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先生写此书时是1928年,如果那年他没写,到了1938年他会不会写呢?我看未必。即使要写,也一定不一样。民族主义是通行的世界准则,在它的面前什么公理都是要打折扣的。所以不能对中国的研究界求全责备,他们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