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耕读传家风 衍生近代文化世家

     蝉虫声退，秋阳昊昊。笔者到“湖湘圣贤地，醉美荷叶塘”——曾国藩故居富厚堂采风，聆听曾国藩家族传奇，体悟千古第一家训，探秘百年家族兴盛秘笈。

　　富厚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整个建筑包括门前的半月塘，门楼，八本堂主楼，公记、朴记、方记3座藏书楼，荷花池，后山的鸟鹤楼，棋亭，存朴亭，还有咸丰七年曾国藩亲手在家营建的思云馆等等，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

　　站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宅西门前，放眼望去，近五百亩荷塘，田田荷叶依然绿干亭亭，翠叶如盖；荷塘边，垂柳摇曳，一副江南水乡的秀美画卷。不远处一面硕大之红底“帅”字旗迎风招展，依稀想见当年湘军无限威仪也，游者纷纷在此留影。

　　曾国藩故居之行，令我记忆深刻的不是气势恢宏的富厚堂，也不是曾国藩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而是令世人顶礼推崇的耕读传家、绵延世泽的家风。

　　耕读，是中国传统的治家理念，也是中国文人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说：“读而废耕，饥寒交织；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这是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在家庙的神位旁张贴的一副对联。曾星冈是中国耕读文化的景仰者，也是曾氏耕读家风的创立人。

　　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1775——1894），少时为纨绔子弟，自甘堕落，耽于治游，时时往返湘潭市肆间，与富家少年征酒逐肉，常常日高而酣寝，因此在乡间有“浮躁”之名，为长老讥为“败家之子”。后来，曾星风自责悔过，痛改前非，坚持在未明而起床，开始关注农事。清嘉庆十三年（1808），迁居高嵋山下之白杨坪时，曾星冈巳是34岁之身。次年，他见当地垅峻如梯，田小如瓦，于是不断开山垦荒，凿石决壤，终于开垦得十数畛而连通成片，竟以此立业。创立了八字诀的治家之道，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从此奠定了“大界曾氏” 亦耕亦读、半耕半读、耕读传家的基础，造就曾氏家族耕读家风绵延不绝而人才辈出，衍变为中国近代又一“文化世家”。

　　“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曾星冈坚持一辈子天不亮就起床，这需要极高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信念，同时这也是曾氏“治家八诀”中的“早”字的源头。早起的习惯不仅对曾氏后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曾国藩将早起作为湘军的治军之道，李鸿章（1823——1901）便是深受影响的其中一人：“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曾国藩以勤治军，以勤治家，更以勤修身，一生的成就都基本上建立在“勤”字上。他自幼生活在双峰农村，从小亲近泥土，对农事比较熟悉。后来即使在京城做了大官，仍恋恋不忘农家生活，每次回到湖南老家，总要谈及农事。他说：“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更可贵的是，他言传身教，润物无声，不仅要求家人及仆人去做，自己也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他在富厚堂思云馆种下的桂花树至今还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无疑为子孙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治三年，曾国藩夫人、女儿、媳妇来到安庆督署，他“共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终日响着纺车声，可见曾国藩治家之严与曾家家风之淳厚。

　　就“耕读”二字来说，“耕”是基础，是谋生存；“读”是提高，是谋发展。曾国藩是曾氏耕读家风集大成者，他在“耕”的基础上，通过读书将曾氏家风发扬光大。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曾国藩如是说。曾国藩一生手不释卷，勤奋学习，临死的前一天还在读《理学宗传》，书伴随着他一生，书也给他一生带来无穷的收益。首先是改善了他的生存环境，他五岁发蒙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走完了千千万万人一辈子也爬不到顶点的那条功名科举之路，成为家族中五百多年来第一个有功名的人。他以一介书生，白手起家组建了一支军队，仗着这支军队平定内乱，改写历史，也让自己封侯拜相，成为社稷第一名臣，实现封建时代男儿“立德、立言、立功”的最高理想。

　　前人德馨，后人谨记。曾氏后裔，虽星散四方，但自曾国藩之后，恪尊先祖家风，都是读书明理，业有专攻，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也不乏有成就者。他们一般远离政界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市。百多年来，没有出一个不肖子孙。

　　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曾国藩直系第六代孙、来自北京的曾樾校长，在荷叶镇之荷塘村，征地十多亩，建“曾氏耕读文化体验园”，传承其先祖父文正公遗风，今巳破土动工，真乃“家风不坠”，后继有人。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翻开中国厚重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那些家风好，家教有方，以诗书和耕读传家的家庭，虽也历经时局动荡、朝代更替，却代代有人才，家庭的优秀传统就得以传承。曾国藩家族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