传教士的行为要求，被新西兰圣公会开除，这反倒更加坚定了何明清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她来中国时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曾对共产党用过“捣乱分子”这个词，但在她接触过聂荣臻司令员后，她说：“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像大海，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因为他们有严明的纪律，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积极、热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她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她曾帮助解放区运送过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急需的电台，她始终以南丁格尔精神作为最高人生行为准则，她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民族大爱精神也给安国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何明清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把爱无私地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中国人，她的正直和良知告诉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是极其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是野兽行径。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对中国军队进行了27小时的攻击和轰炸，使中方伤亡惨重，何明清在战争废墟中去搜寻幸存者时与吕正操将军相识，她在她负责的安国圣公会医院中大批接收受伤的中国军民，她决心尽其所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何明清在安国工作战斗期间，曾为吕正操将军治病并提供当时急需的药品，给吕正操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从何明清的后代口中得知，1981年，何明清女士辞世，遵照她生前嘱托，她骨灰的一部分埋在曲阳烈士陵园,一部分撒在宋家庄的莲花山上,与白求恩陵园遥相守望……
小学操场所见，当地最好技师雕刻，基座正面镌刻聂荣臻题词
“救死扶伤，忘我献身，支援抗战，青史永存”。
聂荣臻送给她的大黄狗忠实守护她，跟随她出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a8d6e0102weqv.html
何明清纪念奖学金
我们纪念这位勇敢新西兰传教士的奖学金。
何明清 RGN，RM (1896 – 1970)
何明清是位新西兰籍的传教护士。在国内时，她被卷入了抗日战争。她不仅仅护理病者伤员，也一次又一次的将药品从日军封锁区偷运给Norman Bethune 医生，负责八路军医疗服务的医师。
何明清纪念奖学金创于新中友好协会。此奖为中国贫困地区的人提供3年奖学金，让受益者完成护理课程后回到贫困地区工作以提高健康水平。此奖学金代替了先前十年制的何明清百年纪念奖学金。
何明清 – 此照片应为在宋家庄拍照，1936年
何明清 – 传记
何明清在1896年生于新西兰纳皮尔。搬到奥克兰后，她在奥克兰公共医院参加了护士培训。
1922年，何明清被教会接受，同意她去中国传教。离开新西兰之前，她在基督城的圣海伦医院成功的完成了妇产培训。
当时，中国北方的一所杰出的医院正在使用西医治疗方式，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所医院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建，运行者则为英国及美国的新教组织。对于当时来说，这所医院非常的先进。
经过在此医院的数年语言培训及专业实践, 何明清被任命为大同一所省级医院的负责人。日后她将会被转到河北省河间及安国市医院的同一岗位。
这期间，她对于河北山里凄惨的生活环境有了深刻的了解。1934年，教会主教批准了她想要离开城市的申请。她在一个偏僻的山庄，宋家庄，建立了她自己的小医院。
何明清与四位护士，此照片应为安国医院拍照。1937年
1937年，何明清临时接管了平原上的安国医院。日军侵略时，她正是医院的负责人。
当时附近爆发了一场战役。中国军队战败时，何明清的医院是周围数百里唯一的医院。医院的医生与中国护士逃难后，何明清被迫照顾数百名伤员。
日军向南推进时，何明清回到了山里的医院。她发现她处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利用她的英国护照，何明清开始了漫长的旅途从北京购买药品，将一部分交给了中国军，直到她被日本人抓获。
宋家庄的何明清雕塑
日本人将她送上一艘开往新西兰的渡轮，但是她从香港下船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她为了重新加入八路军开始了穿过中国内陆的危险旅途。旅途中她不幸的患了脚气病，被迫回到新西兰。
战后，她帮助在香港建立了一所麻风病院。在她服务的最后几年，何明清在Te Kuiti 和 Waitara 区与当地毛利传教会工作。
退休后她将她的人生投入于让新西兰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她为将各区的友谊协会联合起来做了很多工作。终于，新中友谊协会在1958年建于惠灵顿。何明清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员之一。
何明清在1960和1964年重新访问了中国。她于1970年在汉密尔顿去世。
1993年，一个何明清亲友代表团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带会了中国。
1996年，曲阳县的人民为了纪念何明清出生100年在宋家庄竖立了一块大理石碑。
一张1997年出版的 今日中国文章 形容了这动人的一幕，也提供了何明清一生更详细的内容。
何明清当年的诊所于2000年重建。新中友好协会捐款$15000，新西兰政府提供了三倍的补助。工程完工于2000年六月，正式开门于2001年七月。点击这里 观看两个阶段的庆祝仪式。
关于何明清的笔记和记录 – 摘取于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 Roderick Stewart 著( Fitzhenry & Whiteside Lrd., 2002):
中日战争前期，何明清临时被派到她宋家庄医院东边的河北省平原的安国医院。惨烈的战斗导致大量的中方伤员。何明清体验了Bethune医生天天面对和记录的压倒性伤亡人数。与何明清不同的是，他面对的还有习惯性的药物与资金的短缺。他批评了没有提供足够支援的中国和海外的相关组织。物品的短缺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
Bethune 的报告 1938：
“河北中部的药物供应非常的差。从天津进行补给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传教士被盯的非常紧。其中一批药物被日本人截住检查。当他们被告知药物被送往教会医院时，他们记录了每一瓶药，日后检查了那家医院。医院被迫说药物已被游击队员偷走以应付药物未被送到的事实。”（195页）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并未收到中国或海外的更多的帮助！想一想！二十万士兵，平均2500伤员同时住院，去年以来打了上千场仗。我们只有5个中国毕业医生，50个未训练过的“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来处理这么多事情。”（196页）
Bethune 医生写给中国援助理事会的阅读报告 – 1939年8月
“最近三月来，我们的药物主要是宋家庄教会医院的何小姐运来，大约花费了$15000。这批药应该足够支撑到冬天过后。因为她对我们的帮助，她的教会已被日本人烧毁。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也说过我们不应该要求这些有同情心的传教士做的太多。我们应当组织地下运输网络；可以避免这次攻击。当地的媒体也愚笨的登出了表扬何小姐援助的文章。这个报纸无疑的被日本人监视。当然，也有其他因素例如间谍，和日军制造的“反英情感”。在北平，天津和保定留有大量的物资因为中方缺乏运输能力而尚未运出。这分组织工作一定要立即完成。我们不能再次依靠何小姐。她的生命已经因为援助而受到了危险。同样的，其余教会，比如说保定的美国教会，也不能被用。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被抓起；美国传教士已经不敢再次伸出援手。”
“我正在努力说服何小姐加入我们的加美队伍，放弃她自己的教会工作。我向她提议组织一个由北京协和医院毕业护士组成的核心小组（我们已经有两位）。这个小组将被用于建立一所小模范医院，可以和医学院所教的相连。她正在考虑。这样会代表她需要从她的教会辞职。她同时也在考虑回到新西兰去为这个地区募款。我认为我们两个人可以筹够地区医疗教育需要的资金，但这将代表我们必须离开六到八个月。”（20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