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9 《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 (3)》 （by 陈星）

弘一法师造此佛像

也有人以为"缘缘堂"命名的时间干脆就不是1926年，而是1927年。如殷琦女士就持此说（见《关于丰子恺皈依佛教及缘缘堂命名的时间》一文，载《香港文学》1985年9月号）。她的一条重要的理由是丰子恺写于1929年的《缘》一文有这样的一个开头："这是前年秋日的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不知因了什么缘，他愿意到我的江湾的寓中来小住了……"于是殷琦认为："根据不知因了什么缘的句子所表达的口气看，这是弘一法师第一次下榻丰子恺家，不像前一年（即1926年）已经住过的样子。"为此，殷琦认为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一文中所谓"民国十五年"可能是丰子恺记忆上的错误。

我以为，"缘缘堂"的命名时间仍应确定在1926年秋后（或说冬初）。理由有二：

其一，殷琦引用了丰子恺《缘》的开头文字固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段话的省略号后面的另一句话恰恰又给了人们另一种信号。我们还是来完整地引用这段话：


这是前年秋的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不知因了什么缘，他愿意到我的江湾的寓中来小住了。我在北火车站遇见他，从他手中接取了拐仗和扁担，陪他上车，来到江湾的缘缘堂，请他住在前楼，我自己和两个孩子住在楼下。


丰子恺在此提到了弘一大师来到江湾的"缘缘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此时已有了"缘缘堂"这个名称了呢？

其二，根据不知因了什么缘的句式是可以给人弘一大师首次来丰宅小住的印象，但"小住"不等于"暂住"。因为1926年秋后大师返杭途中在丰家的停留只有几天，可算作是"暂住"，而1927年秋大师在丰子恺家几乎住了一个月，这当然可称作是"小住"。那么就"小住"而言，这当然可称作是他的第一次了。此外，即便"暂住"与"小住"的界限不容易区分，那么我也并不能因为丰子恺用了这个句式而得出此前一定没有来住过的结论。我们与其说猜想这次是弘一大师首次来丰家住，还不如更相信丰子恺所谓"民国十五年"给住宅命名的陈述。像"缘缘堂"命名这样的一件大事，丰子恺应该是不会记错的。

丰子恺皈佛1927年秋后，弘一大师又一次来到上海。这回，他在丰子恺的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这样一个对丰子恺来讲是极为难得的一个月中，弘一大师与丰子恺朝夕相处，其情形，犹如丰子恺在《缘》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每天晚上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由于这一两年来接连不断的佛教因缘，再说丰子恺原本就是弘一大师的得意门生，他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早已受到弘一大师的人格熏染。如今他俩又晨夕一堂，弘一大师的言行、思想与品格以至信仰便又一次影响了他。

终于，丰子恺发愿要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了。皈依的地点就在江湾"缘缘堂"里的钢琴边上。时间是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日丰子恺生日的这一天。大师为丰子恺取的法名是"婴行"。

这里还须再辨析一番丰子恺拜弘一大师皈依佛教的时间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之《丰子恺年表》和上文提到的《丰子恺年谱》中，将此事说成是在1928年秋，但正确的时间应该是在1927年秋。有两件实物为证：

一是丰子恺的世交乡亲于梦全先生藏有丰子恺自刻印章及常用印印蜕册页。其中有造像一方，为丰子恺于丁卯九月廿六日所刻，印面为一佛趺坐莲台，印款曰：


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于三宝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竟敬为弘一法师造此佛像



佛弟子丰婴行时年三十岁

二是丰子恺为其胞姐梦忍刻制的私印，印款是：


丁卯九月二十六日在三宝前发菩提心竟为梦忍姊刻印

婴行时年三十


丁卯年即1927年，九月二十六日是指农历，即丰子恺的生日（实龄29岁，虚龄30岁）。这样，问题就已是很清楚了。

编绘《护生画集》在1927年秋的这一个月里，丰子恺与弘一大师的交游实在非同寻常。除了前述的种种因缘之外，他俩还蕴酿了一个弘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这就是编绘《护生画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出现过声势不小的提倡素食主义的呼声，各种保护生灵的团体也活动频繁。文学界的萧伯纳也是一位极具护生思想的人。有一次，一位朋友把话问到了极端的程度："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伯纳答道："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当时中国的情况其实也一样。声称"为东亚提倡保护动物，宣传素食主义之专利"的《护生报》，居然还是蒋介石题写的报头；中国保护动物会的《护生警语》的第一条便是："保护动物，是20世纪人类祈求和平应有的认识和觉悟。"

《护生画集》是否是在如此素食主义大潮中孕育而生的，弘一大师和丰子恺没有正面提及，但二者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则是肯定的。比如，弘一大师为《护生画集》中"农夫与乳母"一图配诗即曰："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不啖老牛肉，淡泊乐蔬食。卓哉此美风，可以昭百世。"所以，就《护生画集》本身而论，其宗旨与东西方一时兴起的素食护生思潮基本一致，而作为刚刚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的丰子恺，他委实是在与大师一起把《护生画集》当作一项事业去实践的。《护生画集》初集由开明书店出版于1929年2月（有关《护生画集》各集的出版始末，本人已有专门著作出版，详见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之《功德圆满--护生画集创作史话》一书），丰子恺作图50幅，弘一大师配诗文，马一浮作序。

就在编绘《护生画集》期间，丰子恺、夏丏尊、刘质平、经亨颐等七人还联合发出了《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款启》，拟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为大师筑一长住居舍。1929年初夏，此宅竣工，即"晚晴山房"。


永怀

无缘再相逢的岁月自从弘一大师于1928年秋赴上海为商讨《护生画集》而与丰子恺再度朝夕相处后，他俩似乎没有再见面的机缘了。因为弘一大师于1932年11月起正式定居闽南。这之前他虽然在1929年10月和1932年秋到上海，并于1932年11月在沪乘船赴闽，但我们无法找到此期间他俩有过交往的史料。

弘一大师赴闽后不久，丰子恺便在故乡石门湾建起了"赋了形"的缘缘堂。抗战爆发后，丰子恺不得已弃堂避寇内地，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逃难生活。丰子恺虽然率领一家老小逃难内地，但他仍记挂着弘一大师。1938年7月初，他在桂林写了一封信给远在福建的弘一大师，希望大师能够来内地与自己一起生活。弘一大师收到此信后，虽为丰子恺的一片诚心所感动，但他仍决定留在闽南。他给丰子恺的回信中说道："朽人年来已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宏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纪念……"

1939年，丰子恺为纪念大师60寿辰，开始着手绘制护生画的续集。他将60幅画绘作完毕，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大师配上文字。弘一大师见续集已绘出，非常欣喜，他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收到此信后就想，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大师既已有此嘱，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回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踌躇


弘一圆寂后的丰子恺弘一大师于1942年10月13日在泉州圆寂。丰子恺获知此消息是在大师西逝后的第五天--1942年10月18日的早晨--当时他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到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邮差送来了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

丰子恺收到电报后，悲伤地沉默了几十分钟。然后，他发了一个愿，为弘一大师画像一百幅。这回画弘一大师像，他自认是心最诚而情最切的。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这些画，"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虔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之上"。

对于弘一大师的西逝，丰子恺始终是很理智的。他没有立即写文悼念，也没有为之发起、主持过任何形式的追悼大会。只是在1943年3月写了那篇《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在这篇文章中，丰子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了这样的解释："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说来，我岂不太冷淡了么？但我自以为不是。我敬爱弘一法师，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他的死是我意料中事，并不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死的电告，并不惊惶，并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又过了四年，在这期间，丰子恺仍然没有就弘一大师再写过什么文字。一直到1947年，福建的刘绵松居士编辑《弘一大师全集》时，丰子恺才因其词意非常诚恳而写了不足千字的短序。按理，为弘一大师的全集写序，总该详细谈他与弘一大师的因缘了，但是丰子恺仍然不愿详谈。他踌躇了很久，方才动笔，勉强来赞一词：


我崇敬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至于怎样十分像"人"，有这全集表明，不须我再多费词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丰子恺这番话看似抽象笼统，然而细细想来，确实也至情至理。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丰子恺对这位最崇敬的弘一大师一种无以言喻的崇拜。丰子恺所谓十分像"人"的人，是一种具有不趋炎附势的，对理想、事业始终如一且具有一种清高至洁、温柔敦厚的品性的人。在这方面，弘一大师是最好的典范，或许还有更多无可形容的超人品格与脱俗超凡之处。这种品格，令丰子恺这样一位行文遣词的高手也难以明言。这才使他干脆免去一切多余的解释，以一个最像"人"的人来涵括一切了。

人格圆满说然而，丰子恺与弘一大师的因缘实在是太深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他对弘一大师的评价。于是，1948年11月他在厦门的时候，曾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便提出了所谓的"三层楼喻"：


他是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