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叛徒案始末】--- ZT

【研究报告】

　　　　　　　　　　　从斗“走资派”到揪“叛徒”

　　　　　　　　　　　　　　　·丁　抒·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早晨，人们读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还以为还是老一套，要横扫的是“地、富、反、坏、右”。等到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抨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重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心时事的大学生们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一切”之中。北京大学党委瘫痪自不必说，全市乃至全国的大学都立即沸腾起来。运动来势凶猛，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一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一批斗争对象。

 

　　八、九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三十年代中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牢，于是他们着手追查高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一九六四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及一同出狱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下同）、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刘有光（七机部副部长兼部党委第二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等，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无疑提供了一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会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十一月初，他们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一个大叛徒集团。在给周恩来的信里，他们写道：“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即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１）

 

　　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一百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对周恩来根本不是新闻。收到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报告，他并没有予以重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卫兵“炮打”的对象，他没有时间一一向他们解释。

 

　　要是前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因为这个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向新上任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可能占领北京，而北京的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骨干，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领平、津，他们可能会被杀害。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在押的共产党只要写一份自首书，表示放弃共产主义，出狱后不再从事中共的活动，便可释放。柯建议，让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办个手续出狱。为了营救这批同志，刘少奇同意向中央请示，并通过秘密管道通知狱中党支部。柯庆施通知北平市委负责人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由也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关押过、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因病被保释的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写信，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信件经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等递给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情共党的看守班长牛宝正，转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薄一波。起先，薄等怀疑那是国民党设的圈套，没有执行。（２）他们又担心写“自首书”出去后，会被指为叛徒，遂提出三项要求：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党负责。自首出狱后不受歧视。自首出狱后要按正式党员分配工作。刘少奇接到狱中同志的要求，立即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共没有主席，处理刘少奇的信的是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据他的夫人刘英回忆，：“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３）张闻天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还说，刘少奇“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做的。我……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４）

 

　　确认已获中共中央批准后，除个别人认为那是向敌人投降、拒不执行之外，六十一个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集体办理了自首出狱手续，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至九月二日的《华北日报》刊登的由杨献珍起草的“反共启事”是他们与国民党监狱当局几度谈判、妥协修改的结果，取消了原来“启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字句。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 　　　　　　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 　　　　　　　　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 　　　　　　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 　　　　　　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 　　　　　　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末尾署名者为徐子文等。徐子文是安子文的假名。在“反共启事”中，他们全都用了假名。

 

　　签署自首书、刊登启事是换取释放的一种交易，反正获得自由后国民党再也抓不着他们了。那六十一人出狱后，还是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工作，其中十人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牺牲。真正脱党投敌者仅有两名，一被中共处决，一被管制。（５）

 

　　当时，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干部大多赞同刘少奇的“假自首”政策。如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便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需要大批干部，要营救监狱中干部出狱。”“狱中人可以发表宣言，拥护韩主席（引者注：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韩主席领导下抗日，拥护国民党政府，拥护蒋介石。”“报上发表反共宣言是陈词滥调，登不登报没啥关系。”（６）于是，山东“自省院”几十名共产党骨干获得了自由。

 

　　全国各地都有共产党员用“自首”、刊登“悔过启事”的方法走出监狱或反省院。仅以从山西太原和江苏苏州两地获释的为例，除死去的如王若飞（一九四六年参加重庆谈判后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等，大多在中共建国后成为高级干部，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薛向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王卓如、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国务院六办主任李浩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山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郑林、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建工部部长刘裕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化工部副部长梁膺庸、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等。

 

　　薄一波等出狱后，柯庆施曾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柯是政治局中除林彪外最受毛泽东倚重的成员，若不是他突然于一九六五年春病死，一定会成为毛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助手。而他虽会死心塌地地帮毛搬倒刘少奇，却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刘少奇叛徒集团”也就不成立。可能毛泽东也就不会想到最后用“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来扣死刘少奇，文化革命的历史也就要重写了。

 

　　差不多在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叛徒”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问题时也发现，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的“刘华甫”就是刘澜涛。整个省城马上炸了锅。红卫兵来势汹汹，刘澜涛无所适从，以西北局的名义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周恩来紧急请示。对天津红卫兵的报告未予重视的周恩来，接到西北局的报告后，才觉得不表态不行了。他于二十四日拟写了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７）

 

　　中共高层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说之荒谬知之甚详。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会议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毛泽东是持赞成意见的。在文革中被关押时，薄一波就出狱经过写过一篇自述：“两位红卫兵要我写出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情况和我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我考虑过了，认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公诸大众。”他知道红卫兵后面是中央专案组，他写的材料将会送交中央，因此详细写了约一万五千字。他承认“登《启事》是事实”，接着将被捕经过和在监狱里与敌人斗争、最后办手续出狱的情况一一写清。最后写道：“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到延安学习，……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后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后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个名单，我写好后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一九八○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查出此批文，证实了薄一波所言。（８）一九四三年薄一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汇报时，任也对薄说此事“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９）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听取周仲英汇报后，再次说：“这件事我知道。”（１０）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还将那批出狱干部的名单列出，交给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备案。（１１）可见这事在党内早有结论。

 

　　在拟就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信后，周恩来赶紧将他的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他相信毛会同意他的意见，便同时给毛写了封信，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１２）

 

　　一收到周恩来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件，毛马上签字批复“照办”。（１３）其实，两个月前的九月十六日，康生曾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时在报上登的“反共启事”的影印件给毛看，并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那时，毛对康生的说法不以为然，没理睬他。（１４）可见，当时毛泽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的打算。

 

　　周恩来刚发出给西安的回电，又收到了吉林省委的急电。因长春的大学生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处得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里的“罗林详”就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的化名，于二十五日贴出“赵林是大叛徒”的标语。二十六日，周恩来让中央办公厅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三十日，周恩来再次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让他们转交致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即吉林师范大学，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改名）“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王秋红的复电，重申二十六日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发传单、涂写标语。”（１５）他还打电话到沈阳，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并要宋依照他的话回答红卫兵：“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１６）

 

　　此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虽然已被打倒，但他是当年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手续的人。他见三十年前作了决定的事情又翻了出来，便于十二月七日将当年中共中央如何作决定的经过写下，分送周恩来、康生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其实，康生对薄一波等出狱的情况也很清楚。当年与薄一波同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刘格平（一九六六年时为山西省省长），因坚持不肯填写“自首书”，直到一九四四年才被释放。连康生都认为他太固执，曾对于光远、曾彦修二人说：“刘格平这个人太古板，中央有指示他也不出监狱，多坐了八年牢。”一九四四年康生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列宁认为党的策略要机动灵活”时，曾以此事为例，说明“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１７）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康生作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亦未就薄一波等刊登启事出狱一事质疑他们的代表资格，更没阻挠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历史上纠缠此事以达其政治目的者仅高岗一人。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酝让中央委员名单时，他曾以“自首变节”为由，反对薄一波等进中委，因得不到毛泽东支持而作罢。一九五四年，高岗贵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却不如刘少奇。他欲取刘少奇而代之，其炮弹之一就是刘当年支持薄一波等刊登《反共启事》出狱，而且刘本人也曾被捕过，也有叛变嫌疑。但那时毛权衡党内力量后舍高取刘，高被冠以“反党集团”首领而囚禁，两次自杀、身败名裂。（１８）

 

　　如今康生所以要在薄一波等“自首变节”一事作文章，不过是想帮毛的忙，找一条打倒他们的捷径而已。当时，他看毛泽东不予回应，便没在此事上继续纠缠。

 

　　按说，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就应当过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革命的阻力相当大，他能用来清除刘少奇系的干部的罪名并不多。而那批干部不除，他们就还会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开起会来都还有一票。这是他不欲见的。他原先觉得，六六年十月间他亲自宣布了薄一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要将薄一波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定罪并不容易。而红卫兵抓“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提醒了他：刘少奇的最大资本是“白区工作”。刘少奇系的干部基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被捕过的比例相当高。给他们一顶“叛徒”的帽子，问题就全解决了。方便，干净。于是他决定利用红卫兵“揪叛徒”的举动，将薄一波们置于死地。

 

　　这么做，毛多少有点心虚。二月三日，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替自己解释道：“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１９）

　　毛的这个“现在一查出来”，自然是哄哄友党同志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查，事情明摆着，不需要去查。“现在已经查明”是毛泽东发明的一大武器。早在一九五五年宣布胡风是反革命的时候，毛用的就是一句“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２０）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为了打倒彭德怀，又把这武器拿出来了：“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２１）六六年五月，为了给文化革命点火，把邓拓拿出来开祭，也是这样宣布的：“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２２）

 

　　毛泽东不必担心有人会追究他说的“查”是什么，他不为这些操心。只要确保把那批干部打下去，使他们永不能东山再起就成了。给刘少奇栽赃的事自有爪牙去办。搞文字游戏，康生是能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送到毛泽东了那里。对于文件中说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显然非常满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着毛主席干的”是句谎言，大笔一挥，批准印发全国。（２３）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还活着的成员中，有二十二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职务，十三人为司局级干部（包括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２４）。这些刘少奇麾下的所谓“白区干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一九五○年中共进军西藏时的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东北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等被残酷整死。

 

　　周恩来起初是力保薄一波的。在八月间薄因被揪斗跌伤时，他曾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想把他保护起来免受批斗。现在看到毛泽东态度明朗，蓄意要借“叛徒”问题打击刘少奇的势力，他便不再为那六十一人说话，好象去年十一月他给毛写的信以及毛的批复都压根不存在似的。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所以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２５）

 

　　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则紧跟形势，竭力为“揪叛徒”运动造势。他鼓动红卫兵四处出击：“三五年到三六年叛变自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２６）

 

　　本来，党的高层都知道柯庆施在“六十一人”事件中起的作用。但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为免红卫兵将他拖进去，乱了自家阵脚，中央文革特地给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发去电报：“柯庆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２７）为了将“自首叛变”的罪责完全安在刘少奇头上，专案组审讯“叛徒”们时不许他们在交代材料中写上毛泽东知道他们出狱的事。专案组明确告诉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如果不讲，）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从宽）。”（括号内为引者所加）（２８）薄一波坚持如实写下曾向毛汇报过，并给毛写信申诉。可是没用，毛泽东不认帐了。此时刘少奇被软禁，周恩来不吭声，能澄清事实的，只剩张闻天一人。 　　张闻天自一九五九年起就已是戴罪之身，早被斗得呜呼哀哉。南开大学红卫兵找上门后，更被纠缠得脱不了身。当初中央讨论后张闻天签字回覆刘少奇，“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２９）但现在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是“反党分子”；毛不认帐，他就不敢实话实说。在给康生连去两封信希望中央对此事作一澄清却得不到回音的情况下，他只好以给审讯他的“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同志们”写信的方式，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

 

　　这封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信，是一堆真话和假话的混合。一方面他不肯写材料说那六十一人是叛徒，坚持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另一方面为迎合毛泽东清洗刘少奇的意图，他又写道：“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招降纳叛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３０）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当时张闻天如果说六十一人出狱的事毛泽东知道，就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罪名他“担待不起”。（３１）为了避免被指为“攻击毛主席”，张闻天谦恭地说：“（我）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他还特地含混不清地说：“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３２）

 

　　虽替毛作了掩盖，张闻天还是不能脱身。因为他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康生派人恐吓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张拒不改口，并对妻子刘英说：“我可能被逮捕。”果然，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起，他被就地“监护”，见不了妻子的面了。（３３）

 

　　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对康生来说，也是个大胜利。毛对他的倚重与日俱增。他食髓知味，又把眼睛瞄准另一批人，弄出了个“新疆叛徒集团”。原来，一九四五年底，蒋介石委派亲中共的张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来嘱托张设法释放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几年的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张到新疆后，几次给蒋介石打电报请求释放那批在押的共产党员，终获蒋介石首肯。一九四六年六月，那批干部“声明脱党出狱”（３４）。

 

　　说是“声明脱党”，大家都知道那是演戏。那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前，张治中不仅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还派了一位将军一路护送。他们回到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曾亲赴欢迎晚会。现在康生却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动下，红卫兵四处冲击那些干部所在的机关，要将他们揪出去斗争。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也清楚得很。那批干部级别稍低，同刘、邓瓜葛不深，毛泽东没有清洗他们的计划。周恩来明白替他们说话不致与毛冲突，所以亲自出面向揪叛徒的红卫兵代表说明：“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３５） 　　可是事情没完。那批人中有一个时任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一九五九年夏，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开会时，趁江青远在杭州，托方志纯夫妇秘密安排，将其二十年未见的前妻贺子珍（虽并未履行离婚手续）接到庐山，见了一面。因消息走漏，江青马上向毛要求去庐山。毛不得不让贺子珍在他们见面的第二天、江青到达之前下了山。从此二人生前未再见面。

 

　　江青探知方志纯牵线的事后，没有马上发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团”的首脑，唆使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关进了监狱。这时，毛泽东知道江青为什么恨方志纯，但此刻江青是他最可靠的亲密战友。他无需为了一个方志纯而破坏他与江青的合作。于是“打倒大叛徒方志纯！”的标语立刻在全国散布开去。

 

　　因此案牵连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有人到张处调查事件经过以及当初周恩来对张的嘱托。张赶紧报告周恩来，要他警惕。（３６）可殊不知周恩来早已退缩，象上回“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案子一样，毛泽东既已默认“叛徒集团”的说词，他便不再坚持“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听任他们一一落网、成了囚徒。方志纯在铁窗下蹲了八年，还算幸运。九十名同被投入大牢的“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被折磨死了二十四个，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３７）

 

　　揪“叛徒”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要被捕过，就可以指为叛徒而打倒。仅根据“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类的罪名，没法把那些干部打得“永世不得翻身”。唯有“叛变革命”一条是所谓“钢鞭材料”。一九六六年八月取代被打倒靠边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陶铸，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国共合作，国民党集体释放共产党要犯时，中共向国民党交涉、点名要人后，从南京陆军监狱被释放的。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决定搞倒陶铸，江青一月四日接见湖北红卫兵代表时宣布“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３８），陶便直到被整死也没翻身。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是因国民党执行协议放人而从苏州反省院获得自由的。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他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随后上海召开斗争曹的电视大会，就对全市人民公布：曹荻秋是“叛徒”。经过数年调查，曹荻秋专案组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交出报告说：曹在国民党监狱里“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证据。”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下令：“就是应该写曹荻秋在被捕期间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专案组便修改报告，说他出卖党组织，是个“大叛徒”。（３９）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专案”，由谢富治主管。他先毫无根据地猜测陆“很可能是叛徒”，继而便宣布陆“是个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杀他十个头的罪都够了”。（４０）

 

　　文革初期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也是因为“叛变”。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天刘志坚被日军俘虏，但当天中共冀南部队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军将通过某地，于是打了个伏击，将刘救了出来。显而易见，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给了他一个“叛徒”身份，关了起来。以“叛徒”罪被打倒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天津市委书记张淮三等。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是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成叛徒，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４１）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一九四二年时任中共鲁中区党委书记。当时日本占领军“强化治安”，屠杀和诱降并用，允共产党员“自首”，不咎既往。霍士廉主持拟定《鲁中区党委关于反自首的决定》：“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掩护一部分同志，根据情况可以组织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去自首。”“在反共宣言、反共启事上签了个名字……不算自首。”文革中，西安交通大学的红卫兵据此说霍士廉是叛徒，坚决要打倒他。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通知陕西军区，把霍士廉“交给革命群众批判斗争”。六日，西安召开十多万人大会斗争霍士廉，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打倒大叛徒霍士廉！”（４２）

 

　　“抓叛徒”成了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统计，仅在一九六七年的头五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共达五千二百余名，其中有几百人被残害致死。（４３）譬如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描写的是三十年代海南中共游击队女子军第一连的故事，一九三二年该连被国民党军打散，大部被俘，包括第二任连长冯增敏。（第一任连长庞琼花于一九三一年女子军成立后不久被送到根据地“审查”时死去。）冯被释放后，找到共产党继续革命。但既然被捕过那就是“叛徒”，她很快就被整死了。

 

　　被打成“叛徒”的还有一大批曾打入敌人阵营工作的干部。按中共副主席陈云的说法：“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体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４４）

 

　　始于一九六七年初的“揪叛徒”运动，不仅斩断了刘少奇的左右手，基本摧毁了刘少奇班底，而且“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更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由此理出一条线索：要把刘少奇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叛徒”是比“走资派”更好的帽子。若刘少奇是个叛徒，给他定案的难题就一下子可以解决。贩夫走卒可以弄不清什么是“走资派”，几亿农民可以拥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叛徒”、“内奸”却是人人喊打的。在发现可以用此罪扣死刘少奇之前的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毛泽东还打算象对待滞苏不归的王明一样处理刘少奇，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４５）到三月间就不再那么说了。

 

　　三月是个关键：九日，陈伯达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是欺人之谈”；“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４６）十日，毛泽东回复写信给他、说“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的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尊计似应缓行”，并派人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章看罢叹道：“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４７）十六日，毛泽东批准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去《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称赞刘少奇的一段话；（４８）同一天，他批发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二十一日，中央常委讨论“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叛党嫌疑问题”，毛泽东批准康生写的刘少奇曾被捕叛变、应立案审查的报告，并指定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４９）差不多同时，毛审阅并批准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５０）

 

　　三十日，戚本禹的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上；三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这篇文章。这是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号角。戚本禹对人人皆知的那个“你”，写道：“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用爪牙之口宣布给刘少奇定死罪。

 

　　戚本禹的文章中对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持反共’？”（５１）

 

　　中南海的“卫东”战斗队于四月六日给刘少奇发了个“紧急通令”，要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的问题。刘于四月十四日交出“向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对那八项指控一一回答。他写道：

 

　　“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㈠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５２）

 

　　刘的答复被抄成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但几个小时后即被撕碎。这是刘少奇对“招降纳叛”的指控所作的唯一正式的回答。但正如章士钊所言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无论他如何解释都没有用了。以后在中南海的小规模斗争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本敲他的嘴和脸，喝令“不准放毒！”刘少奇的嘴也就从此闭上，再也没有作任何辩解。

 

　　至于刘少奇本人的“叛党嫌疑问题”，毛泽东已指定康生负责去办，实际由康生和江青共同领衔。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刘少奇专案组”就已变相成立。鉴于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身份特殊，当时的名称是“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五月后改叫“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时叫“刘少奇专案组”，有时叫“王光美专案组”。组长是谢富治，开始副组长是江青，经江青提议改成汪东兴后，江青实行垂廉听政。（５３）谢富治指示专案组：“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提议听取刘少奇本人的申诉，被否决。江青不满意该专案组负责人萧孟的表现，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将他逮捕下狱。江青自己也曾扬扬得意地对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人自夸：“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５４）她还指称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美国特务”，建议将王处死。大约担心那将贻笑于历史，毛未予批准。（５５）

 

　　其实江青自己也被捕过。一九三四年九月，她在上海被捕，经人交保释放前也写过自首书。（５６）早先，她自己并不把这事看得很重，一九三七年从上海赴延安途中，曾经在西安将自首出狱的经过告诉过别人——在上海认识的女共产党员徐明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一样，不仅被捕过，而且在国民党将领张贞出面保释他出狱前，与那“六十一人”做过难友。如今他们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不过看准这是扳倒刘少奇的捷径罢了。

 

　　“叛变投敌”成了毛泽东打倒政敌的武器。三年后要打倒陈伯达，他故伎重演，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到了他头上：“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都是由此而来。”（５７）他没解释怎么会让陈伯达当了三十年的助手。他知道没人敢公开质疑他的讲话。至于陈如何“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就更不需要论证了。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中，陈伯达的正式帽子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５８），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扣就是了。

 

　　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出面指证最方便。康生指使专案组对在押的安子文说：“你立功的机会到了，你只要写个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明，就可以马上把你放出来，可以跟家人团聚，还可以恢复工作，将来开‘九大’时还可以当中央委员。”（５９）安拒绝后，他们重点着手的，一是一九二九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与他一同被捕、一同被释放的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一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与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后脱离共产党的丁觉群。在十几个人轮番逼供几天几夜不得休息的情况下，他们一度坚持不住，分别写了伪证。但事后马上就翻供。专案组一则批斗、一则威胁：“要考虑你的性命和全家的问题”，对翻供一概置之不理。丁于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后，曾对他的儿子说：“我深深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６０）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被打倒，而所有“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中，最过硬、最能使全党乃至八亿人民都认同的，莫过于“叛徒”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６８〕１５２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６１）

 

　　但那“充分的证据”却是纸糊的。该文件指控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被捕后投降，“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６２）而历史事实是：“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６３）

 

　　“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的影响力，远大于批判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效力。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全国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刘少奇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他如何叛变投敌。在轰炸式的宣传下，国人无不知刘是“叛徒”、“内奸”、“工贼”，对其“走资”反而不甚了了。譬如赣东北各村庄当作批判靶子竖立的刘少奇泥塑像，脖子上挂的黑牌写的都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不是“走资派”。（６４）

 

　　一九六九年四月初，中共召开为文革庆功的“九大”。但周恩来在“九大”闭幕那天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却只以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陈伯达总结文革成果，也仅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摧毁了刘少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人对“走资派”都只字未提。这显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除了“叛变投敌”的罪名外，毛泽东已拿不出什么法子向全国交待。

 

　　就“批倒批臭”刘少奇而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确实使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若没那个凭空捏造的报告，将无法彻底打倒刘少奇。对此，毛泽东十分清楚。为防备日后有人为刘翻案，他在批复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６５）的信、同意让他复出时，特别说明邓与刘不同，虽然“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６６）

 

　　可以肯定，若没有那个给刘少奇罗织罪名的报告，单凭指控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将刘“永远开除出党”时，拒投赞成票的中央委员将远不止陈少敏一个人。即便那报告编得言之凿凿，认为那纯属栽赃的人还是很多。譬如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我“认为……履行手续者（指薄一波、安子文等签自首书出狱者——丁注）本人是执行决议问题，对本人说不是个人投敌、叛党，不应以叛徒论处。”“至于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根据是：……中央决议文件……有一段……说……找到了原来当事人，但此人一直不愿出证，后来听江青同志讲了话，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后，才出证。由此可见，出证者的真实性可靠性有多大？！”“（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这样审查报告作出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６７）

 

　　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怕她声张正义，呼喊口号，刽子手在行刑前甚至割断了她的喉管。即便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６８）据文革后最高法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万四百○二人中，许多是“为刘少奇同志冤案鸣不平而被冤杀、错杀的”。（６９）

 

　　一九八○年初中共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时，除开华国锋、汪东兴等少数几个文革得益者，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由此可见，真正认同对刘少奇的栽赃，相信他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由此看来，若没有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揪叛徒”运动，刘少奇是否会那么轻易地被打倒，文革会怎么结束，似乎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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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１）　一九六七年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编写的《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第三页。 （２）　人民出版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第二十九页。 （３）　《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三期第二十一页。 （４）　同（１），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页。 （５）　同（２），第二十七页。 （６）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八机部机关“革联”办的《换新天》。黎玉时任八机部副部长。 （７）　同（２），第三十二页。 （８）　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第二八四至二九九；同（２），第三十六页。 （９）　戴煌《“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的前后》，《炎黄春秋》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１０）　同（２），第三十三页。 （１１）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编写的《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第五十四页。 （１２）　同（２），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 （１３）　同（２），第三十七页。 （１４）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二二四页。 （１５）　《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期第二十一页。 （１６）　《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期第二十一页；《炎黄春秋》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第二十八页。 （１７）　《人物》双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中曾彦修的文章；刘宁一《康生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出敌人反省院一事的态度》，转引自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第二八一页。 （１８）　参见师东兵《高岗魂断中南海》。 （１９）　同（１４），第二二六页。 （２０）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 （２１）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 （２２）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戚本禹的文章。 （２３）　同（１４），第二二五至二二六页。 （２４）　同（５）。 （２５）　《新华月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号第六十五页，薄一波的文章。 （２６）　同（１），第八页。 （２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传达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的电文，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大叛徒头子刘少奇诬害柯老罪责难逃》第五页。 （２８）　同（２），第三十四页。 （２９）　同（２），第三十四页：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３０）　同（１），第二十六页。 （３１）　《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三期第二十二页。 （３２）　同（３０）。 （３３）　同（２），第六九二页；同（３１）。 （３４）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五集第三十八页。 （３５）　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第一六六，一八七页，屈武和余湛邦（张治中的秘书）的文章。 （３６）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３７）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五集第一一一页。 （３８）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二七页。 （３９）　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八页。 （４０）　同（２），第七○五页。 （４１）　马志刚编《大冤案与大平反》第二六一页。 （４２）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西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红色工人》报。 （４３）　同（２），第六九三页。 （４４）　同（２），第十页。 （４５）　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第第二二八页。 （４６）　笔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十日《陈伯达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４７）　同（１４），第二三一页。 （４８）　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九七页，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问题的指示：“《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语录》第二百○八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也删去。” （４９）　同（４５），第二三三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二六○页；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第二三六页。 （５０）　同（１４），第二三二页。 （５１）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５２）　一九六七年九月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１９５８。６－１９６７。７）》第七三三页。但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二三五页和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第二二八页均说刘少奇的答辩是四月七日。存疑。 （５３）　《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1978.12-1980）》第一一三页；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二三○页；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页。 （５４）　同（４４），第二三五、二三九页；李耐因《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见《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记实）》第五卷第九十七页。 （５５）　肖思科《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第一七六页。 （５６）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５７）　叶永烈著《陈伯达其人》第四六五页；同上第五十七页：毛在一九四七年前后的一次会议上曾说：“我看，国民党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张贞就救过陈伯达一命。” （５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同（５６），第一八一页。 （５９）　金春明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第一四○页。 （６０）　《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１９７８．１２－１９８０）》第一○五页。 （６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６２）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６８〕１５５号第六页。 （６３）　同（６０），第一一二页。 （６４）　一九九六年五月《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十六期，杨林《文革琐忆》。 （６５）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清华大学编印的《邓小平同志言论摘录（初编）》第五十五至五十七页。 （６６）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第十三页。 （６７）　引自《共产党员》一九八○年第二期。 （６８）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二四六页。 （６９）　人民出版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六四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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