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庞庄 庞家庄】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is an amalgamation of the Union of

Methodists, Presbyterian and Congregational churches.

June 10, 1925

 

Arthur Henderson Smith (July 18, 1845 – August 31, 1932) (Chinese name: 明恩溥;pinyin: Ming Enpu) was a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noted for spending 54 years as a missionary in China and writing books which presented China to foreign readers. These books includ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illage Life in China and The Uplift of China. In the 1920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still the most widely read book on China among foreign residents there.

He was born in Vernon, Connecticut, served as a soldier in the Civil War before graduating from Beloit College, then briefly attended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before taking a degree from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fter marrying Emma Jane Dickinson, he was ordained into the Congregational ministry. The couple sailed for China in 1872. They then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t Pangjiazhuang, a village in Shandong, where they stayed until the Boxer Uprising, which did not harm their establishment.

In 1898 and 1899 an indigenous anti-foreign movement arose in Shandong province. One of the missionaries there, possibly Smith, named the participants, mostly farmers, the “Boxers” because of their athletic rituals. The Boxer movement rapidly spread to several provinces in northern China and, eventually, received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mith and his wife were attending a missionary conference in Tongzhou in May 1900 when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Northern China found it necessary to seek safety from the Boxers by fleeing to Beijing or Tianjin. The missionary William Scott Amentrescued Smith, 22 other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about 100 Chinese Christians in Tongzhou and escorted them to Peking. They took refuge in the Legation Quarter during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from June 20 to August 14, 1900.^[1]

Smith’s role in the siege was a minor one as a gate guard, but he gathered material for his book, China in Convulsion, which is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Boxer Rebellion.^[2] In 1906, Smith helped to persuade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to devote the indemnity payments China was mak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3] More than $12 million was spent on this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4]

n 1907 Smith was elected the American co-chair of the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in Shanghai, a conference attended by more than 1,000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He retired in 1926, 54 years after his arrival in China. His wife died the same year. He died in California in 1932 at the age of 87.^[5]

While Gu Hongming who idealized Imperial China, harshly criticised A. H. Smith's writings, the pioneer of China's new literary language Lu Xun wrote that he was influenced by Smith'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well as Japanese and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6] 

Gu Hongming (Chinese: 辜鴻銘; Wade-Giles: Ku Hung-ming; Pinyin: Gǔ Hóngmíng; courtesy name: Hongming; ordinary name: 湯生 in Chinese or Tomson in English) (18 July 1857 – 30 April 1928) was a Malaysian Chinese man of letters. He also used the pen name "Amoy Ku".

 

 

明恩溥（1845―1932年，Arthur Henderson Smith），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

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美国公理会教士；

1872年来天津传教；后到山东枣庄，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

1880年后居山东恩县（平原县，现属德州之区）庞家庄从事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达25年之久。

他在华居住近50年，

著述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中国的振拔》等。

该书于1890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又译《字林西报》）连载，轰动一时；1894年由纽约弗莱明公司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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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平原县 庞庄 庞家庄，曾属聊城， 现属德州

山东武城庞庄教会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见证

山东武城郝王庄镇庞庄村，近代隶属山东恩县,称庞家庄。这里因为近代一美国公理会教会组织而闻名海内外。

公理会在中国影响巨大，孙中山、孔祥熙、冰心等名人都是公理会受洗教徒。

庞庄教会是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基地，它集教会传教、学校教育、医务三方面机构为一体的农村基地，

也是当年公理会在山东最大的教会组织。

其代表人物明恩溥，更是外国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庞庄教会是近代列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真实写照。

 

　一、 庞庄教会的建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鸦片战争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西方教会和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文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五口通商地区建造教堂和医院。”遂使传教士的宗教活动有了牢靠的据点。

1845年，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同意解除雍正以禁止天主教活动的禁令。

1846年清政府被迫发布了“废教”和发还天主教堂旧址的上谕。从此，被查禁达120年的天主教正式解禁。之后，欧美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其他教会进入通商口岸传教“合法化”。但进入内地还是非法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传教，无论是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还扩大了“发还旧址”的范围：凡“前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地、房廊等件”应一律“赔还”“奉教之人”，听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国传教士遂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护身符，以本国驻华公使为后盾，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内地城乡，建设教堂会所，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竟扬言：“准备在每个山头，每个山谷中都建立光辉的十字架”。

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3300多人，建立40个教区，60多个教会，招收教徒达80余万人。其中山东、直隶（今河北）最为集中，竟出现了“教堂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情况。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公理会也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lists）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

1830年2月25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雅裨理（Abeel, David）到达广州；后来逐渐向内地渗透。

1860年公理会在天津设传教站。清朝末年，连年的战争，巨额的战争赔款，帝国主义，封建政府，地主恶霸，土匪强盗的多重欺压盘剥，使得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接近破产；山东鲁西北地区，更是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活窘迫，百姓流离失所。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受到人民怀疑，民教实力不够强大，而国外宗教趁虚而入，靠经济做后盾，用小恩小惠，以赈灾救世为名，拉拢中国百姓加入，以钳制人民思想，推行奴化教育。

1867年，德州八卦教徒吴长泰在天津公理会教堂听布道后邀请传教士山嘉立（C.A stanley）来德州传教，此后每年都有传教士来德州布道。

1868---1871年，恩县连续四年水旱灾害严重，民不聊生，树皮都被灾民吃净。

1871年，运河临清段决堤，水淹恩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百姓好多不得不背井离乡，乞讨以维持生计。

1872年，庞庄人侯圣清，逃难到天津仓门口，为活命，入公理会基督教。并回村传教。同年，庞庄教会一个重要人物明恩溥（Arthe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年）受美国公理会差遣来华传教。在“天津教案”后，（关于天津教案：1870年，因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等激起民愤。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1830—1870）往见中国官员时公然开枪恫吓，击伤中国官员的随从。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并焚毁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杀死十五个外国人。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军舰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逞威，清政府被迫妥协，原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爱国人民被惩办，有二十人被杀，二十五人充军。事后，清政府还赔款重修教堂。）

天津百姓强烈抵制外国传教活动的不利情况下，明恩溥转而寻找教会发展的其他出路。试图从中国下层开始推行基督化，并从乡村这个层面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1877年春季,华北大旱，秋季,黄河改道，洪水泛滥。恩县更是重灾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描述当时情景：“1877—1878年的饥荒，波及几百万人口，种种惨象，目击者尚记忆犹新。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有几个省，最好的地区遭受破坏，肥沃的土壤被埋在一英寻深的沙砾之下，造成一片荒芜。数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村庄里幸免于难的人被迫四处流浪，没有家园，没有希望。许多人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

趁此机会，明恩溥和另一个传教士博恒理(Dr.H.D.Porter)来到德州，以赈灾为名，拉拢贫苦百姓，发展教徒。有吴长泰、侯圣清等人的发展基础，德州附近教徒发展很快。

1878年，恩县又遭受严重雹灾，农作物被淹，百姓死亡近半。庞庄灾情最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顿不堪。明恩溥和博恒理的小恩小惠得到了庞庄贫苦百姓的认可，入教人数大增。在短短一年内，就发展了150余人入教。

1879年，明恩溥再次到庞庄，以赈灾为名，拉拢百姓入教。庞庄教众的发展势头，让在天津发展一筹莫展的明恩溥等人暗暗惊喜。明恩溥下定决心，要在庞庄建立教会组织。

1880年，明恩溥和博恒理在庞庄购置地址，建筑教堂，正式设立教会组织。

1882年，明恩溥在庞庄建了一座西式楼房，并把家属狄更生接来同住。

1886年，《德县公理会五十年史略》第二页记载：“一八八六年，鸩工佗料，建造圣堂，华信徒或捐金钱或捐工料。各竭棉被，乐意输将。巍峨宏壮，能容纳数百人之圣堂，耸出僻村，此即华信徒之结晶也，代表精神者之形式教会，从此逐渐实现矣”。

在中国教徒的支持下，庞庄教会形成一定规模。庞庄教会是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基地，大大拓展了其在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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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庞庄教会的发展 　　

自1880年，明恩溥和博恒理在庞庄设立教会组织后，庞庄教会得到迅猛发展。同年，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公理会教徒卫三畏出资，博恒理在庞庄开办了教会医院——卫氏医院。教徒就医免费，村民就医少收费。1882年，公理会在恩县史家堂建教会小学，很快就搬迁至庞庄，升级为中学，小学部称为崇正小学，中学部称为崇德中学。至此，庞庄教会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集布道、教育、医务三方面机构为一体的第一个农村教会机构。教会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堂会，也迅速增加。1893年，女传教士博美瑞（M.H.Porter）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称为培真阁。教会学校大批招收信徒，以满足其布道之需要。学校招生规定，凡入学学生免费读书，每天还发放一定数量的粮食，食品，以拉拢百姓。在那个国家贫困，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年代，教会的小恩小惠，给了周围百姓极大的诱惑，教众更加迅猛增加。教会势力迅速向周边地区渗透。1886年，金发兰（F.M.Chapin）秦恒瑞夫妇开辟了临清教区。到1900年，光临清教区就有教士8人，中国布道员50人，教徒831人，学校18所，在校学生200人。可见当时庞庄教会发展之迅猛。1905年，庞庄教会光在恩县就设置了38处支堂，教徒增加到1250多人。教会势力迅速向德县、平原、高唐、夏津、陵县、武城、临清、河北等地蔓延。庞庄教会做为公理会传教中心，发展到了巅峰时期。1912年，因购买庞庄土地扩建教会的想法，被庞庄有觉悟百姓抵制；也为了交通便利，庞庄教会开始搬迁至德县（今德州）。而庞庄仍作为差会总堂，继续存在。1916年，学校也搬迁至德县东地，崇德中学扩建更名为博文中学（德州二中前身），培真阁扩建更名为卫氏女中。卫氏医院也搬迁至德县东地，扩建为卫氏博济医院，并附设护士学校（现德州人民医院驻地）。此时，据《德县公理会五十年史略》第五十九页记载：“庞庄教会华丽建筑，即行拆除，所余者仅礼拜堂和几间小屋而矣”。自此，三十多年庞庄教会中心位置失去，只做为一个传教点存在了。德州遂成为该教会传教中心。到1920年，该会在山东发展到差会总堂2座，正式教堂10座，布道区36个，外国传教士26人，受餐教徒1542人，中小学32所，学生600人，医院两所。教会势力达到巅峰。1916——1941年，庞庄作为传教点仍然存在，学校仍然招生。美国传教士还经常来布道、行医、教学。根据一老人回忆，最后一个来到庞庄的传教士中国名字叫刘蕾（音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公理会遭日本人封杀，停止了活动。建国以后，武城宗教活动逐渐衰退，庞庄教会礼拜堂也失去作用，逐渐闲置，作为学校驻地，一直到1971年。后终因年久失修，于1973年左右全部废尽、拆除。庞庄村民又用礼拜堂所余木料，重新盖起一座规模略小的礼拜堂，以开会之用。当年全公社的大型会议，以及一些剧团演出等活动，多在此举行。但这一建筑也在1984年左右费尽拆除。 　　关于庞庄教会搬迁的原因：明恩浦和博恒理在建庞庄教会的同时，就对当时拥有便利的交通,比较繁华的德县（德州）垂涎已久。1880年冬季，明恩浦和博恒理就勾结德州城南第七屯教徒吴长泰，骗取吴夏氏房地产，欲在德州修建礼拜堂。1881年夏，当时的德州知州陈嗣良拒绝为其文约盖印。博恒理禀告美国驻京公使馆参赞何天爵。何即照会清朝廷。1881年12月，博恒理面见德州知州陈嗣良，陈以“为天子守土，尺寸不轻与人”予以回驳。1882年2月，何天爵派一领事和一个翻译到德州交涉，又被陈嗣良义正词严的驳回。同时，美国人的侵略行径引起德州百姓的不满，他们出衙门的时候，被数百名民众包围，训斥，驱逐。美国领事和翻译灰溜溜的逃跑了。尽管清廷慑于美国淫威，将陈嗣良革职，但明恩浦和博恒理不得不暂时放弃在德州修建教会组织的企图。 　　1912年，因美国人购买庞庄土地扩建教会的企图被有觉悟的庞庄村民抵制，又加上他们俟得机会在德县（今德州二中址）购得300多亩土地，从而公理会教会逐渐向德州搬迁。1916年，在德州东地建起大小楼房10余座，用款118500美元，学校、医院、全部搬迁到此。 -----------------

三、教会的主要活动 　　

布道：教会的首要工作是布道，即传教，由专职人员进行。公理会最高宗教职务称牧师，一般是本教区宗教界的领袖人物。 　　布道的形式：1.在礼拜时讲道。2.到各堂会走访教徒进行传道。清末时，亦曾在社会上公开布道，但因不受欢迎而取消。另外，还有专人不定期到社会上卖圣书。 　　为培养神职人员，民国11年(1922)，美国牧师怀雅德在临清创立叶氏学道院(因纪念美国牧师叶理士而得名)，位于教会大院的西北角上。继怀雅德之后，民国13年(1924)至民国24年(1935)，共举办6期，毕业生48人，皆被派往临清、德州两地的农村。 教育：基督教公理会传入庞庄后，1882年在史家堂建教会小学，后迁入庞庄，扩大为中学，小学部称崇正小学，中学部称崇德中学；1893年，博美瑞建寄宿女校，称：培真阁。经费由美国总会按期拨付。1916年，两校迁至德州，改称博文中学和卫氏女中。学校除布道，授圣经，扩大教会影响外公理会还举办平民教育，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读物”为教材，增设汉语注音符号班，推广“识字牌”游戏。崇正小学，崇德中学，培真阁在周围影响很大。周边陵县、平原、武城、德州、夏津、河北等地均有学生在此读书。后来这些人好多成了各个行业的精英。如：侯仁之（北京大学地理历史系教授，中国申遗第一人）；侯道之（留美医学博士，外科专家，曾为周恩来、林彪等国家领导人治病）；刘洪生（著名记者，国内曾最早报道珍珠港事件，而闻名）；侯庆煜（美国通用学院工程动力学教授）；李春兰（曾任山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侯桂芳（曾任北京第三人民医院护士长）等。 医务：188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驻华公使馆代办卫三畏捐款，博恒理筹建庞庄卫氏医院。先后有1884年，裴智理医生，1902年，德福兰夫妇，1909年的韩美瑞，1911年的苏文瑞，等人来庞庄卫氏医院办理医务。那时候，百姓不信西医，卫氏医院免费或少收费，给百姓治疗。西医的显著疗效，使百姓对西方医学渐趋认同，从医者较多。 节日及礼仪：公理会的宗教活动，主要是星期礼拜和节日聚会。其主要节日有圣诞节、受难节及复活节。洗礼、婚丧是公理会的重要礼仪。 礼拜：基督教认为，星期是主日，每到星期日上午就举行礼拜，一般持续3个小时左右。教徒未到齐前，布道员或执事在教堂内分片讲道，男女分片。正式礼拜由牧师或布道员主持并主讲。 除星期日礼拜外，如有宗教界名人来教区时，还特邀在星期日以外的时间聚会讲道。 圣诞节：12月25日，是耶稣基督诞生日。基督教会于此日要举行纪念活动。节日前几天，教徒之间即互送圣诞礼品，扎圣诞树，举行圣诞晚会，唱诗班练习圣诞歌曲。24日午夜，活动达到高潮，通宵唱诗“报佳音”。25日则以耶稣降生为题聚会或举办文娱活动。 受难节：公元四世纪时，世界基督教(旧教)尼西亚公会议决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五(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为受难节，纪念耶稣受难。 复活节：受难节后的“安息日”，即星期天，是复活节，纪念耶稣的复活。 洗礼：洗礼是基督教徒入教的重要仪式，受过洗礼的人即正式被承认为教徒。公理会在中国影响巨大，孙中山、孔祥熙、冰心等名人都是公理会受洗教徒。 　　婚丧：教徒的婚丧大事，可请牧师或布道员主持仪式。仪式上要读经、唱诗、祈祷、祝福，祝婚配者和睦幸福，祝死者安息。 四、庞庄教会传教士的代表人物及事迹 　　1、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 　　1845年——1932年，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初在天津。1877年来到恩县庞庄。和博恒理一起创建庞庄教会。1882年定居庞庄。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他在庞庄生活了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有的在美国多次重印，有的被译成其他文字出版。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 　　1906年，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将清政府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创办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现在的清华大学），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明恩溥的建议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还落实在与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领域，如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影响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如今，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仍是公认的佼佼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撰写稿件,明恩溥经常进行实地调查,足迹深入中国广大的内陆腹地,广泛接触封建官吏?知识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农民等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士,注意阅读?浏览各种地方报刊,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熟悉当地民俗风情和地方文化,悉心关切中国的小说?戏剧和民谣,这些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他获得了“中国问题专家”的美誉。 　　明恩溥的代表作《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人的素质》，更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著。正是因为阅读了《中国人的素质》日译本，鲁迅才从仙台弃医从文，转向唤醒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斗争。直到鲁迅去世前半月，他仍在向国人推介《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应该说明恩溥，是世界性的人物，是外国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他也曾积极伙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屠杀义和团民，让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下文还有介绍。 　　2、博恒理：(Dr.H.D.Porter)美国传教士，医生。1880年同明恩溥创建庞庄教会，并创建卫氏医院。译注《电学总览》，向国人介绍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省身指掌》，介绍西方医药知识和人体生理结构。在义和团运动时，主张镇压，甚至亲自上阵屠杀义和团运动。其另一作品《梅子明传》，留下了帝国主义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屠杀中国百姓的证据。下文也有介绍。 　　3、金法兰（F.Mchapin）秦恒瑞夫妇：1886年自庞庄进入临清，开辟了公理会临清教区。使临清教会蓬勃发展，规模很大，可以和庞庄教会媲美。 　　4、博美瑞（M.Hporter）：女，1893年，在庞庄建寄宿女校——培真阁，后迁至德州，扩建改名卫氏女中。开创公理会庞庄教会办女学之先河，为当地妇女解放做出一定贡献。 　　5、帕托：(D．H．Porter)，著“secret seat in shan—tung”(Chinese Recorder，VOL，XVⅡ，June 1886．《山东的秘密社团》)中，介绍了山东的民间宗教团体，并介绍了八卦教的起源。记述了八卦教是河南李廷玉(称李先天)所创，大约清初在顺治至康熙年间创教。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6、博文丽：女，1916年，迁学校至德州，因其名而称博文中学。即德州二中的前身。 　　7、狄更生：女，明恩溥之妻。随明在庞庄生活近三十年，并于学校中教授学生。 　　8、裴智理：1884年来庞庄教会卫氏医院从医，参与医院扩建工作。 　　9、德福兰夫妇：1902年，来庞庄卫氏医院主持医务。 　　10、山理：牧师。1904年，接替明恩溥，主持庞庄教会。 　　11、韩美瑞：女，1909年来庞庄教会主持教务。 　　12、苏文瑞：女，护士。1911年，来庞庄教会卫氏医院协理医务。 　　13、和爱卿：女，1913年来庞庄，主持培真阁教务。 14、林兴瑞：女，1914年来庞庄，助理女校教务。 --------------

 

五、庞庄教会和义和团运动 　　

十八世纪，西方列强分别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为了使经济进一步发展，他们必须解决原料、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足的问题。因此，争相对世界各落后国家进行侵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变成他们永久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而文化侵略终究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这既能在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民，又利于侵略势力和中国地方反动势力勾结，以达到巩固自己侵略权益的目的。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更使得美国在华权益居于列强之首。他们同其他列强一样，在对待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问题上，总是同中国反动势力互相勾结，阻挠、扼杀革命，来保证其在华利益。教会的传播就往往借助强国和政治权势。外国的传教史，从来都是和列强的扩张政策相关联的，难掩其侵略本性。 　　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本土宗教发生激烈冲突，矛盾日益尖锐。十九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深，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在山东境内就有英、德、法、俄、比、荷、瑞、奥匈、美等十国，31个教派，56名外籍神甫。先后建起教堂304座，教众82600多人。而且多数为“恶迹豪绅、赌徒、烟棍、犯律者”；教会的扩张，从土地、经济、思想文化、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和当地居民发生严重冲突。而外国传教士借助本国外交强权，勾结反动政府，胡作非为。例如天主教山东主教安治泰，就凭借清朝“皇封二品”的身份，随意出入各级衙门。他们“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民愤极大。再加上鲁西北地区连年水旱，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反洋教斗争群起，鲁西北地区终于成了义和团运动的策源地。 　　1899年秋天，“反洋教”斗争的著名首领朱红灯，应平原拳首李长水之请，偕本明和尚、恩县拳首孙治泰等人，在平原县苏集乡杠子李庄“设场聚众”数千人，公开扬起“义和团”大旗，分渠编队，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订立严格的团规。将与教会势力对抗的原神拳、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等组织都统一在“义和团”这一民众武装团体之内。他们主要成员是农民、小工业者、船工、纤夫、小商贩、和尚、道士等下层贫苦百姓。义和团迅即对大户恶迹教徒李金榜进行了两次打击，使义和团声威大振，烽火遍燃。距离杠子李庄几十公里的庞庄教会，也最先受到了义和团的攻袭。 　　1899年10月11日，恩县县令蒋楷以“村民谋变”的罪名，在教民支持下，到平原县城南约十公里的杠子李庄镇压，义和团众越聚越多，和官兵发生冲突，蒋楷在战斗中几乎丢了性命，官兵大败。朱红灯随即率领拳民，去攻打恩县城西刘王庄教堂和西北庞庄教堂。帮助人民开展斗争，形势一时甚为紧张。 　　早在9 月份，恩县县令即已向庞庄教堂“派往勇役，妥为弹压保护，可期无虞”。当时住在庞庄的美国公理会（the 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博恒理（Dr.H. D. Porter）于 10 月 14 日的一封信中说道：“自我们从本地县城（即恩县——引者）首先得到少数兵勇来保护我们，以抵抗义 和拳会（the Yi Ho ChuanSociety）暴徒的可能的、然而看来却是即将发生的进攻以来，到今天早晨恰好有一个月了。这个三个字的会名的最后一字是‘拳’或‘拳民’的意思，而这个会名是去年被命名的。所谓‘神拳’（“Spirit Boxers”）就是聚集起来角力格斗和作一般健身体操的一群青年人，根本目标在于联合起来去反对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所有外国人。这些人群以爱国的目标‘扶清灭洋’（“Exaltingthe Dynasty and Destroying the Foreigners”）为借口，在他们完全渗透到我们周围的整个地区以前，他们的人数已经是很多的了。” 从博恒理这封信中可见鲁西北拳民声势的浩大，也可知恩县令早在 9 月14 日就把兵勇派到了庞庄教堂。但在 10 月 11 日冈子李庄之役后，人心振奋，保护庞庄教堂的兵勇已经不够了。到 10 月 17 日，“庞庄来告急，派朱哨官带马队一哨往，恩县来告急，派马队三十人往”。正因为庞庄教堂本身护教武装和恩县马队前往助守，朱红灯于当天半路折回，移驻平原县西 18 里处之森罗殿，并于18日，在此大败袁世敦（济南府亲兵马步队统领，袁世凯的兄弟）。然后，朱红灯率领团民转移，到禹城、长清、茌平，继续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后和心诚和尚遭清军诱杀。朱红灯、心诚和尚虽牺牲，但是，继承他们事业的却大有人在。1899年10月31日夜晚，在德州拳首李振海和吴桥拳首郑凤亭率领下，德州、吴桥两地团众南下，袭击庞庄教堂。焚烧庞庄一教堂建筑，但对庞庄教堂损害不大。第二天，吴桥县令劳乃宣派兵镇压，李、郑二人遇害。庞庄教会再次免于破坏。

12月6日，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义和团山东运动遭到袁世凯残酷镇压，

运动中心向冀、津、京转移。 　　庞庄教堂处在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而未遭到破坏：按芮义德（AliceReed）在《记山东德州基督教工作的开端与发展》，一文中说：“义和拳时期，庞庄的基地奇迹般地未遭到破坏。几乎是南从扬子江北到黑龙江，天津通商口岸以外的传教基地，唯一免于破坏的便是庞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庞庄教堂之所以保存，除了它本身的护教武装的原因，还是它首先得到清军保护和后来又增兵保护，朱红灯移军森罗殿的原因，更是后来袁世凯等封建反动势力勾结外国人对山东义和团残酷镇压的结果。可见帝国主义同封建反动势力勾结镇压人民的侵略本实质。而从庞庄发展过去的临清教堂却没那么幸运了，在阎书勤、牛壑子等人带领下，义和团团民把临清教堂焚烧一空。1901年，《辛丑条约》后，又重建才起。 　　

尽管如此，庞庄的传教士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义和团运动的绞杀。在义和团一部北上路过庞庄时，庞庄教会武装教徒无缘无故枪击义和团民，团民被迫还击。而明恩溥更是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论，污蔑和谩骂，并要求镇压义和团反帝斗争。他于1899年12月2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20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办，则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64页）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明恩溥还亲自出面控告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县令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袁世凯任代理山东巡抚后，他又和袁商讨有关镇压"大刀会"事宜。然而，实际情况却不一样。庞庄教会周年报告清清楚楚的指出：“虽有可怖之恐惧，然丝毫无生命之伤害。”临清传教部也报告说：“……约三分之一的基督教教徒蒙有损失，总计亦不过四百三十余元；个人伤害未见发生。”可见明恩溥在夸大其辞，其侵略本性，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之本性暴露无遗。甚至，明恩溥还脱去道袍，为八国联军充当翻译官，并拿起武器，亲手屠杀义和团战士。据他自己的《中国在动乱中》记载：他于1900年 6 月8 日率领一批美国人和中国教徒从通州进入北京城里，他们大约有70个美国人，六、七百个中国教徒，住进极其宽敞的孝顺胡同美以美会。6 月9 日，何尔上尉率领的陆战队来担负保卫任务。他们“把中国人编排起来，从事劳动，并给予军事操练，以及参与其他与大家有关的事务。整个教会范围，均由传教士和中国人巡逻；比较重要的岗位留给陆战队”“在美以美会所控制的长方形地区之内，有15到20户非基督徒家庭……我们奉武官和公使的命令告诉这些住户搬走了。胡同两头都设下了障碍栅，布置了严密的监视哨，……凡认为敌人可能越墙的地方都设了带剌的铁丝网。各院子的石板、瓦，都用来修了交叉的防御工事，防栅后挖了很深的战壕。……我们把那座砖瓦造成的大礼拜堂，改造成了一座堡垒，用木框和马口铁将门加固，窗子都用砖石堵塞，并留下枪眼。”美以美会的教会大院内6 月9 日就有了军事防卫组织，有总务委员会、防御工事委员会、食物供应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统率有武装的中国人的委员会、消防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由海军陆战队上尉负责的军事委员会。据《北华捷报》1900年9 月 26日报导：“ 北京孝顺胡同的组织是使馆防卫组织的一个雏形。美以美会礼拜堂的防御工程是汇文书院的理科教员、传教士贾腓力在海军陆战队上尉指挥下建筑起来的。…… 围绕礼拜堂的四周有一条6 至8 英尺深的壕沟，沟的两边各设一道铁丝网。在这一点地方有一道很高的砖石混合墙。凡看见过的人，都认为这所礼拜堂是一座真正的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公理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 ）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 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 的字样。他引导联军进攻北京，"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给我看一封从窦纳乐来的急件……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的最适宜地点，并附有一份计划……我看过之后，就对将军说，' 我很抱歉，我不能同意窦纳乐爵士的意见。' 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里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要使英军多走三哩多路，这将是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建议从沙窝门（今广渠门）打进城去。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由于宝复礼的计谋，英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 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 宝复礼还唆使中国青年教徒背叛国家，为联军作密探，" 我们出发前五天，先派了两个基督徒学生去作侦察。……青年侦察员们四面了望，将炮的大小和数目都记下来。……他们一向我报到，我就带他们到司令部去，那里有芮达上尉所领导的印度绘测处，把他们的情报都记在地图上。" 他们还审俘虏。" 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是穿制服的拳匪……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枪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俘虏，把所得的情报汇报给情报处。" 传教士们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明恩溥还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荷枪实弹的镇压义和团战士。 　　

庞庄教会另一个代表人物博恒理也在此时积极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并著有《梅子明传》，留下了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侵略我中华的确凿证据。例如：据博恒理的《梅子明传》一书记载，在保定有一处教堂，有七十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 他们有很好的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就开枪打死他们。" 教堂武装还不时勾结清军一起袭击义和团。1900年6 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当时传教士在使馆集中了二千多教徒，天主教北堂集中了三千多。义和团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并将" 敦促投降书" 用箭射进去，要他们" 出教堂投诚，必不杀尔等 ".但只有少数人从缺口围墙逃出，而大批教徒在传教士的裹胁下，在使馆区和北堂周围被利用来挖战壕，做防御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烧饭，挑水，协同作战，以至充当间谍，化装潜出送情报。 　　

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可谓是典型。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客户家中进行抢动。他的一部分亲笔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强盗行径。如8月20日从蒙古王府他写的信中称："由于我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做一个王子对待"。他在8月29日的信中说："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们将尽快地把这些财宝全部运到美国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9月18日的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博恒理：《梅子明传》，第190页－191页，195页－199页）。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等。 附记：梅子明给他妻子的书信 　　

一九○○年八月十六日写的信：“我最亲爱的妻子，……八月十四日我们被援救出来了。……我挑选了占领就在我们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 八月二十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 八月二十九日写的信：“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 九月十八日写的信：“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象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 一九○一年一月一日写的信：“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 Henry D．Porter: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第190，191，195—199，207—211页。)

六、庞庄教会对周边教育、卫生事业的影响

教会教育机构是在中国逐步乃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完成的。它们折射出的是侵略和渗透。但是教会教育机构也非一无是处。它们较广泛的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人才。同时他们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对推动中国农村向现代化发展，改善农民生活都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明恩溥的建议，促进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建立；促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建立，为中国的教育、卫生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他的《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乡村生活》、《中国文明》、《中国的进步》等著作，剖析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品质，把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世界，也改变了不少中国人的认识和生活习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鲁迅正是因为读了《中国人的素质》而弃医从文，立志唤醒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从这一角度上看，庞庄教会对于中国文化教育之影响是世界性的。 庞庄教会学校：崇正小学、崇德中学、培真阁女校的成立，推动了庞庄及周边地区的教育发展。教会学校的兴办，对基督教的发展作用是有限的，但对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所起作用却是久远的。特别是女校，它结束了附近无女子教育的落后状态，培养了一批最早的知识妇女人才，开附近妇女解放之先河！使庞庄成为远近文明的文化村。 受其影响，庞庄周围人才辈出，比较著名的人物有： 侯仁之，1911年生，山东武城县（原恩县）庞庄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现任北大城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 　　

侯仁之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第一次在我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其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其还在西北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的考察中，揭示了历史时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导致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为沙区的治理，在决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中国“申遗”第一人。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侯道之: 山东武城县（原恩县）庞庄人，医学博士，侯道之博士留学美国，医学知识丰富，擅长外科手术。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在贵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其经费由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12月27日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侯道之为副队长，赴陕西延安，并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周恩来、林彪等国家领导人医治疾病。郑国在回忆录对侯道之有记载：“七七事变后，我八路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不断与日军作战，伤员一批一批地运送到后方医院来了，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现代科学医疗器械更是缺乏，没有比较有技术的医务人员，简单手术也不能做，增加了伤员的痛苦，不该残废的残废了，甚至还发生了因伤口感染化脓溃烂而夺去生命的事件。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是多么需要外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指导下，争取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援，海外抗日华侨和港澳同胞掀起了积极热情的捐献运动，给我们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特别是医药、器材等。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以侯道之博士为队长的红十字会二十三队来我们医院工作，虽然只带两名女护士和一名秘书，但他带来了x光机、显微镜等重要器械，我们配上手摇马达发电就可以透视，这对我们伤员来说是一大喜事。

侯道之博士留学美国，医学知识丰富，擅长外科手术，两名护士是他的得力助手，秘书专负责队里行政事务。他怀着抗日爱国的心，不怕劳苦来到我陕甘宁特区。他虽然是“洋知识分子”，但他的表现和态度还是保持了他山东大汉的耿直朴素的性格，对人诚恳、性情爽快、办事干脆、工作认真负责。我们医院的干部、医护人员对他很尊重，也愿意同他接近，伤病员都很信任他，他对伤病员也非常关心，彼此无甚么隔阂。初来院时他自己说：“只讲抗日，不讲其他，只搞技术，不问政治。”经过一段时间后的两个地区、两种军队、两党言行的对比之后，他态度全变了，结论还是特区好，特区自由、幸福，八路军好，八路真抗日，共产党好，言行一致。他带来的秘书，经过侦察揭露是国民党特务，被派来专门监视他行动的，这对他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他更加仇恨国民党、热爱共产党了，所以侯道之不久也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最后他终于实现了愿望。侯道之同志率领的红十字会二十三队对后方医院的建设，特别是医务技术的提高是有很大贡献的。经他治疗的伤病员和他培育成长的医务干部我想是不会忘怀的。”

原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李资平同志的回忆录有侯道之博士为林彪治病的记载：“林彪负伤后，从前方送回河西交口医院。由齐鲁大学医疗队侯道之队长亲自为他治疗。林彪伤及左肺上叶，是贯穿伤。”

侯庆煜：山东恩县庞庄人，美国通用学院动力工程学教授。1984年回庞庄省亲。 刘洪升：原籍在山东德州城南40多华里的庞庄。刘洪升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于通州潞河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新民报》谋职，从事编译工作，曾因最先报道珍珠港事件而闻名。 李春兰: 又名李岩，武城县大屯乡桃花店村人。曾就读于本村教会小学、庞庄教会完小、恩县公立女子小学。毕业前夕，因“七•七”事变，学校南移徐州，恩县籍学生在刘子蔚领导下，回原籍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参加了恩县动员委员会，任宣传队长。建国后，历任济南市妇联组织部部长、副主任、妇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哈尔滨风动机械厂党委书记、哈尔滨动力之乡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等职。 侯桂芳：1920年11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恩县庞庄一个农民家庭。受教会影响，女孩上学读书接受教育较为普遍，侯继芳就读于庞庄崇正小学，后转至德州卫氏博济医院护士学校。1946年在护校毕业后来到北京的中和医院（现人民医院前身）工作，解放后在人民医院任内科护士长，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59年由人民医院调至刚建立的北医三院任内科护士长。 还有很多人，象侯同之（戏剧表演艺术家）、侯金浩（南京医学院医生、教授）、侯首玲（山师大附属医院医生）、侯玉秀（贝满女中教授）等人，因没有确切记载，很难了解一些情况。但庞庄的后人，还多有口头流传，就不一一详述了。由这些人来看，庞庄教会学校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最关键的是教会学校所培养出的基层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太大名气，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支撑起了近代庞庄周围农村的新式教育的一片蓝天，他们是历史的缔造者，对山东乃至全国教育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卫氏医院及护士学校的建立使农民认识到了西方自然科学和西医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附部分留言：

评论人：上海侯工 评论日期：2010-2-7 0:14 　　版主您好！ 　　我是侯同之的儿子，也是祖籍山东德州。我曾祖父是山东行医的老郎中，爷爷侯学成也是美国格鲁比亚大学留学博士回国，与侯道之是堂兄弟，我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知道并第一次见到伯伯侯道之的，他的儿子侯金浩在南京，秉承父业也是一名医生，我们是侄兄弟。侯金浩的哥哥侯金鼎及其夫妻俩和我们来往比较多，因为都在上海的方便。侯道之伯伯解放后担任了上海铁道医院院长，过百岁生日就是在上海铁道医院过的，还发表了很洪亮的生日感言，当时院方整个班子还特地前来病榻前祝贺，我去祝贺生日，同时录了像。最后伯伯是在上海逝世的，我也参加了追悼会，第一次从官方悼词中得到伯伯的具体履历简要，否则之前只是知道他当时在延安为周恩来等治疗过。 　　我们家族的人一般都比较敬业爱业专业，可惜我当时没有按父亲期望那样报考医学，而是从事药品制造，于此为上海侯工。 评论人：longzaitianya 龙评论日期：2010-2-17 22:14 　　很荣幸，真的对你们情况了解不多，不当的地方，多包涵。欢迎回家玩。 评论人：28deming 评论日期：2011-3-9 21:09 　　您好，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正在研究近代山东的美国公理会，读了楼主这几篇文章受益匪浅，不知楼主主要利用了何资料？《德县公理会五十年小史》不知在哪能见到全文？方便的话麻烦告知QQ,以便请教，谢谢！ 评论人：longzaitianya龙 评论日期：2011-4-19 17:39 　　庞庄是我的家乡，我除了参考了一些网上文章，多是在庞庄村民中打听来的，我能利用的资料，没有。《德县公理会五十年小史》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啊。欢迎你来庞庄转转，也好。 ---------- 说明：第八部分的图片原帖未见。可以参见“恩县庞庄：19世纪末期的山东恩县庞庄（转）”，上面即是第八部分所解说的图片。 七、关于美国公理会 　　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会是基督新教的一个宗派。公理宗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6世纪后期产生于英国。公理即“公众治理”之意，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治理，以民主方式推选牧师；不赞成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只设联谊性机构；各教堂体制与礼仪由该堂信徒自已决定。独立教会由教徒群众管理。公理宗一般坚持《圣经》是信仰的权威，强调个人信仰自由。它于17世纪随着英国移民传入北美，在英语国家影响较大。19世纪初传入中国。 　　公理会在中国 　　• 1830年2月25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和雅裨理（Abeel, David）到达广州。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差会。 　　华北区（晋燕鲁三省） 　　• 传教站：天津（1860），北京（1864），通州（1867），保定（1873），德州（1880），临清（1886），太谷（1883），汾州（1886）。 　　• 教堂：北京灯市口公理会，海淀堂，通州证道堂， 　　• 学校：北京燕京大学，育英中学，贝满女中；通州潞河中学 　　• 医院：通州潞河医院 　　闽北区 　　• 传教站：福州（1847），长乐（1863），永泰（1864），邵武（1874）。 　　• 教堂：观巷刘公纪念堂、铺前顶救主堂、洪山桥洪山堂、塔头桥尚德堂、马尾堂、西门堂、杨桥巷福世堂、澳桥下晨世堂、开元楼开元堂、三保堂、後洋里後洋堂、窗下堂、水部街水部堂、霞浦街霞浦堂、後屿堂、後洲堂、闽侯南通堂 　　• 学校：福州福建协和大学，格致中学，文山女中。 　　• 医院： 　　 　　华南区 　　• 传教站： 　　• 教堂：广州光孝堂，西村堂，香港公理会堂（孙中山受洗处） 　　• 学校： 　　1835年伯驾医生在广州十三行创办博济医院（後来转交给长老会）。1847年裨治文去上海翻译圣经，公理会将广州传教站让给长老会。1883年，喜嘉理至香港，恢复广州香港公理会。1929年撤出广东，移交给同宗派的华人教会，中华基督教会。　　 　　著名人物 　　•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 雅裨理（Abeel, David） 　　• 卫三畏(W.S.Williams) 　　• 伯驾(P.Parker) 　　•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42) 　　• 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1851-1909） 　　• 富善（C.Goodrich） 　　• 谢卫楼（D.Z.Sheffeild） 　　• 江载德（L.D.Chapin） 　　• 谭沃心 八、庞庄教会所拍照片 庞庄教会传教士拍摄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均拍摄于义和团运动（1899年）前，反映了一十九世纪，中国北方农村的基本情况，和庞庄教会当时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年庞庄村的东门 庞庄街头的小商贩 　　当时中国农民苦，做生意的小商贩更苦。他们就用这种简陋的人力车，推着针针线线，盆盆罐罐，走街串巷。顶寒风，冒酷暑。不惜体力，不分昼夜。也仅仅能勉强糊口，维持家人生计。在鲁西北农村这种人力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使用。这种经营方式，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淘汰。 　　 耧车 　　小麦生产过程 　　

1、小麦播种 　　小麦是鲁西北农村主要粮食作物。每年秋分——寒露，是鲁西北小麦播种时期。这时侯使用的是木耧。耧（lóu）也叫“耧车、“耧犁”、“耩子”。一种畜力条播机。西汉赵过作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由耧架、耧斗、耧腿、耧铲等构成。有一腿耧至七腿耧多种，以两腿耧播种较均匀。可播大麦、小麦、大豆、高粱等。它的上面是木制的，下面是铁制耧齿。前面以牲口（家庭条件较好的）或人力为动力。一人牵牲口，一人扶耧，一人用手撒种。后面一人，用牲口或人力，拉一石质砘，砘地，把土压实，以防止小麦种子被风干。此种播种工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有使用的。

2、拔麦子 　　小麦成熟后，除用镰收割以外，为了防止麦子留下根，不方便进行下季生产；也可以多获得一些柴火，鲁西北农民经常用手拔。先拔下两束麦子，把两束麦穗端接在一起，只一拧，使两束麦秸联成一束，当绳索用，其他麦秸拔起放在上面，够束捆起来。这种方法，颇为费力，可见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

3、轧场 　

4、打谷（扬场） 　　小麦及谷物收获后，运到场院里。场院先硬化：用水泼地，然后用石碾轧实。先把作物晾晒干，然后用石碾反复碾轧作物，使小麦或谷子和秸秆分离。再把秸秆挑走成堆（叫麦秸垛）。碎秸秆和作物混合堆起。用木锨扬起，借助风力，把作物和秸秆分离。然后装入口袋。 　　这种口袋是农民用自制粗布缝制而成，大约50厘米宽，1.5米长。方便人工扛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农民仍然多用这种方式收获作物，这种口袋也还有生产。 　　

5、粮食加工 　　作物收获后，先用后面的木制人力风箱吹干净，再用石磨碾碎，成面。石磨有底下一个石磨盘，和石碾组成，石碾旁边是木制漏斗，粮食倒在漏斗中，边碾边漏。可以用牲口为动力，也可以人力推动。这种方法鲁西北农村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有使用，八十年代随电力应用，逐渐被淘汰。

6、筛花生 　　

7、挑拣花生 　　花生，是鲁西北地区主要油料经济作物之一，庞庄有花生种植的优良传统。花生成熟后，先用大?头刨出，把土抖干净。那时候肩背人扛，或小车推，拉，到场院。再摘下花生果实，晒干。用图六中筛子，过滤杂质。为了更干净，就人工挑拣一次（图七）。劳动相当艰苦，我今年还干过，尽管是拖拉机耕出，但收回家还是很吃力的，可见当时我们先人的劳动的艰辛。 　　

8、看守作物的窝棚 　　中国农民是朴实的，作物一般不用看守。有些作物，如西瓜，蔬菜等，也只是防范牲口和其他动物的破坏，因此用草搭起简易的窝棚，方便看护作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动荡，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作物看护就越来越重要了。这时候，农民组成了看护作物的合作组织，来保证让自己辛苦一年的劳动果实不受损失。 　　

9、搂草 　　古代北方农村取暖，做饭主要用草和作物秸秆为燃料，因此孩子们主要工作就是搂草。冬天既可喂牲口又可以做燃料。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机械化应用和电、煤等资源应用，农村这一景象也不多见了。 　　

10、拾棉花 　　棉花收获季节，农民脖子中挂一个布兜，把成熟盛开的棉花采摘下来，放入口袋中。北方农村至今仍用这种方法收获棉花，不过，变为腰里系一个口袋。 　　

11、轧棉花、弹棉花 　　（1）有一个谜语：铁山靠木山，白胡子老头往里钻，一边下雹子，一边下雪片。（轧车）就指的图中“手工木制轧车”（图左）。此车主要为两个轴组成，一个木轴，一个铁轴；两轴平行靠拢。木轴为手力传动，铁轴为脚力传动（如图）两轴转动方向相反；靠两轴挤压，分离棉绒和棉籽，一面挤压出棉绒，一面出棉籽。此为谜语的来由。也是轧花的过程。 　　（2）棉绒脱出后，需要再弹花（图右）。用一皮弦和竹木板制成弯弓。棉绒放置在皮绳附近，用一木槌敲打皮绳，使棉绒纤维蓬松、涨开，以便棉绒搓成布节。 　　

12、搓棉花、纺线、拐线、络线 　　

（1）搓棉花（搓布节）图中用一高粱秸秆上端，30厘米左右长，把棉绒铺在硬木板上。秸秆压在上面，用手搓动秸秆，使棉绒均匀的缠绕在秸秆上，后抽出秸秆，即成步节。 　　（2）、纺线 　　纺车（图右），后边为一手力传动的纺轮，前为一个木制锭杆，中间用棉弦连接、传动；先用手在步节一端搓成一段细线；然后把线缠绕在锭杆之上，转动纺车，左手拉动布节，纺出粗细均匀的棉线，缠绕在锭杆上。称为：纱锭。 　　（3）拐线（图中左）：所用工具是线拐子：中间一竖木杆，两端各一个根横木杆，横竖互相垂直，连接。把所纺棉纱穗，缠绕在线拐上。一般两穗缠一拐，不能过多，以便浆线时候，能浸透。全部缠绕完，再浆线。 　　（4）、浆线（如下） 　　浆线：如图左，为一土锅灶；先在锅中熬好米汤或面汤；再将拐好的线退下，放在锅中浸泡。每锅浸泡大约15分钟。等线浸泡透，捞出挂在横木架上，下端串上木棍，把浆汤拧出，稍晾，再用木棍向下方用力抻拽，以使棉线之间互相分开，防其粘连。然后，晾晒干，以备络线用。 　　（5）、络线：浆好的线套在一个圆形物体上（如上图左地下），然后，把线一端缠绕在篗子上，（篗子由四根木棍，两端用十字木架固定，成方形，中间一圆孔。）把篗子圆孔串在络线橔子的铁棍上，（络线橔子用一成直角铁棍，下方固定在木块上组成。）用一小木棍，拨动篗子，使其转动，把线缠绕在上面，取下备用。 　　

14、牵机： 　　把篗子依次摆在墙根下，墙上挂一串牵瑠（玻璃环或铁环），几只篗子，几个环子，把篗子上的线合成股，然后缠在地下木橛上，每股分两组线，形成初交。 　　

15、镶机 　　牵好的线，整理下来，一头用重物压住（如图，孩子在压）一头将线分散开，把线在杼上穿过，分散开，用杼反复梳理，把线整理平，全部缠在枡子(木轴)上。现代织布工艺称为整经。 　　

16、织布 　　镶机后，再掏橧，把经线分成上下两组，每隔一线互为上下，再上机织布。老式织布机，脚蹬控制经线变交。纬线在梭子牵引下反复交织，经纬交叉，才成布匹，缠于一个木轴上。 　　

17、织造口袋布 　　类似古代腰机，不用上机，在户外，树上缠好线，织造。这种布较粗，经线、纬线均较粗，速度较快。 　　中国古代这种传统的纺织方法，劳动量很大，速度很慢。因此，北方农村家庭妇女农闲的时候，主要从事这样的劳动，以备自用。也有少量交换。其艰苦，不言而喻。难怪明恩溥得出结论：中国人勤劳。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输入，纺织业受到严重冲击，农民这一养家糊口的手工纺织，也难于维持生计了。 　　

18、砖厂 　　用手工和泥，然后倒入木制模子中，使其成为土坯，晾晒，再排起垛子，使其风干。入窑烧制成砖。古代多为蓝砖，比现在红砖要大，厚。劳动也很艰苦。 　　

19、漕运 　　漕运是中国古代主要运输方式之一，这幅照片摄于古京杭运河上，反应了当时的情况。 20、农民合伙做生意，算账分红 　　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冲击，百姓生活困苦，国家衰败。铜币制造混乱，中央、地方甚至一些地方富绅都可以自由铸币。铜币大小不一，价值含量也混乱不堪。生意人每天都要把一天的销售情况做统计，并费力的先把铜钱拆散，以清点数目是否准确。再把铜币用麻绳穿起来，做成一千个铜钱的一贯（有些地方是五百铜钱一贯）。这种事情很耗时间和精力，常常使人疲惫不堪。 21、1895年的洪灾 　　近代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列强入侵，官匪合污，盗寇横行，无休止的破坏，使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近破产。人民生活困顿不堪。同时，鲁西北地区又连年水旱灾害不断，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1899年，朱红灯振臂一呼，人民群起响应，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一场浩大的人民反帝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22、祖孙三代合影 　　上图中老人便是侯圣清。 　 23、明恩溥和中国教徒 　　24、庞庄教会美国传教士 　　25、庞庄教会卫氏医院 　　建于1880年，后迁到德州，扩大为卫氏博济医院，并设护士学校。对鲁西北农村乃至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庞庄村一水塘内还出土过当年卫氏医院遗留下的针剂。可惜，被孩子们打碎，不得实物。 　　26、壁炉旁女传教士 　　27、庞庄教会门前，传教士出行 　　28、庞庄教会男校 　　29、庞庄教会女校——培真阁 　　30、庞庄教会业余乐队 　　31、庞庄教会院子里的外国儿童 　　32、传教士孩子的葬礼 　　传教士子女中，有一儿童因病死亡，就葬于庞庄城墙南边上。后人曾叫这坟墓为“洋人坟”。现在已经被毁，压在居民建筑下了。 　　33、庞庄教会的中国仆人 　　34、庞庄教会仆人制煤球 　　

 

------------ 原帖地址：山东武城庞庄教会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见证 http://blog.tianya.cn/blogger/archives.asp?BlogID=1960874&idWriter=0&Key=0&CategoryID=0&NextPostID=17071526&PageNo=2 说明：原帖第九部分未见图片。

 

九、庞庄教会平面图 　　

晚清时期的庞庄村，四周建有土制围墙。有东、西、南、北城门。夜间四门关闭，以防盗贼和遭受攻击。贯穿东西、南北的大街把庞庄村分成四部分。庞庄教会处在东南部分。 　　庞庄教会占地，东西长约250米左右，南北约宽400米左右。占地面积大约100000平方米。当中西式楼房为欧美风格T型三层复式楼房，规模宏大，在当时庞庄村格外引人注目。大礼拜堂东西长近60米，宽近30米。里面能容纳近千人同时做礼拜。 十、有关明恩浦的《中国人的素质》和《中国的乡村生活》 　　

【一】关于《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人的素质》是明恩浦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本书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二十六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诚然，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书中不免褒少贬多，因此笔触略显低沉，还不乏偏颇之辞。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这一身分的局限。他的视角与结论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然而，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对此，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 　　本书的深刻意义和历史地位，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他二十一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引自：学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前言。节选) 　　全书有前言一篇，共分二十七章：第一章面子要紧；第二章省吃俭用；第三章辛勤劳作；第四章恪守礼节；第五章漠视时间；第六章漠视精确；第七章天性误解；第八章拐弯抹角；第九章柔顺固执；第十章心智混乱；第十一章麻木不仁；第十二章轻蔑外国人；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第十四章因循守旧；第十五章漠视舒适方便；第十六章生命活力；第十七章遇事忍耐；第十八章知足常乐；第十九章孝行当先；第二十章仁慈行善；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第二十二章社会风暴；第二十三章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第二十五章言而无信；第二十六章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与需要

【二】鲁迅对《中国人的素质》的评论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 tie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 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 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 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 “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三】李景汉评《中国人的素质》 本文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为潘光旦先生所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一书而作的“序”，该书“第二篇•中国人的特性”，节译和归纳了明恩溥此书中的十五条“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本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若没有与西洋民族接触，则我们仍然是自成为一个世界，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短长。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求得一条自救的出路。近年以来，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主张经济建设的，有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有主张铲除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以及种种不同的其他主张。统观以往的议论，大半是说些我们应当如何做和我们要如何做一类的话，却少有指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气与实力是什么？为什么一向总抓不住良好的机会？民族究竟有些什么不健全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是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来答复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来看民族，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才有发展的张本。这一点是向来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优生学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问对于优生学无学识，当然不敢说话。可是光旦先生因为我一向是在农村工作，而此书关于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译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因此要我对于明氏的叙述发表一点意见。我便在这方面略说几句。 近几年来，国人都感觉到，无论是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或是为求得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尽量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呢？这非得采用历史法和观察法不可，尤应重视从实地观察法下手。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各部不同的社会现象，加以精密观察，再将观察的结果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现象来比较。这样对于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认识。至于什么人才真能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或谁是最适当的中国的解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外国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人以为惟有本国人才真能了解本国人。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极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观察的时候，总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镜。但反过来看，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认识。即按普通常识来说，不是有“当局者迷”和“医不自医”等种种的说法吗？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难”和“旁观者清”等谚语吗？再说，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颇需勇气的，并且往往有种种顾忌，或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一个外国人观察我们的时候，他免不了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度量我们。但也就因为他有了一个不同的标准，才能把我们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将我们的现象和他们自己的现象作一个比较。比如说，他断定我们是有节俭的特性，那就是他理会我们民族的一般人比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节俭得多或至少是相当节俭。而且外人对于我们的短处也比较我们自己便于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因此我们真要认清自己，深刻地了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们自己来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对于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为借鉴才对。这不是说一切外人的观察都是对的，也不是说遇到外人对于我们发表无理的言论时，我们也不作声。向来国人对于外人的意见，抱着种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只喜欢外人说我们民族如何如何的优秀，而遇到指出我们的缺点时，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辩护；至于说得对与不对，往往不加深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人颂扬我们的文化如何高时，我们不要过于高兴、过于乐观，或以为他才是真正了解了我们。反之，遇到吉尔柏特（Rodnev Gilbert）那类人说我们一个大钱不值时，我们也不要以为他是绝对胡说、完全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过于扫兴或过于悲观。至于遇到我们自己的人来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亦当如此。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谁都承认林语堂先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的《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就是要解释中国民族的一部英文大作，也是要把中国介绍给外人的。国人对于此书已经有了种种的批评，其中有的请林先生仔细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写他的著作，甚至有人竟把它列在污华影片之类了。林先生也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序文里有这样的话：“我能直认不讳，因为，不像这些爱国者，我不以我的国家为耻。并且我能暴露中国的毛病，因为我未曾失望。中国是比她的小爱国者们伟大，也无须他们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样的，再纠正自己。” 现在是我们需要压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时候了。我们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执己见、闭目不看。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我们若能根据上述的态度来读明氏之《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就能从这部书得到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致陷于玉石俱焚或因噎废食的结果。我初次得读明氏的这部书，约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读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约是日文译本，因为记得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我也记得在那本书的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他娘的……”等类的话。我那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初中学生，读了译文，再读了种种怒发冲冠的批语，自然对于明氏的描写也就不大以为然。虽然没有在书中写下什么，但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发作几声“岂有此理”！后来有不少的机会，得亲聆明氏的讲演。他的身体，在西洋人中间，要算是比较矮的，但精神却颇健旺。他那充满着力量的躯干，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听众的注意。在他讲演的时候，带些山东的口音，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演说家。及至与他接触谈话，则又发现他不但风趣横生，且极和蔼可亲、待人诚恳；总而言之，他是一个使人敬而爱之的长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得细读《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赞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为祖国顾全体面的心正盛，至于究竟他说得对不对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氏的材料都从农村里得来，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于祖国的农村社会就没有用心观察过。但因为我欣赏这部书的文体，我就买了一本带回国来。一回国就开始我的都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与民众接触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多，遂渐感觉到此部书的意义。后来不久就转入农村，从事于实地调查的工作。我就把这部书和他的《中国农村生活》（Villaae Life in China）都带到乡间去。说也奇怪，因为农村开荒的工作过于紧张，我就好久把它们留在箱子里，没得闲空理会它们。直到过了足有几年的时间，才又忽然想起这部书来。及至再打开一读，就觉得此书的意义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我先顺便在这里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能了解他的著作。明氏于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二十二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College），二十六岁时与同学狄更生女士（Emma Dickinson）结婚，享伉俪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于1872年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师，时年二十七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二十五年之久。后来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大半由于他从山东这一带农村所得的经验里所发表的文章。最早发表的是《中国的格言与谚语》（The Proverbs and CommonSayings of the Chinese），登载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中国人的素质》出版于1892年，时年明氏四十七岁，来华后整二十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出版于1899年，时年五十四岁，来华后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义和团的运动是发源于山东的西部，明氏亲见其开始活动，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为当局所注意。1901年义和团之乱作，明氏被围困于北京使馆。次年根据其亲身的经验，发表《骚动中的中国》（China inConvulsion）一书。于 1906年返美，为教会募捐运动，在美国各处奔走讲演，大为人所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年，明恩溥氏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1906年3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c－sevelt）邀请明氏在白宫午宴。宴后明氏向总统建议美国可退还庚款予中国。明氏所申述的种种理由，其热烈的情绪表现。以及他的讲话的天才，使罗斯福总统于聆听之下，大受感动。用明氏自己的话：“我预先准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并且当时清清楚楚地对总统一直说出来……总统像一个电机似的，感觉非常灵敏，易为磁力所吸引，简直不能使他安静片刻。他在我讲话的进行中。不时插言，以兴奋与郑重的语气说道：‘明博士，我完全与你同意，就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把二千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回答说：‘你给我写一封信，说明你想应当如何做。你最好也去到国务院见罗特（Elihu Root）谈谈。’……我随后就到了国务院，陈述了我的意见。” 十天后，在3月16日，罗总统致明氏一函，大意说：“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两部大作，迥非它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前次会晤，至为愉快。对于我们所谈关于中美庚款的事，尊意以为我能作什么，请即示知为盼……今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4月3日，总统在复明氏的函内说：“……我极赞成你所建议的政策。但庚款之退还一举，是否不被中国看为是一种示弱的行为，我也不能不有所踌躇。但除非有反面的重要理由发生，我颇倾向取决于你的判断。我也要与国务院的罗特商谈此事。自然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控制国会的行为。但我要在行政方面尽我的力量，并且也要与国内教育文化机关共同努力，促进此事之实现。” 由罗总统这样热心的赞助，庚款退还的议案遂得顺利地在国会通过。此后造就了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创办了完备的清华大学，并促进了中美的邦交。均为明氏建议的结果。在明氏最初发表其意见时，论者笑之。讥为一时的情感与幻想。及至此建议实现之后，在二三十年内各国人士亦发表了种种的批评。但于近几年内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今日饮水思源，吾人不能不归功于当日明氏的卓见。 明氏将庚款退还的事办完以后又返回中国，常到各省旅行。此后他又发表了两部著作，其一为《中国的振拔》（The Uplift of China），英文原本售出十八万部之多，已被译成数国文字，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文字一。明氏八十一岁时，夫人去世，始退休于美国加利弗尼亚州之克利蒙特村（Claremont）。他在1932年8月31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美国无线电及各处报纸均表示追悼。国务院电唁其家属，表示哀悼之意，并称颂其在远东之功绩。在杂志中有不少纪念他的文章。这里可以摘录在华多年而又熟识明氏之博晨光教授（Lucius C．Porter）所写关于明氏一段文章的大意：“……明氏一方面被认为是一个世界的人物，而一方面为许多淳朴的农民所怀忆，这正足以显明他的人格与地位。明氏天赋之高，使他成为世界所注意的人物，他却终身如一日的致力于劳苦大众生活之向上……明氏有敏捷的机智，有锐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长于幽默与滑稽，且对于世界问题独具慧眼……他是大人物的良朋，但照样也是一般最不幸的人们的好友。他终身以服务人类为职志。他的好作严峻的批评、好用似非而是之讽刺的语句，使初识他的人误认他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一个悲观者。他那对于社会背景和人类行为之特殊犀利的观察力，真可以使他成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余。但他不止是一个人类之讽刺的观察者，无论是对于他的本国人或对于他国的人，他是一个彻底之人类的服务者，无时无地不是在帮助需要他的人，不论是好人是坏人，直至他与世长辞。在中国就一连服务了五十四年，又差不多都是在穷乡僻壤……有的中国人对于他所叙述关于中国人之生活的一些观察表示不满，也有的西洋人看他的言论属于悲观一派。这些印象一部分是由于明氏的一种习惯，就是他对于一种现象的描写，常是把那种现象之缺点的方面先指出来；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呈现一种游戏的状态；他对于事实观察的天才，发现一般人所没有理会的社会间潜隐的势力与他深刻的解释，均为其严酷的幽默与悲观论调之原因。但是，说也奇怪，同时他的百折不回、始终如一地牺牲自己为中国农村服务的精神和对于宗教的坚固的信仰，似乎与他发表的一部分言论有些矛盾。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绝对信仰爱的力量能改造世界之坚强的乐观者。”对于这段可谓盖棺论定的话，明氏有知，也许在地下含笑着说一句：“这孩子还算知道我。”（按：博先生之父为明氏之同班而又系多年共生死之交的同事，故博先生称明氏为叔）。 总之，明氏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于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也未尝不是受着他这种文体之赐。“良药苦口”，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最好是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得到他正面的益处。再者，一个民族的特性是要从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看出来，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明氏的书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明氏确是一个胸襟阔大、动机纯正的人；是一个悲天悯人、救世为怀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有热烈感情的人。（此处有作者偏颇之处，对其本性应定义在侵略的前提下更为合适）。 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地评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不单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西洋人。西洋人是讲效率的，是注重时间的。是活动的，是具冒险性的，是尊重妇女的，对于衣食住是好清洁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别，明氏当然不知不觉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归纳的种种结论或有可非议之处，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许多例子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明氏不但说一口好中国话，尤其是山东的土话，并且也很通中国的文字，曾读过不少的中国历史与经书。所以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决非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拟。他无论是说英文或中文，总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确有时他说的话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说：“‘国以民为本，民无信不立’，所以中国应当多立邮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错，还是在说笑话。因此，我们读他的书，要在字里行间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辞害义的毛病。 明氏在他的序文里咱己也承认一个西洋人要知道中国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二十多年的经验大半限于鲁冀两省，特别是鲁省。这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印象。他也提到自从他在《字林西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以后，对于许多人的讨论与批评，他也曾加以考虑而有不少的修正。 对于光旦先生所选择的十五种特性，我也在这里按照次序一一说几句。先从关于描写生理与心理方面的五种品性说起。 （一）关于“活易死难”方面，明氏所提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到处可以适应的一点，的确是极显著的品性。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复原力极大一点，明氏只凭一般的观察是不够证明的。这非根据科学的调查而有统计的证明不可。例如欧战时各国伤兵的复原力是否不及中国人是不易断定的。关于中国人的不讲卫生是对的，而说中国人的寿命高，老人多，是错误的。这不能凭一般的观察而速下断语。根据现在已有的实地调查，无论是平均的寿命或老人数所占全人口数的百分比，中国都赶不上西洋讲卫生的国家。 （二）关于“没有神经”方面，中国人的镇静、不忙、睡觉的本领、忍痛的本领、不好运动及在扰乱的环境里能泰然安处，与西洋人的神经过敏、讲效率、好运动等，两相比较，的确是我们的一些特性。从某种见地看，这正是中国民族的长处。中国人到处可以睡，远胜过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因此明氏叹息着说：“谁是适者，谁能生存，是富有神经的欧美人呢，还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三）“耐性太好”，无疑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中国人比起西洋人来，其耐性是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忍为高》这一册在乡间流行的唱本，已经变成家传户诵的“圣经”，不但是常挂在口头上，而其感应已渗入于农民的骨髓里。这从一方面看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大优点，而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我们的一大弱点。“不抵抗”的表现，就是受了这耐性太好的毒。我们已经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我们认为我们民族的耐性太过火了。 （四）关于“不求准确”方面，明氏所提中国度量衡以及各种单位的漫无标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模模糊糊的习惯。不能不使受过科学训练的西洋人惊异。凡在乡间作过调查的，无不立刻感觉这一种显著的品性。无怪明氏为我们做化学试验担心。这也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缺点。 （五）关于“寸阴是金”，明氏的原题是“不重视光阴”。他指出中国人不宝贵时间，不守时间，耽误时间，称我们是洪水前期的人，有的是时间来耗废。中国人时间的不经济与西洋人看“时间是金钱”来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对于经济的三种品性。 （一）关于“勤劳”方面，明氏把中国人的夜以继日、孜孜（石乞）（石乞）的精神，永远不慌不忙的工作态度，描写得淋漓尽致。中国一般人的没有办公时间，没有休息的星期日，没有种种的假期，都是西洋人受不了的。所以明氏在称颂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之余，而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也相信中国民族真会有富强之一日，要是他们于勤劳的一种美德之外，再很稳当地配上许多其他美德。这日子反正是不远的。可惜中国人只是口口声声地讲要诚实，要廉洁，要恳挚——而实际上总是只说不做。我敢断言这些美德都能从理论变为事实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劳的效果的一天。”这段话是足使我们发人深省的。 （二）关于“撙节”方面，中国农民能俭的本领可谓到家而彻底。凡在农村作过生活程度调查的人，无不理会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程度已经低得难以再低、中国农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节省与西洋人的讲究舒服比较，的确差别极大。但有些地方西洋人的过于讲究清洁和种种暴殄天物近于靡费的习性，在我们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毛病。 （三）关于“知足常乐”这一点，明氏指出中国一般人在顺境里涸然能优游自得，在逆境里也能安之若泰，可谓一针见血的话。对于中国人安常处顺的本领，明氏说：“……逆境之来，论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论力知其无法抵抗，唯一的应付方法自然惟有尽量的迁就；只有在迁就之中还可以找到一条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当日固慨乎言之！在我们今日读之，试问又作何感相？ 最后我们来看关于社会的品性。这一部分是明氏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国的读者容易发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对于我们的当头棒喝、使我们反省的部分。读这一部分时，我们多少需要一些修养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一）关于“有私无公”这一点，我们虽欲掩饰否认而不可得。民族之所以到今日，虽有种种原因，“私”却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到处表现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体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四十年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公共意识的缺乏，必尤甚于今日。具有国家思想和公共精神的西洋人在当日岂能不理会到我们的这个使民族散漫无力的缺点？ （二）关于“无恻隐之心”，原题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说：“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们对于残废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生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了同情心的缺乏。本来中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慈善事业，大半是近数十年来的产物。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会我们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关于“言而无信”，原题是“诚意的缺乏”。这一章尤其叫我们读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善于撒谎，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认错的本领和揩油的本领都很大，并且对于孔孟二圣的假装害病大有可议之处。他所举出的种种例证，极值得我们注意。 （四）关于“尔虞我诈”方面，明氏指出中国人彼此猜疑和倾轧的态度，甚至于到“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窥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纳履”的程度。这在乡间实在是常见的现象。 （五）关于“爱脸皮”，这是明氏原书的第一章，也是极见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观察的透彻而深刻。例如他说：“中国人心目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我们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老实说，连我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他又说：“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扬镳……中国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在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各不伤脸……至于公平的处断是不可能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至死也要救他的脸皮。”这的确是一种一般的现象。 （六）关于“婉转”一章，明氏也极尽了描写之能事。他上手就说：“中国人是有婉转的天才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没有这种天才。不但没有，并且以能够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自豪。”他又说：“在中国，你也转弯，我也转弯，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能从一个中国人所讲的话里，知道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又在一处说：“有天才的中国人有一种本领，使你挨了骂还不晓得，使你吃了亏还以为他正在恭维你。这是一种艺术。”明氏幸而是常与心地比较忠厚的冀鲁人接触，若是在江浙一带，不知他更要作何感想。 （七）这最后的“客气”一章，我认为是最精彩而又是最有意义的一章。章内所叙述的都是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我感觉到不应当多占篇幅，但我止不住要引述他指出的几点：“中国人善于客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喜欢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东方人大都擅长一种艺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冲突日见其减少，和气日见其加多，我们便自愧弗如……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西洋人认为不可思议，决非人力所能办到。客气本身早就成为生活中间不可须臾离开的一部分，客气就等于生活，就是生活……中国人客气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与守规矩的人。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规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无干。”明氏在他最后的结语里说：“我们终究得承认，在社会交际方面中国民族毕竟是过来人，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效法。我们的客气固然很注重诚恳这一点，但有时也太老实，太不留情面，要是加上一些宛转而无碍于诚恳真挚的程度，岂不尽美尽善……客气虽小道，讲究起来却也不易；谁能够把东西方人对于客气的见解与方法融通之后，节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窄又崎岖的中庸之道，谁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福气的人。”这段话不但值得直爽的西洋人想一想，更值得我们过于客气的中国人考虑一下。 有人以为明氏所描写的不过是一些社会表面的现象，是一些拉杂的、平常的、肤浅的叙述。我们不要忘记，世间最平常的东西，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例如日光、空气和水都是最普通的东西，但也是与人类生活最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明氏的贡献就是他能够把农村社会在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种种现象和为我们民族自己所未注意而实际上乃是左右社会行为的种种潜在的势力，以庄谐并用而极有力量的文体描写出来，使每个读者都能如身临其境地得到清楚的认识。这比一般笼统的、主观的、玄想的、去事实生活很远的大议论，有价值多了。例如有人对于明氏所提出的“私”的一点，曾引中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域“见义勇为“等说法来辩护。对此，我们要取客观的科学态度，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仔细地观察一下。若是我们本能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这类行为的表现，那我们也只好认为这是古圣先贤的理想，是一种勉励人的教训。明氏是注重客观的现实生活的；我们在他许多片段的、琐碎的叙述里可以发现一般的原则与真理。 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种品性、当然决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得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种特性有它的利点，也有它的弊点。一个民族如何能于其种种特性，设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处，是应加意研究的问题。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东西方人也不能够彼此完全了解。例如中国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中国人能享受简单的理想生活，都不是为西洋人容易体会的。因此在明氏所举的例子中，有的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少见多怪，也就是因为两个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缘故。 明氏虽然把中国民族种种特性一一提出，却没有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优生学的眼光，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也在这本书里指出几个向来为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光旦先生指出：“中国民族并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虽不衰老，而确乎有许多不健全之处，例如体格的柔韧、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这些不健全之处确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对病下药，元气便不免要变本加厉地受斫丧，以至于无法挽救。 本书说明了中国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指出中国真正的弱点却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并且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卫生的出路里告诉我们：中国决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来……优生学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加多，不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减少……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义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个人康健的设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设施，结果不但是徒劳无功。并且还可以减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后，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荒年的反选择的影响，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与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环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经济生活方面，提高生产能力与力求分配的利便与公允；在社会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与家庭制度的整顿。 我对于优生学是门外汉，不要说什么外行话。但我得读这部书稿，获益甚多，使我对于向来几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解释，对于民族的出路也认识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许多读者也一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36年6月李景汉 【四】关于《中国的乡村生活》 　　明恩溥对中国乡村生活的考察和研究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该书称得上是一部社会调查研究的专著。 该书具有完整的结构和系统的观点和思想，全书在结构上分为前言部分?正文部分和结论部分。前言部分明确表达了明恩溥撰写此书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前言部分简洁明了，对该书的撰写目的和作者个人立场的表述直截了当。明恩溥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个立场：作者在中国有过丰富的生活经历之后，对中国人无数的优秀品质深表尊重，并对大多数中国人怀有强烈的个人敬意。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一个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着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之前，还存在着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一个人愈是了解中国，愈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这样就为全书对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的分析留下了伏笔，并为他对“纠错改正”对策的提出进行了必要的铺垫。因此全书的关键就是分析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的缺陷以及对这些缺陷的解决办法。 为此,明恩溥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对中国的乡村生活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详细的叙述，共分为26个大的方面，内容包括中国乡村、乡村结构、乡村名称、乡村道路、乡村渡口、乡村水井、乡村商店、乡村戏剧、乡村学堂和游方书生、中国科举制度及教育改革、乡村庙宇和宗教团体、宗教仪式的协作、市场及集会的协作、协作的贷款团体、看护农作物的团体、乡村和城市的求雨、乡村狩猎、乡村婚礼和葬礼、乡村新年、乡村地痞、乡村头面人物、乡村男孩和成年男子、乡村女孩和成年妇女、乡村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中国家庭不牢靠的平衡、家庭的不稳定性等方面。 在“乡村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一节中，明恩溥认为中国乡村生活迷信活动盛行，精神生活空虚，国人对政局及国家和社会大事不关心，精神和文化生活匮乏，到处可以见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烙印和外在表现，从而得出了“中国是一个思想贫乏的锦绣帝国”的结论。在他看来，经过这样全面的分析后，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解决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的弊端就成为了一个急切而重要的任务。　　 对于如何克服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的弊端，明恩溥在该书的最后一节——“基督教能为中国做什么”中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该节尽管篇幅不长，但在全书中却非常重要，它是明恩溥对中国乡村生活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对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缺陷进行研究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 从文章的结构编排和逻辑线索看，明恩溥的这一思想具有连贯性，其对问题的提出和对问题的分析、展开以至解决办法的得出都是前后一致的，是他的分析路径和逻辑思路的必然结论。在他的视野中，中国村落社会生活的缺陷是全面、严重同时又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有多种改进的力量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在事实上，就眼前所知，唯有一种力量一直在发生作用，这就是基督教”。因此，从明恩溥的观点看来，基督教就成为了解决和克服中国村落社会生活弊端的唯一选择，它能够对中国人的品质和国民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了支持他得出的这一结论，明恩溥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以支持他给克服中国村落社会生活问题开出的药方。 第一，基督教能够更好地关怀中国人。它能够唤醒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同情心，减少人性中自私的潜伏力量的抬头，减少因顽固不化而使婴儿的过早夭折，教导父母如何去管教孩子，进行道德和心智上的启蒙，使孩提时代的教育能够在未来取得丰硕的成果。 第二，基督教将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它能够教育中国的孩子合理地应用自己的语言，唤醒孩子冬眠了的想象力，拓宽视野，培育和发展判断力，并提供女孩与男孩一样的智能和精神上的教育，发展被忽略的心灵的本性，同时还可以合理地为子女选择配偶，加大品质、性情和了解而非财富、地位在配偶选择中的分量，推迟结婚的年龄，重视自我意识和情感质量，使婚姻成为一件神圣的事情，革除一夫多妻及纳妾制的陋习，净化和柔化家庭。 第三，基督教将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引进一种新的起预防作用的有效因素。改变中国社会中财产共有、相互依赖的大家庭习俗，铲除家庭成员长期的不满、嫉妒、猜疑和懒惰的根源，做到“待人如待己”及“四海之内皆兄弟”，明白上帝的父性和人的兄弟关系，在中国人的朋友关系中引入一种全新的要素及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同时，中国不像一些思想家提出的那样通过教育的、实业的和经济的程式来获得拯救，却没有看到最缺乏的不是资本和机械，而是人，具有良知和优秀品行的人是新教育以及政府的各管理部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四，基督教将授予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它能够克服处于民族情感偏向的盲目冲动状态，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皈依基督教的人对于国家发生的事情相当敏感，基督教和爱国主义精神将在中国携手并进，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新的见识和新的眼界的人，为他注入新的生命力，在任何一种人类关系上深刻感受到基督教深刻而仁慈的影响。 第五，基督教能够净化各种社会条件。希望基督教在西方所做到的一切也将在中国做到，传统对于弊端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现在这个传统势力还没有大规模为基督教所占领，但它的后备队伍开始转向促进基督教的势力了，一旦传统势力逐渐被基督教势力占领，进步的趋势将大大加速步伐。 至此，明恩溥完成了他对中国村落社会生活问题宗教归因的论证。这一结论与明恩溥的传教士身份，有局限的观察和研究，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烈强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具有密切的关系。明恩溥研究结论和解决对策的意图和倾向显而易见，但《中国乡村生活》的研究方法却值得认真吸取和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