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鴻熙】

苏鸿熙无怨无悔的爱－－苏鸿熙教授和他的美国妻子　　

人世间，最能给大众带来幸福的词汇莫过于一个“爱”宇，只缘有了各式各样的爱，这世界才生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1957年1月3日午夜，在美国纽约机场，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道别。黑眼睛黄皮肤的丈夫把披着一头乌发的碧眼妻子送到海关检查口，“锦”，他俯在妻子耳边又一次悄悄地嘱咐：“不要忘记我们的相约。如果在约定的日子我没有随‘皇后玛丽号’到达利物浦，那就说明我被扣留了……”“如果那样，我一定马上赶回来营救你。”妻子不待丈夫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她轻柔的话语显得无比坚定。做丈夫的脸上露出了骄傲自豪的神情：“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为了你和我的将来，也为了我们的孩子。”他的目光落在妻子微显隆起的腹部上，两个年轻的身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次前程未卜的离别，等待他们的，除了重逢的喜悦外，可能还有扣留、监禁，甚至入狱的痛苦。但这对夫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眼前这条艰难异常的路，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忠实自己心中的爱。　　

这对年轻人就是留美的胸心外科专家苏鸿熙和他的美国妻子杰妮--她的中国名字叫苏锦，此行他们是要踏上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途。异国之恋　　40年代末期，年轻的外科医生苏鸿熙获取了赴美留学的机会，登上了通往大洋彼岸的客轮。就在他离开祖国15天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苏鸿熙在海轮上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无比激动。他是一个医生，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也是一个热血男儿，祖国能摆脱水深火热的苦难日子，是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心愿。此时，苏鸿熙走到轮船的甲板上，顶着海风，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心中郑重地向生他养他的故乡立下誓言：祖国，我学成之后一定会回来，用我所能拥有的一    切为你和人民鞠躬尽瘁。　　

在美国学习的光阴瞬息而过。苏鸿熙学成之后的50年代中叶，正是中美关系最僵持的阶段，朝鲜战场的烽火毫不留情地将两国难以融合的政府关系推向了顶端，中国科学家要返回自己的祖国成了一件最困难不过的事情。　　

苏鸿熙回国的热切愿望没有被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所封杀，他一面在芝加哥的一所医院进修，一面积极做着回国准备。然而令他未曾想到的是，就在这里，丘比特的金箭射中了他的心，他同一个叫杰妮的美国姑娘一起陷入了爱河。　　

“我是要回中国的，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你能同我一起回去吗?”苏鸿熙在杰妮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对未来的设计，在潜意识里，能否一起去中国是他择妻的一个重要标准。　　

杰妮是个从小受美国传统教育的文静姑娘，她几乎不了解中国，也无法想象那远在东方的古老国度是多么的贫瘠落后，她甚至不敢相信，电灯电话、汽车住房，这些在美国人看来最简单最基础的生活设施，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脑海中只是一个奇特的梦。但杰妮却无法使自己抗拒苏鸿熙，这个聪慧开朗，勤奋工作的中国人给她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世界。在一起工作和交往中，她深深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使自己为他抛弃一切而托付终身的男子汉，她愿意和他在一起，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但杰妮还有一个美国家庭，父母、姨妈和朝夕相处的同胞妹妹，要和心上人走，就意味着不知何年何月再与他们相见，而这对于她和她的家庭无疑都是一种痛苦。　　

一段时间里，杰妮和她的家人都陷于深深的思考中。对于女儿选中的生活伴侣，她的父母无可挑剔，他们所顾忌的是政治风云造成的骨肉分离和女儿未来生活的能否福。　　

一个偶转的机会，苏鸿熙在一家小书店的角落里看到了英文版的《中国画报》、《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三本杂志，他急不可待地抽了出来。打开封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字条：看本书者责任自负。苏鸿熙没有害怕，他毫不迟疑地买下这三本书，逐字逐句地看完后又拿给杰妮一家传阅起来。通过这些杂志，杰妮和她的家人开始对新中国有了印象。　　

新中国7年来卓有成效的建设使苏鸿熙热血沸腾，他再也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回祖国的怀抱。杰妮的父母理解这个中国青年的爱国赤诚，更不忍棒打鸳鸯拆散一双情深意笃的热恋爱侣。杰妮的母亲含着热泪向这对年轻人祝福，她企盼他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为了不使自己随丈夫去中国的事受到阻挠，杰妮在婚前领取了出国护照。　　

1956年9月15日，苏鸿熙和杰妮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是他离开祖国7周年的日子，也是从这一天起，他和他的妻子苏锦开始实施重返祖国的计划。归途险恶　　为了回归祖国，苏鸿熙很早就做了准备。在美国，他省吃俭用，穿的衣眼大都是从旧货店买的，吃的也是简单之极。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医学书籍和仪器。此时，两台人工心肺机已经购齐，正摆放在他医院的办公室里，他要带着它们回国，开展自己所钟爱的胸外科事业。但是，原来苏鸿熙做的只是一人回国的打算，如今有了妻子，回国的事变得复杂起来。　　

首先是苏锦要同他一起回国能否得到祖国的许可，因为她是一名美国公民。如果苏锦和他一同走能够进入中国的话，以后再回到美国等待她的将是5年监禁和5000美元的罚款。为此，苏鸿熙给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侄子写了信，请他征询国家有关部门意见并办理一切手续。他和侄子在信中约好，一切办好之后只须给他一封简单的“家中安好”的来信即可。为了保险，苏鸿熙从自己住的城南来到城北，将信先寄给一位在加拿大的好友，然后又转寄到中国。苏鸿熙的侄子见信后非常高兴，很快从有关部门获得了欢迎苏锦入境的保证，为了能早日见到亲人，他迫不急待地给叔叔发了一纸“一切齐毕”的电文。而另一位在上海的老同学得知苏鸿熙要回国的消息后也想方设法带来了口信，要他将她在美国的男朋友一起动员回来。没想到，就是由于这两件事，苏鸿熙的行动受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监视。　　

年底，苏鸿熙正在外地的医院参观考察，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长途电话：“那些人在找你”，苏锦急促的语气中带有忧虑。苏鸿熙的心一紧，“那些人”是他和妻子约定的暗语，他知道，此时，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寻找他的踪迹。无奈，他只好中断参观赶回芝加哥。　　

果然，刚刚回到芝加哥的家中，“那些人”就指令苏鸿熙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报到。走进办公室，两个荷枪实弹的粗壮汉子站在他的坐椅后面，对面两个态度严肃的审判官开始同他“谈话”，他们问他“和中国官方有什么联系?”“你的人工心肺机放在哪里?”“是否要带妻子回中国”等等。“这是我的权利”；“人工心肺机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可以拒绝回答”，苏鸿熙巧妙地运用美国的法律保护自己，而对于是否要带苏锦走的问题他则向对方反问道：“假如你是我的话你怎么做?你要不爱她就不会和她结婚，你爱她，和她结婚了，要走带不带她?”面对这个中国人的聪明“疑问”，美国人无言以对。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委托印度驻美大使馆对苏鸿熙实行保护，联邦调查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他出来。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美国移民局又找苏鸿熙谈话了。他们告诉苏鸿熙，“你是在美的50名优秀中国科学家之一，我们不希望你回国。”“只要你答应不回国，在这里会有很好的研究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移民局说的这些话没有理由让人不相信，早在刚到美国时，苏鸿熙就感觉到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富有的国家，这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较之中国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但再富有，再优越，这也是别国的土地，而他的一生，却注定要和自己祖国的建设发展连在一起。苏鸿熙以“我的祖国需要我”的朴素语言婉拒了美国人的“热情”，他执著地要走自己的路。　　

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苏鸿熙和苏锦决定趁着新年美国人热衷欢乐的当口离开美国，这样，他们带的仪器也许容易蒙混过关。　　送走了苏锦，次日，苏鸿熙在晨雾中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船。果然不出所料，那几天海关稀松得很，当苏鸿熙走进客轮，发现自己托搬运公司启运的几个大箱子已经在船上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趋于平静。　　

一声嘹亮的汽笛响彻长空，仿佛在为这位矢志报国的赤子送行。拳拳之心　　

当苏鸿熙和苏锦在英国的利物浦码头再度相贝时，两人的兴奋与喜悦都溢于言表。夫妇俩在英国倾其所有，又购置了不少国内紧缺的胸外科精密仪器，当他们满载而归回到我国驻英大使馆时，才发现口袋里剩的钱连购到中国的机票都不够了。中国大使馆的同志被苏鸿熙夫妇的报国热情所感动，不仅为他们细致周到地安排了回国的路线，而且还借给他们必需的回国经费。受政府委托，大使馆的同志征求苏鸿熙夫妇回国后有些什么要求。这对夫妇没提工作环境，没提生活要求，只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回国的事不要在报纸上刊登，因为，一来一个海外学子学成归来原本就是自己的责任，二来也是为了保护苏锦的家庭在美国免遭迫害。　　

又经过了几个国家的周转，离开美国后的第五十天--1957年2月23日，苏鸿熙和他的妻子苏锦终于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苏鸿熙激动万分：祖国，为了履行对你的爱，你的儿子又回到了你的身边。从此，我要将全部的精力与智慧奉献给生我育我的祖国母亲。苏锦的激动并不亚于丈夫：  中国，为了爱我的丈夫，我来到了你的怀抱。从此，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愿竭尽全力地在这里辅佐他的事业。　　

回国后，苏鸿熙和妻子应几位老同学的邀请，来到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参观。四医大的诚挚挽留，使他们做出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不再回北京，就在这片黄土地上安家立业。　　

仪器运来了，实验室建立了，医院匀出了四十多张病床，总后从全军抽调了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成立了领导班子，苏鸿熙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中国胸外科事业的最初跋涉。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体外循环技术就首次在临床上应用成功，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以后，他们又逐步开展了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治疗，苏鸿熙用手中的刀子，不知将多少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这些成绩，得到了党和军队的高度重视，为此，苏鸿熙和他的同事们多次受到总后的嘉奖。　　

苏鸿熙的事业一帆风顺，苏锦更坐不住了。来到中国后，这位先后获得过生物学和社会学双学士学位的大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她没有条件继续自己的专业。但苏锦还学过化验，她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为丈夫的祖国，也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做一份贡献。“干什么活都行，只要不让我闲着。”苏锦的要求既简单又恳切。大概因为她毕竟是外国友人的缘故，四医大的领导没有贸然给她安排工作。　　

1959年，叶剑英元帅到西安视察，他请苏鸿熙夫妇吃饭，并问他们回国后有什么困难，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困难没有，要求倒是有两个。”苏鸿熙毫不客气地回答。“哦?”叶帅重视起来，他要认真听听这位带着洋味的专家的要求。谁料到，苏鸿熙提出的第一点是给苏锦安排个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行；第二点是增加病床，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病人摆脱死亡的阴影。　　

曾经南征北战的老元帅被苏鸿熙夫妇“爱”的赤诚所感动，他点点头，记下了这不算过分的请求。叶帅找来了四医大的领导：“我们这么大个学校，怎么连个外国友人都安排不了?”于是，在叶帅的亲自过问下，苏锦走进了四医大的英语教员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位在编的外籍军队干部。　　

1972年，苏鸿熙调到北京301医院，这次，已经有了相当经验的苏锦不肯再坐等领导给她分配工作了，她主动出击，来到北京一所大学毛遂自荐，成了一名受人欢迎的英语教师。　　

回到中国整整40年，苏鸿熙终日活跃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为数以万计的病人解除了“心”上的痛苦；而苏锦，则用她所拥有的祖国母语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语言工作者。看到他的病人又生龙活虎地奔向工作岗位，看到她的学生走向外交部，走向联合国，苏鸿熙和苏锦的脸上露出的是欣慰的笑容。相濡以沫　　

50年代的西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许多在北方土生土长的干部都无法适应黄土高原带给他们的寂寞，想方设法调离了那里。但苏鸿熙和苏锦，却任劳任怨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吃的是西北饭，睡的是硬板床，但两人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对于苏鸿熙来说，他选择这条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爱自己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祖国正需要强大，正需要人才，作为一个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生，他有什么理由不为祖国尽忠尽力，又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选择工作地点呢?　　而对于苏锦，她选择这条路的理由似乎更简单，因为她爱自己的丈夫。爱丈夫，同样也应该爱他的家人，爱他的祖国。作为一个视爱情重于生命的女人，她有什么理由不与丈夫患难与共，又怎能嫌弃他祖国的贫穷呢?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苏锦，这个坚强贤惠的美国女子用自己人生足迹读懂了这首著名的诗章。来到中国后，她把自己对丈夫的爱融到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爱意之中。她视自己为这个国度的一分子，无论穿衣吃饭，都和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一样。在四医大，苏锦每月和中国职员一样挣着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尽管回国前想到过不少困难，住的，吃的、用的，甚至连上公厕蹲茅坑的思想准备都有了，但苏鸿熙和苏锦对60年代初由天灾人祸造成的极度困难却是始料未及。那年头，缺吃少穿威胁着在中国的每一个人，而从海外归来的苏鸿熙夫妇就成了农村老家亲人们眼中的救星。夫妇俩先是把老母亲从徐州乡下接来了，年逾古稀的小脚老人，一身的污垢，一头的虱子……苏鸿熙一天到晚忙在病房，照料年迈老人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锦肩上。她为老人洗头，捉虱子、剪指甲，晚上洗完脚还不厌其烦地给婆婆捏脚捶背。每次进城，苏锦最先想到的都是给婆婆买些可口的东西。婆媳两人虽然国籍不同，语言不通，但住在一起感情却十分融洽。苏鸿熙的洋太太贤惠待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紧接着，苏鸿熙的二姐带着一个小孩儿也投奔到了西安。家里五口人的口粮要八个人伙着吃，缺油少肉，吃着上顿要想到下顿。苏锦将口粮尽量让给需要操手术刀的丈夫和老人孩子吃，  自己饿极了就往嘴里填上一小块高价供应，的糖块。没过多久，她圆润的脸上就失去了光泽，人也瘦了许多。　　

苏鸿熙望着日渐消瘦的妻子心疼极了，他几次想出去寻找一些能饱腹的东西，但碍于军人的身份却未敢贸然行事。一天，由于过度的饥饿和疲劳，他在走上手术台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握刀的手抖动起来，刀子掉在了手术台上。“这样下去要出事的”，教授心里暗想。为了那些期待自己手术而延长生命的病人，也为了毫无怨言留在中国陪着自己忍饥挨饿的妻子，下班后，苏鸿熙穿上便衣悄悄地来到了自由市场。当他掖着一只高价买来的野鸭回到家中时，一家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野鸭烧熟了，香味弥漫全屋。苏锦舍不得自家“独吞”如此珍贵的美味，她请来了好朋友阳早、寒春夫妇，几个人围坐在小桌旁共享了一顿难以忘怀的晚餐。　　

凭着赤诚的爱国心和无悔的爱情，苏鸿熙和苏锦相携着同中国人民一起渡过了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　　当然，在苏鸿熙心中也永远不会忘记妻子善良的一家当年对他的一片呵护。30年后，当他有机会同妻子重返美国探亲时，也曾按照中国的习俗千里迢迢找寻到岳母的墓前，怀着满腔的敬与爱向嫁出了女儿后就再未见到过女儿的这位慈母献上了一束亲手采集的鲜花。夫妻二人在老人的墓前静坐良久，怀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为他们爱情所做出的奉献。

严峻考验　　只要两心相印，生活上的艰苦算不得什么，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曲解与人格上的污辱。刚刚摆脱三年困难时期的逆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苏鸿熙和苏锦的爱又受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那场“荡涤人们灵魂”的政治运动中，苏鸿熙同千千万万的有为知识分子一样“靠边站”了，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手术台，成了一名清洁工。此时的苏鸿熙，心中没有被祖国误解的沉沦，没有对骨肉同胞的疾愤，除了惋惜正在取得突破性成就的胸心血管外科的研究不得不搁浅外，他心中最担心的是造反派会将妻子赶回美国，他们来之不易的家庭会遭到拆散。所幸的是，四医大的领导和群众都十分喜爱苏锦，他们从不把她当外国人看待，于是这对异国患难夫妻最终...

------------

http://s7.sinaimg.cn/middle/ad9bdaccxd1c1c8dd9026&690.jph

 

我还有点儿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这位妻子对丈夫的爱。想了半天，只能用“纯情”来形容。纯情，就是完全摆脱了世俗的利益和传统看法，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信仰，超越文化差异，超越贫富，超越政治，只有爱，只有奉献。如果你在自己身边见到这样的爱情，你会被深深感动。我曾经怕用错了，去查过《现代汉语词典》。词典中说，“纯情”作为形容词就是“感情或爱情纯洁真挚”。 我在书本、戏剧、电影、电视里看到过许多纯真执着坚贞的爱情故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五十多年里，我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看到和听到的苏鸿熙教授夫妇两人的生活历程，特别是妻子在一生中所做的，是我真实看到的最纯情执着的爱。 1957年，四医大家属区来了一对夫妇。男的是家属区里一些高年资医生的老同学，新上任的心脏外科的主任。女的却是一位美国人。今天，不要说有一位发达国家的白人成为配偶，就是有这样一位作为朋友，也是很体面很光彩的事情，只要不和他陷入经济纠纷。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也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去发达国家留学并争取留在那里。但在那时，有海外关系绝对是一件大麻烦事。不要说成为夫妻或者亲戚或者朋友，仅仅因为她是个美国人并且是我父母同事的妻子，是我们家的近邻，这样一个事实，有时都会使我觉得自己的保密等级恐怕都会被降低了——幸亏我当时还小，没有从事保密工作。 可见我们中国人的是非、好坏、优劣、荣辱等等价值观念转变之快，和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是惊人的。 后来知道了，这位心脏外科的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心脏外科专家，苏鸿熙教授。他在1958年在国内开展首例使用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下行心脏手术，在心血管外科学领域有多项开拓性贡献，是我国心血管外科学开拓者之一。他的美国妻子有个中文名字，叫苏锦，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不得已要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叫她苏阿姨。他们两人是在1957年元月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和迫害，绕道英国，回到中国的。听大人说过这一段经历，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这位苏阿姨到四医大以后不久的一天，忽然风风火火冲进我家，焦急地说着腔调奇特的不通顺的中国话，要我母亲跟她去。原来是她家的小不点儿小孩生病了，让我的做儿科医生的母亲去看一看。母亲半个多小时以后回来说，她看了，问题不大，又笑着说，给小孩看完病以后，你苏阿姨问，这次出诊她应该付多少钱？我说不要钱，她很惊讶。我母亲说，看来，她完全不了解中国的风俗情况（同事朋友间下班时间看病不要钱），也不了解我们的工作单位的性质（部队医院所有家属的治疗费用全包），糊里糊涂跟着你苏伯伯来到了中国。 后来听家里大人说，苏阿姨祖上是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大家族。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场停火不久，美国社会对华人还有歧视心理的时候，她和苏鸿熙这位来自中国的医学留学生恋爱并成婚了，不顾一切地跟着丈夫来到中国。我觉得，最令人感慨的是，她还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就肯跟着她的中国人——一个被她的祖国主流意识看不起的民族——丈夫，到中国——一个被她的祖国视为敌国的国家——去生活，只不过因为，这是她丈夫要去的地方。你不能不承认，如果不是彻底的爱情，不顾一切的爱情，使人完全盲目的爱情，怎么会使这样一个有生物学和社会学双学历的美国人跟着她的丈夫去了中国呢？ 不过，来到中国后，在单位里，小孩们对她可不够友好。我几次在马路上看到，她的丈夫的同事们的孩子追着她，用树棍敲打她的高跟鞋的后跟，大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国佬！”这时，永远只见到她沉着地，不动声色地走自己的路，从来没有见她责备过谁，跟谁计较。 1959年叶剑英元帅来西安四医大，请苏教授吃饭。席间，苏锦请求安排工作。经叶帅亲自过问，四医大安排苏阿姨成为在编的外籍军队干部，在四医大教授英语。 60年代初我还几次见她坐一辆甲壳虫一般、走起来后面会冒黑烟的老式轿车去西安外语学院教课。有一次看到她坐上车后，半天起动不了，又和司机一起下来打开引擎盖看。我心里还有些感动，这么破的车，她还这么肯屈就。在美国，电灯电话汽车住房，可都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从没有传闻说她抱怨过。她跟她的丈夫来中国了，就准备过中国人的穷日子，虽然当时说起来，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是中国最困难的家庭。 那么，在困难时期他们一家是怎么过的呢？我虽然偶然远远地望到他们家里进进出出有过农村模样的人，几个洋娃娃在显然是苏教授方面的穷亲戚带领下在外面走动，但实际上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 前不久，我在一家部队杂志上读到了下面的几段，表明我们的苏锦阿姨对苏教授确实是纯情的爱，还有爱屋及乌的爱，由于她坚持和大家一起过苦日子，可以说对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 “尽管回国前想到过不少困难，住的，吃的、用的，甚至连上公厕蹲茅坑的思想准备都有了，但苏鸿熙和苏锦对60年代初由天灾人祸造成的极度困难却是始料未及。那年头，缺吃少穿威胁着在中国的每一个人，而从海外归来的苏鸿熙夫妇就成了农村老家亲人们眼中的救星。夫妇俩先是把老母亲从徐州乡下接来了，年逾古稀的小脚老人，一身的污垢，一头的虱子……苏鸿熙一天到晚忙在病房，照料年迈老人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锦肩上。她为老人洗头，捉虱子、剪指甲，晚上洗完脚还不厌其烦地给婆婆捏脚捶背。每次进城，苏锦最先想到的都是给婆婆买些可口的东西。婆媳两人虽然国籍不同，语言不通，但住在一起感情却十分融洽。苏鸿熙的洋太太贤惠待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紧接着，苏鸿熙的二姐带着一个小孩儿也投奔到了西安。家里五口人的口粮要八个人伙着吃，缺油少肉，吃着上顿要想到下顿。苏锦将口粮尽量让给需要操手术刀的丈夫和老人孩子吃， 自己饿极了就往嘴里填上一小块高价供应的糖块。没过多久，她圆润的脸上就失去了光泽，人也瘦了许多。 “苏鸿熙望着日渐消瘦的妻子心疼极了，他几次想出去寻找一些能饱腹的东西，但碍于军人的身份却未敢贸然行事。一天，由于过度的饥饿和疲劳，他在走上手术台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握刀的手抖动起来，刀子掉在了手术台上。‘这样下去要出事的’，教授心里暗想。为了那些期待自己手术而延长生命的病人，也为了毫无怨言留在中国陪着自己忍饥挨饿的妻子，下班后，苏鸿熙穿上便衣悄悄地来到了自由市场。当他掖着一只高价买来的野鸭回到家中时，一家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野鸭烧熟了，香味弥漫全屋。苏锦舍不得自家‘独吞’如此珍贵的美味，她请来了好朋友阳早、寒春夫妇[当时在西安草滩农场工作的美国人——引用者注]，几个人围坐在小桌旁共享了一顿难以忘怀的晚餐。 “凭着赤诚的爱国心和无悔的爱情，苏鸿熙和苏锦相携着同中国人民一起渡过了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 文化革命当然把苏教授整得够呛。我当时在学校，不知道他们一家的遭遇，还是在那家部队杂志里读到以下一段： “在那场‘荡涤人们灵魂’的政治运动中，苏鸿熙同千千万万的有为知识分子一样‘靠边站’了，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手术台，成了一名清洁工。此时的苏鸿熙，心中没有被祖国误解的沉沦，没有对骨肉同胞的疾愤，除了惋惜正在取得突破性成就的胸心血管外科的研究不得不搁浅外，他心中最担心的是造反派会将妻子赶回美国，他们来之不易的家庭会遭到拆散。所幸的是，四医大的领导和群众都十分喜爱苏锦，他们从不把她当外国人看待，于是这对异国患难夫妻最终避免了生离死别的凄惨一幕。” 1974年，我当兵复员回到四医大调防后的重庆，看到原来住在我家对面的苏鸿熙夫妇的家里，没有了他们的踪影。父亲说，他们调到北京去了。他们在这里非常不容易。他们的孩子，在重庆的中学里，不能正常地上学。这个地处内陆的城市，虽然在二战时，可能还有过不少外国人在这里住过，但是，在解放后二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外国人，所以，苏鸿熙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里，由于他们的西方人长相而显得非常特殊，经常会被同学们起哄嘲笑，最后发展到一走进教室，班里的同学们会一齐有节奏地鼓掌，喊着：“欢迎外宾！欢迎外宾！”他的大儿子精神上崩溃了，回到家里，拼命打和他外貌相似的母亲，喊着：“打你这个美国佬！打你这个美国佬！” 苏锦阿姨逃到我家来，向我的父亲求救，我父亲冲出去，紧紧地抱住近于疯狂的男孩，不断地劝慰他，竭力让他平静下来。然后，苏锦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家中。但是苏锦儿子所在的学校环境，谁也改变不了。 后来，又出了新的事情。有一天，苏锦阿姨到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附近想买点儿东西，被围观的群众围住，开始是几十人，后来是几百人，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达到几千人。她逃到一个理发馆里，理发馆只好打电话报警。重庆警备区开来了一个连解围，把苏阿姨用车接走了。 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央，把苏教授一家迅速地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在那里担任解放军总医院胸外科主任，以及其他军队后勤医疗的重要职务。 后来，苏教授和苏锦阿姨在北京一直工作、生活得很好。 因为苏阿姨一直未被同意批准加入中国国籍，两个儿子长大后很方便地作为美国人回美国上大学了，闲时住在他们在美国的外婆或者姨妈家。1984年听672徐泽霖同学的父亲在和苏鸿熙教授一起去美国参加世界军医年会回来后说，在美国的大学里见到了苏教授的儿子，各方面很出色，唯一的问题就是长得太英俊，追他的女孩太多，使苏教授很不安。由于苏教授思想传统，嫌美国大学太乱，一个女儿被留在国内，在苏州医学院完成了大学教育。我知道其中一个儿子后来成为一家国际大公司的亚洲区总裁。十来年前在北京，他笑着对我们院子里的小时的玩伴说，我不能把北京话说得太好，不然中国人会以为我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不好好和我做生意了！ 当然，苏鸿熙教授也永远不会忘记妻子在美国的善良的一大家子人，特别是苏锦的母亲。当年他们对他悉心呵护，对他娶走他们中的优秀的苏锦姑娘作为妻子并且带她前往遥远、未知的东方时，给予了他最大的尊重和信任。自从1957年离开美国30多年后，当他有机会同妻子一起重返美国探亲时，按照中国的习俗，千里迢迢地来到岳母的墓前，以全心的尊敬和爱戴，向嫁出了女儿后就再未见到过女儿的这位伟大的美国慈母献上了一束亲手采集的鲜花。夫妻二人在老人的墓前静坐沉思良久，怀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为他们的爱情做出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