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游散记之二。塞纳河之旅 (续)
(二)凡赛尔宫,卢浮宫,迪斯尼乐园, 中国城,返程小插曲
第二天一早,渔樵顾不得微酸的双腿,带上地图就向凡赛尔宫进发。渔樵是个“(法)文盲”,临来巴黎之前,充分考虑到了法兰西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骄傲,和对英文(及英夷)的抵制情结,于是发扬“临时抱佛脚”的革命精神,生吞活剥了四个法语词汇就大胆上路了。事实证明,佛脚就是佛脚,灵验非凡。代表了渔樵远见卓识的《四字经》很快就在去凡赛尔宫及以后的旅途中派上了大用场。见人先Bonjour, 然后Pardon,接下来再开始用“鹦哥离席”语问路。 巴黎市民本来就热情,见我不是英美子民,就不便把历史上英法战争的责任算到我头上;再说一个远道而来的东方小伙先用法文打招呼,顿生好感,也就不再追究我讲英文的过失了。于是,在地图和街道上连比带划,甚至亲自带你去地铁站。渔樵不住地“Merci”,临了再招招手“Au revoir”一下。屡试屡爽,信心倍增。凡赛尔宫在巴黎郊区,是法王路易十四的一处行宫,就像是清宫的颐和园。宫殿宏大气派,古色古香,路面还是当年的石子路。走进宫殿,里面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绚丽的油画雕塑,精美别致的家具,水晶吊灯,连用餐的器皿都是金银的。“Silverware”这个字大概就是从那个时代传下来的。看来中外帝王都一样,“以国为家”,穷奢极欲,也难怪古今中外会有那么多人“一枕帝王梦”。宫殿后边是个大花园,有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常青灌木,四周是大片大片的绿草地,还有一个硕大的池塘。不知当年路易十四哥是否经常来此金钩独钓,做一做“路太公”?池塘中间是一个奔马型的大喷泉,珍珠四射,彩虹环绕,煞是夺目。渔樵也走的乏了,就在池塘边的嫩草地上坐下歇脚,喝水,啃面包。一直坐到日过午天,渔樵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在凡赛尔宫门口,渔樵碰到了一队又一队的有翻译陪同的中国旅游团,人人西装革履,衣冠楚楚。那个年代私人出国旅游不像现在普遍,那些人想必都是考察的官员。
从凡赛尔宫回到巴黎,还是下午一两点钟。于是,就抓紧时间去了闻名遐迩的卢浮宫。卢浮宫是座地下宫殿,展厅都在地下。入口处是由华裔名建筑师贝聿明先生设计的一个金字塔形玻璃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据说贝氏此件作品好评如潮,但在凡夫俗子渔樵的眼里,这个建筑虽然美轮美奂,但美则美已,却显得很突兀,在其周边的建筑中鹤立鸡群,甚不协调。(又闻,贝先生家乡苏州新建的博物馆也出自其手,不知是何风格)。其入得馆来,有埃及,中国,希腊,南美,欧洲等诸多主题,一个礼拜恐怕也看不过来,只能“忍痛选爱”了。古埃及的木乃伊自然是要看的。中国流落在此的古代文物也不能错过,尤其是商代及战国时期的宝贝,在国内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埃及馆的精美展品,充分体现出古埃及人的卓绝智慧,先进技术以及与我华夏文明相媲美的灿烂文化。可惜古埃及人创造的先进文明不断地衰败,时至今日,除了木乃伊等这些法老时代的遗珍外,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埃及已没有多少其他东西可以展示给世人了。相比之下,同时起源的的中华文化却在创造与破坏中不断地发展,相对要丰富的多的多。中华民族的韧性和勤奋耐劳精神由此可见一斑。看完埃及馆和中国馆,便去朝拜卢浮宫的另一件“镇馆之宝”-----达芬奇的不朽名作“蒙娜丽莎”。整幅画被放在一个水晶框子里面,悬挂在墙上供人瞻仰。画前人头簇涌,挤不到跟前。渔樵也只能远远的欣赏一下蒙大嫂的“千古一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档,终于有机会(用不闪光的相机)跟她合了一张照。(顺便提一下,渔樵当年高考时作文命题是“(达芬奇)画蛋”,结果马失前蹄(题),最有信心的语文却成了渔樵的滑铁卢,引憾终生。也从此对达芬奇忿忿不平)。告别了蒙大嫂,才转身去看一旁的其他油画。西人的油画色彩绚丽,人物逼真,以至在拍出的照片上,画面上的人与真人浑然一体,真假难辨,印象非常深刻,渔樵也从此对与国画截然不同的西方油画的美感和价值有了一点亲身的认识。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看,虽然不舍,也只得与卢浮宫悻悻作别,准备次日带小渔樵去迪斯尼乐园玩玩。
巴黎迪斯尼乐园是九十年代中期迪斯尼在欧洲开设的第一个分部,坐落在巴黎远郊。在此之前,渔樵只去过上海的锦江乐园,没有去过其它游乐园。这次既然到了巴黎,就带小渔去欧洲迪斯尼逛逛,省了专程去美国迪斯尼一趟。于是,第三天早上兴冲冲地带着小渔出发了。在《四字经》的指引下,转了几趟车,一个多小时后就抵达迪斯尼。哪知小渔精确无误地拷贝了其父的晕车和胆小基因组,很多快速和惊险的项目,像过山车,火箭等都只能望而兴叹, 游园大打折扣。不过管他呢,挑些能玩的玩一玩,就当是逛巴黎的儿童公园吧。园子很大,不紧不慢地玩了一天,到日薄西山才返城。接下来还有一天机动时间,就悠闲自得地在巴黎城内信步漫游。穿梭了一些大街小巷,进出了若干商家店铺,还去了中国城。所谓的“中国城”,其实就是零零散散的分布了几个中国商店和饭店的一两条街,不像伦敦和北美的唐人街那样华商林立。中国店的东西花样较少,饭店的菜也很贵,在中餐馆吃饭近乎奢侈消费。另外,渔樵还按照老习惯,每游一地必买一些当地的明信片,写上几个字,从当地邮局寄给国内和散居他国的亲朋好友。就这样,这一天也就在神闲气定中轻而易举地“杀”掉了。
转眼到了回去的日子,本来应该搁笔了,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一点令人难忘的小插曲,不得不让渔樵再费一点笔墨。那天收拾好行李,在市中心坐上了通往戴高乐机场的地铁。一路上尽情地看着巴黎郊外绿草如茵的原野,四五十分钟的路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可进了候机楼,怎么也找不到渔樵搭乘的英国的一家航空公司。问工作人员,说这里是戴高乐二机场,这家公司可能在戴高乐一机场。渔樵心想坏了,刚才下错地方了,怎么办?慌忙打听去戴一机场的走法,连说带比划,《四字经》已帮不了忙了。时间一点点过去,真有点着急了。这时,前面走来了一个穿戴整齐,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见渔樵慌里慌张的,还带着个小孩子,就主动上来问要不要帮忙。了解了原委后,立即带我们去坐班车去戴一机场。到了那里,老先生一打听,工作人员说是在该航空公司在戴二机场。老先生说我们刚从那里过来,戴二的工作人员说在这里。于是他们很认真的查询了一番,最后确定还是在戴二机场。可能是那家航空比较新而小,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太清楚。于是老人又亲自带我们坐班车回戴二,谢天谢地费了好大工夫才找到那家公司。这时,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我们终于松了口气,不住地感谢老先生的帮忙。老人也放心地离去了!更让人感动的是,老人告诉我们他是赶去参加一个婚礼。为了我们,他却宁可迟到了。法兰西民族热情友好乐于助人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多年后,有些美国人号称要将French fries更名为Freedom fries时,渔樵深为彼辈的狭隘而不屑)。戴高乐机场这段插曲和这个法国老人的形象也一直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忘。
Au revoir,巴黎!Au revoir,法兰西!Merci, 法兰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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