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晴圆缺都是泪 (2)

姚艳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装腔作势地问她：“你总不开口，难道是被陶继明‘那个’了？说出来我们会替你保密，保证对你无丝毫影响，说不定你还会因敢于揭发而成为“左派”，免得象现在这样为他背黑锅。”

“放屁！不要脸！你这是侮辱我，往我干干净净的身体上泼污水！”牛云怒吼起来，平生第一次骂人，“亏你想得出，说得出这些话而不脸红，你真是个不知道廉耻的家伙！”

“我是为你好。”姚艳沉住气，耐心地说。

“不。”牛云厉声道，“你是要我抓屎糊脸，落井下石，陷害好人，把自己变成‘左派’。我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因为我的灵魂不允许。”

磨了半天牙，讨了个没趣，姚艳恼羞成怒，扔下一句威胁她的话：“咱们走着瞧吧！”鼻子一哼，扬长而去。

不久，她通知牛云：“上面要你在全班‘交心’，接受全班同学的批判，你先写好自己的检查，由我审定后才能在会上说给大家听。”

牛云想，写就写吧，我怕什么呢，白的总说不成黑的吧，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她提起笔来，奋笔疾书，写到中途却搁浅了，她想起了姚艳的话，想起了与陶继明最后一次相见的情景。

那天，太阳刚下山，天边还抹着淡淡的晚霞，牛云和陶继明来到后山池塘边。眼前是亭亭玉立的荷花，往来嬉戏的游鱼、但是两人都无心观赏。

陶继明着一身已经洗得发白发毛的绿军装，神情十分忧郁，坐在地上似一根被摧弯了的毛竹。牛云一如平常，着一件白短衫和水绿波浪裙，两条黑油油的长辫子垂在胸前，朴素而淡雅，心情也十分沉重。

陶继明想对她说什么，可又迟迟不能开口，他感到眼前的牛云是那么忧郁，那么悲愁，那么难堪，而这些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想为她解脱，卸下包袱、却又担心弄巧成拙。他想，过去我救过她的命，可现在又置她于死地，我算什么东西？猫哭老鼠——假慈悲，伪君子而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鼓起勇气对她说：“牛云， 我求你揭发我吧！我已经是‘死’定的人了，随便你说什么，都不会使我罪加一等；即使是罪加一等，我也死而无憾，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了！”

“不！”她说，“我决不无中生有！决不造谣中伤！决不投井下石！说了违心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谴责自己一辈子，那时的压力会比现在的压力大十倍百倍。”

“啊！”陶继明再次失望，顿感坐在他面前的不是牛云其人，而是一株美丽圣洁的白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亭亭玉立，不偏不依，并为之肃然起敬。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向她靠近，跪在她面前可怜巴巴地说：“请你宽恕我吧！我对不起你！”

牛云“呼”地从坐着的石头上站起来，生气地说：“你疯了！你给我起来！你没有错，你没有对不起我。”。。。。。。

“喂！快写‘交心’检讨，别让我等得不耐烦了。”姚艳又来了，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

苦想了三天三夜，写了三十三张检讨，总算过了姚艳这关。

第二天，来到教室里，站在讲台上，牛云向党向全班同学“交心”。

台下，一双双眼睛望着她，是鄙视，是愤怒，是同情，是关心，应有尽有。

还未启齿，牛云的脸就吓得苍白，象一张白纸，泪水也滚滚流了出来，心“怦怦怦”跳个不停，发言稿在手上抖个不停，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这时，台下有人悄悄地说：“算了吧，别难为她了，可怜的姑娘，都快吓死了。”还不忍心地低下头，不去看那众矢之的任人宰割的羔羊。

唯听牛云细声细气，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这个人最。。。最大的毛病是。。。是太重感情，太讲义气，对人总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以前我生病而走投无路时，是陶继明救了我的命。在人人都嫌弃我远离我时，是陶继明为我驱走了孤独寂寞和苦闷。在我住医院时，是陶继明每天徒步二、三十里，来帮我疗伤-----”

“你还在为陶继明评功摆好！”有人严厉地打断她的话。

可她仍然按原来的准备接着说：“这一切的一切我总忘不了，忘不了。也看不出这些事有什么不对。也许正是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关心柔情，软化了我的斗争意志，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成了睁眼瞎子，直到今天还看不清他是阶级敌人----”

“小资产阶级请调，”有人立即作出结论，“资产阶级恋爱观。”

牛云继续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同学们一字一句地用心听着，感到她的“交心”字字情，声声泪，不知不觉为之动容。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有人唏嘘，一扫会场上紧张严肃的气氛。同时也有个别人摩拳擦掌，准备高呼“打倒----”的口号，但终于没呼出来就被旁边的人劝阻了。

牛云又说：“我之所以与他划不清界限，还因为我出身封建封闭的家庭，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从小就知道‘知恩不报非君子’，‘士为知己者死’，‘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等腐朽的格言。小时候母亲经常教育我们不要伤生害命，连蚂蚁也不要踩死，花也不要摘，冬天连冷水也不要给花‘喝’，怕它们受凉生病，更不要整人害人。。。。。。”

“不要贩卖这些封建糟粕！”有人大声呼喊。

“打倒东郭先生！”有人喊。

“我不是贩卖，是在批判它们。我不知道有时候恩人也会变成阶级敌人，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所以----所以从今天起我要和陶继明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不准打胡乱说！”一位男同学拍桌子瞪眼睛道。

“是。。。是。。。是我说错了。”牛云吓得战战兢兢地说，“应该是他过独木桥，我和大家一起走党指引的康庄大道。”

听到她软绵绵的声音，吐出如此强硬的话语，同学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抬头看看站在台上的牛云，仍然可怜兮兮，胆胆怯怯，毫无革命气魄。

“现在，我把他过去送给我的礼物交给党，以表决心。把他过去写给我的信，我写的日记也全部交给党，以表我的忠心。”牛云继续说。

同学们齐刷刷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伸长脖子，好奇地想看清那些“赃物”。

只见牛云高举起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对大家说：“就是这劳什子骗了我，让我把他当成最可爱的人。”说着，他把那纪念章往桌子上一扔，任它发出铿锵之声。这声音令大家震惊，于是齐刷刷地坐了下去，心潮难平。

“心”交完了，牛云站在讲台上，低着头，等着人们的唇枪舌剑。

沉默啊，沉默。会场上死一般的沉默。人们在想：多么幼稚的女孩，多么单纯的女孩，怎么忍心去伤害她。多么善良的女孩，多么有人情味的女孩，谁不喜欢她。多么胆大的女孩，多么明理的女孩，谁不佩服她。这气氛令主持会议的支书非常尴尬，束手无策。

为了给支书解围，一位名叫胡朋的同学站起来说：“我说两句，我认为牛云太落后，太不觉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晓得和他划清界限，你太傻了。”

支书马上顺水推舟，说：“胡朋说得对，牛云下去以后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彻底批判你今天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轻描淡写，宣布散会。

会后，支书责备姚艳没做好牛云的工作，把一场严肃的批判会搞砸了。

更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次“交心”会上，胡朋竟发现牛云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眼睛扑闪扑闪，似一对伏在鲜花上的黑蝴蝶，配上那高高的鼻梁，红红的樱桃小口，瓜子型小脸，淡淡的哀愁，真让人神魂颠倒，魂不守舍。他爱她，他觉得她的心灵比她的外表更美丽，她迫切地想解救她，接近她，帮助她，但此时此刻又怕众人的眼睛，众人的嘴巴而不敢造次，于是灵机一动，来了个明修栈道，暗送秋波，上演了刚才的一幕，成功地一箭双雕。

从此，胡朋与牛云结下了不解之缘。

牛云的日记由姚艳审查，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企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牛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以弥补她这次工作的损失。

然而她失望了。

《日记》的大部分记录了牛云的病情，病带给她的苦痛烦恼，悲观失望，治病的经过，以及治病的药物和方法等，同时也记着陶继明对她的关心，帮助和安慰。篇篇日记象一页页病历，又象一封封未寄出的情书，文情并茂。

在一篇病愈出院的日记里，她抒发了自己快乐的心情，写道：“我好高兴啊！我好幸福啊！我生长在新中国，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我感谢您啊，亲爱的党！如果没有您，我国的科学就不可能这么发达，就不可能有青霉素，我的病就不可能治好，我也就只有病死。即使不病死，也会气死。万岁，我亲爱的党！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在医学上做出贡献，为您争光添彩，以报答您给我的救命之恩。”

看到这里，姚艳鼻子一哼，骂道：“‘狐狸精’，你才会骗人呢！我就不相信找不到对付你的‘子弹’。”于是更加贪婪地搜寻着，一个字也不漏掉，几乎看穿了纸背。

“哇！找到了，找到了！”她突然兴奋起来，忙把《日记》上的一句话指给支书看，并说，“你看她说什么，她说‘是谁造成这人间的悲剧’，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反右派斗争，反对党吗？”

可惜，支书细心地看完这篇日记后却说：“不要断章取义，要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篇日记的全文看，这句话只说明她对陶继明被送去劳教不理解。她已经找我谈过这事，我批评了她，她是个糊涂虫。”

姚艳不同意支书的看法，但又觉得不与他争论为好，只在心中暗暗骂支书“右倾，怕也是被‘狐狸精’迷住了”。

她一个人朝宿舍慢慢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我这么积极，这么能干，怎么就没有一个男人爱我呢？过去我喜欢陶继明，陶继明却被她迷住了，对我不理不睬。现在好了，遭报应了。如今我喜欢胡朋，他唇红齿白，目光炯炯，嘴灵舌辩，风流潇洒，害得我寝食不宁，心神不定，曾对他多次暗示，他却置若罔闻，今天居然还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在会上向“狐狸精“讨好，“投之以木瓜”。阿弥陀佛，还要遭报应的。

她想：难道我就一文不值，讨不到男人的欢心？她又气又恨，无限悲哀，无限惆怅。她不愿意服输，更不服气，她要使出浑身解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回锅肉”要炒几次

缺吃少穿的年头，陶继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穷山沟，脸上添了许多沧桑，身上少了许多肉，少了一些书生气，似一根被虫蛀了些斑点，已经开始发黄的楠竹。在这里他已经无家可寻，好心的乡亲挪出一间小屋，让他栖身，分出一点土地给他耕种。

“春耕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一年的辛苦换来的收成。勉强能填饱陶继明的肚子。为了感谢乡亲们的关怀，他毅然办起了义学，免费教穷山沟的小孩识字，算算数。

孩子们喜欢他，有时候给他带来一杯米，一棵青菜，甚至一只用弹弓打下来的小麻雀，一只在河沟里捉来的小螃蟹----真乃“礼轻人义重”，给陶继明极大的安慰，无限的温暖。

孩子们有时候对他说：“老师，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您是好人，您的爷爷、爸爸、哥哥也都是好人。”

听到这些话，陶继明一边点头，一边笑，一边流泪，提醒孩子们不要到处“乱说”。孩子们不解地望着他问：“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春天，穷山沟来了一批城里的大学生，三三两两被分配到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中，与他们实行“三同”。

陶继明喜欢他们，但没有资格接纳他们，有关方面还明文规定，不准他这样的人接近学生。陶继明也怕接近他们，一怕“触景生情”，引起自己回忆夭折了的大学生活，回忆起失去的牛云。二怕与学生接近给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于是总是远远地看见他们就立即躲开。

冷风吹了几天，冷雨下了几天，太阳终于出来了。陶继明坐在门前的矮凳上，靠着门框晒太阳，双目微闭，默诵着《寒号鸟》：“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迷迷糊糊中，见一位姑娘向他走来，长相酷似牛云，心里不禁一惊，睁眼一看，原来是住在附近贫农家的那位女大学生站在他的面前。

陶继明慌忙站起来，欲躲进屋去，谁料这女学生却上前一步阻拦他，而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老师，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来这里锻炼的学生，我姓刘，名星，你就叫我刘星吧。”

“啊---啊---啊---”陶继明后退着给她让坐，不断地点头哈腰，不知说什么好。

坐定以后，刘星才慢慢对他说：“老师，我想向您请教，您是怎么揭了‘帽子’的？”听他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陶继明警惕地瞥她一眼，心想她打听这干什么呢？

“我哥哥和你一样是‘右派’，至今还戴着这顶不光彩的‘帽子’而没有自由。我想向你取经，帮助他早日‘脱帽’，成为和你一样的自由人。”

“啊！”陶继明明白了，说，“这---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

他确实说不清楚，也不敢说清楚，因为他确实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胆量，只能令刘星失望而去。

俗话说“爱屋及乌”，“同病相怜”，刘星爱自己的哥哥，同情自己的哥哥，便因此而喜欢陶继明，同情陶继明。只要有空闲时间，她就跑到陶继明这里来问这问那，要他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遭遇。有时还替他缝缝补补，洗洗刷刷，批改孩子们的作业。

她那女性才有的温柔体贴，滋润了陶继明几近干涸的心田。他象枯木逢春，渐渐有了生气，有了笑容，人的情与性也随之复苏。但是，他不敢有非份之想，更不敢向人表白，总是尽量压抑自己，克制自己，不让流露出丁点人的正常感情。

陶继明怕犯“天规”，“初生牛犊”的刘星却不怕。她找机会向陶继明暗示了一次，两次，见他毫无反应，刘星冒火了，逮住他质问：“你是不是人？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你拿我不当人看待。”

“不---不---不---不是，我---我---我----我怕。”陶继明嗫嚅道。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说完，她转身就走，气冲冲的。

陶继明慌了，冲到她面前，张开双臂，对她说：“你别走，别走！让我想想。”

刘星抿嘴一笑，向他扑去，可惜他退缩了。

气走了刘星，陶继明“咚”的一声落在矮凳上，气呆了。

夜晚，躺在床上的陶继明难以入眠，他问自己有资格爱和被爱吗，有能力去爱和接受爱吗。再说，从前为他受苦受难的牛云在哪里，还没有弄清楚呢。这时他才意识到应该写封信给牛云了。

他披衣下床，点亮油灯，提起了笔。怎么称呼牛云呢？称“亲爱的”自然不妥，称“同志”或直接称呼全名，似乎太陌生太疏远。想过来，想过去，始终定不下来。写什么内容呢？总不能劈头就问“你结婚了吗？”转弯抹角吧，让她去猜，又觉得不对，是对牛云耍花招，要不得。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想了很久很久，突然想起自己曾经送给牛云一张照片，照片背面还题了一首诗，于是茅塞顿开，在纸上写起来：

“等着我吧，

我会回来的，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

等着我吧，

我会回来的，

当春风吹来的时候。

也许

在黄叶飞舞的暮秋，

也许

在寒梅怒放的隆冬，

我

回来了！”

一首诗便是一封永远写不尽读不完的信，寄往哪里呢？仔细算算，牛云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如今在哪里工作呢？考虑再三，他决定将信寄到牛云的老家，拜请伯父伯母转给她。

信按陶继明的想象送到了牛云手里，她捧着它，象捧着偷来的宝贝，又高兴又害怕，一个人藏在家里偷偷地看，偷偷地想，偷偷落泪。她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亲了一次又一次，然后悄悄地藏起来，考虑如何给陶继明回信。

她想，除了父母以外，丈夫就是最可靠的人了，于是把陶继明来信告诉了丈夫，向他讨主意。

谁知道，他很不愉快地说：“讨厌！把信给他退回去，退回去！坚决地退回去！而且把信寄给组织，由组织去处理。另外附上你的声明：第一，你已经结婚，有个幸福的家庭、叫他别来破坏。第二，请组织出面干涉，不准他再给你写信。”

丈夫的话那么硬，那么冷，那么令人伤心。牛云对此既难过，也表示理解。但她不忍心按照丈夫说的办，她怕伤害已经受了严重创伤的陶继明，便自作主张给陶继明写了一封短信，告诉她自己已经结婚了，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看了牛云的来信，陶继明对她绝望了，也轻松了。于是从一只破木箱里翻出随他去过公安局、劳教营而保存至今的牛云的照片，把它供在摇摇晃晃的饭桌上，然后走出门，从地里采来一束金灿灿的油菜花，献给“牛云”，恭恭敬敬地对她三鞠躬，悄悄地对她说：“亲爱的云妹，我祝你幸福！你有了好的归属，我放心了。”照片上，牛云对他微笑着，那么单纯，那么天真，令陶继明禁不住泪流满面。

“老师，你在做什么？”刘星冒冒失失闯进来，把他吓了一跳。

“我---我在祝福我的一位朋友，她---她结婚了。”陶继明结结巴巴地说，指着桌上的照片。

“是你过去的女朋友吧？”她伸手拿过照片来看。

“别---别动！”

“看看都不可以吗？”她眼睛盯着他问，把照片放了回去，话锋一转说，“你怎么办呢？”

“我---我不知道。”

“也该想想自己了。”刘星背过身去说。

“我---我可不想这些。”
“为什么？”她转身面对着他。

“我---我---没有资格，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能力------”

“难道你不是人？不是和她，和我一样的人？难道你还戴着那‘帽子’？”她又气又急地说。

“是---不是。可是，可是-----”他吞吞吐吐。

“可是什么？”她更急了。

“有些事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我已经是带‘罪’字的奴隶了。”

“什么叫带‘罪’字的奴隶？”她不懂而问。

“就是说，我永远是‘右派’，永远不能与人平等了。”

“这有什么关系，我哥哥现在还戴着‘帽子’，我仍然称他为哥哥，和从前没有两样。”

“那是他，不是我。”

“他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只晓得你们都是好人，我喜欢你们。”

“------”陶继明无言以对，被她天真、单纯，大胆的言行深深感动了。

陶继明喜欢她，爱着她，却希望她快快离开自己，走得越远越好。他思忖了片刻，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刘星，你还小，许多事你现在还不懂，以后你会明白的。”说罢，他拿过牛云的小照，指着背面的赠言：“归来吧，亲爱的你！我永远永远等着你。”让她看，并说：“可是现在，她不得不------”

“无情鸟！鬼灯哥！”② 刘星骂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不许你胡说！”陶继明怒喝道，把刘星给吓懵了，本能地倒退了几步。

陶继明这才意识到自己态度过火，便不好意思地请刘星坐下，给她讲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段悲伤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战争爆发了，丈夫将要上前线，与妻子惜别时，他吻着她，再三说：“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妻子“呜呜”地答应着，已经泣不成声。丈夫终于松开了她，走了。

战争终于结束了，丈夫却迟迟未归。望穿秋水的她天天想、夜夜盼，等来的却是一封装在三角形信封里的苏联红军阵亡通知书。

后来，她嫁给了一位从前线归来的伤兵，过着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生活。

一年以后，她的前夫突然回来了。

怎么办？

结局是前夫离开她走了。

听完故事，刘星说：“我懂了。”想了想又说，“可那是战争啊！”

陶继明没有再作解释，心想，刘星太年轻太天真，无法给她说清楚，而且也不宜对她说得太多。他还想，有位伟人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此话有理。回忆起来，自己所经历的确实不是流血的战争，而是一场由“整风”“反右”“交心”组成的不流血的政治（运动），其威力之大，破坏之猛，灾难之深，流血之多，的的确确不亚于战争。

不久，陶继明又被捕了，罪名是“抗拒改造”，罪证是他在屋边种了两棵桃树，结了几斤桃子，拿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走资本主义道路。时间大约在“四清”时。

陶继明庆幸自己没有接受刘星的爱情，没有再害一位女大学生，赤条条孤身一人，好不自在。

第二天，穷山沟召开批判大会，陶继明被押上批判台，主持会议的书记向群众宣布：“陶“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

“注意，我已经揭了帽子。”陶继明马上提醒他，打断了他的活。

“揭了帽子也不准搞资本主义！”

“请问，啥子是资本主义?啥子是社会主义？”陶继明微笑着，向书记发问。

书记一时答不上来，于是恼羞成怒而吼道：“不许‘右派’翻天！不许你乱说！”台下便有人带头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陶继明！”“陶继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霎时，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对陶继明怒不可遏。

陶继明却不慌不忙地对大家说：“乡亲们，请息怒！让我把话说完再打倒也不迟。”

会场立即鸦雀无声——奇怪吗？奇怪。我也感到奇怪。只听陶继明在问：“前几年搞‘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你们认为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

“是。”有几个人回答。

“我不同意。”陶继明说，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拳头。可是，群众中毫无动静，气得书记七窍冒烟，扇了陶继明一记耳光。

这一耳光，扇红了陶继明的脸，扇出了陶继明的勇气，他双目圆瞪，指着书记的鼻子说：“只有你同意，只有你喜欢，只有你认为，那饿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做法是搞社会主义。因为那时候只有你和你们这种人，才吃饱了，吃好了，长得肥头大耳。”

听罢，台下的群众不断地点头，窃窃私语“是的，是的”，“就是，就是”；赞扬陶继明“说得好，说得好”；为陶继明今天说出了他们多年来想说，却不敢说的心里话而由衷地高兴。

但听陶继明还在说：“如果说，实行‘三自一包’，包产到户，让乡亲们吃饱了；如果说，在田边地角荒地种蔬菜，进一步改善了乡亲们的生活，就是搞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我心甘情愿跟着走。我不考虑什么主义，也不考虑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邓小平主事，谁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就说他好。乡亲们，你们说，我的看法对不对？”

无人回答，也没有人敢回答。只有吓破了胆的刘星问：“陶继明咋个这么胆大？”答曰：“他是破罐子破摔，不要命了，才敢说真话。”

到了监狱，看守问陶继明：“你‘回锅肉’要炒几次？”

他冷涩地一笑说：“随便。”

开饭时看守对陶继明们说：“每天就这么三、四两饭，要你们这种人吃不饱也饿不死，断子绝孙。”

陶继明置之一笑，心想：“我才不要我的子孙来到这世界上呢。”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陶继明被第二次释放，同一位难友一起离开了劳教营。

当晚，两人住在一家“鸡毛店”里。睡到半夜，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短枪站在门口，命令他们：“举起手来！你们被捕了！”

他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名其妙，却习惯地举起双手，让他们铐上带走。

到了监狱，他俩被单独隔离起来。

陶继明忍不住问：“我刚出去，还没有走多远，就犯了什么罪？”

“你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

“我包庇谁了？”他搞不清楚。

“与你同行的那个人。”

“啊！”陶继明恍然大悟，说，“可他---他是你们才释放的呀！我怎么知道---知道------”他感到冤枉。

“不许多说！”看守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再说就罪加一等。”

他们把陶继明关进了让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享受”的阳光屋，这房子全部用钢化玻璃砌成，人住在里面，夏天被太阳灼得冒烟，冬天被冰雪冻得发硬。寒来暑往，陶继明被熬尽了脂膏，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已奄奄一息，可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说他包庇了反革命。

苦难的日子漫无尽头。一天，看守打开门喊：“陶继明出来！看你还老实，送你去吃几天营养伙食。”

陶继明心头一惊：“该不是去吃‘花生米’③ 吧？”转而又想：“吃‘花生米’也好，一了百了，免得天天受活罪。”便从地上爬起来，跟着看守趔趔趄趄地走去。

一个月以后，陶继明被第三次释放，原来这次抓他纯属误会——他根本不知道，更没有参加什么马列主义‘右派’同盟，而且这个“同盟”根本就不存在。

回到穷山沟破屋里的陶继明，脑子里空空如也，似一具行尸走肉，似一根长期压倒在地上，开始腐烂的竹子，每天只晓得吃，吃没有吃饱也不清楚；只晓得睡，一睡就起不来。好心的乡亲们给他送来吃的，穿的，用的，时时提醒他，事事记挂着他。过了一月又一月，陶继明才慢慢恢复些元气。

老人开导他说：“继明，从此以后，你要乖乖听话，不要再犯王法，免得受活罪。你的爸爸，哥哥都是犯了王法才遭不幸的。”

同辈人劝他：“兄弟，你以后就和我们一样下地干活，分粮吃饭，不要再自己种棵树，栽根草，那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得的，是条死路呀！”

小青年说：“陶叔，你错就错在去上了大学，那大学尽搞些怪。你读了大学，才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成那东西，你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坐牢。”

乡亲们语重心长的劝慰、给陶继明无限温暖，令他十分感动，可也让他心酸，难过、悲哀，不禁问自己：难道爸爸参加地下党，干地下工作，打进敌人心脏，策反迎解放错了？难道哥哥继承父亲遗志，在剿匪中光荣牺牲也错了？难道，难道只有庸庸碌碌地过日子，作任人宰割的羔羊才对？想了半天，既得其解，又不得其解，疲倦得睡着了。

三、滴血鸳鸯

有道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一九六四年，穷山沟里来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中有一名女知青，在姊妹中排行第九，大家便亲热地呼唤她九儿。

九儿本是川南小镇一所护士学校的学生，大跃进时，她和同学们放下书本，背上背包，上山开矿，伐木炼钢。她们干得欢天喜地，废寝忘食，晒黑了脸膛，熬红了眼睛，瘦掉了一身肉，换来的却是一堆堆不是铁不是钢的铁渣。任务没有完成，这些未来的护士们从各人家里拿来铁锅、铁铲、铁钩----一股脑儿扔进“高炉”，变成钢铁，有位女同学还把家里的一张铁床也捐献了出来，付之一炬，才算“大功告成”。完成任务后，准护士们载舞载舞、欣喜若狂，庆祝大炼钢铁胜利。

喜欢动脑筋的九儿想了想，悄悄地问坐在她身边的同学：“你认为这是胜利吗？”

“是的。”

“我却认为是失败，是在搞破坏。”九儿说。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那同学连忙制止她，同时站起来迅速离开。

为这一句话，九儿被全校批斗多次以后，开除出校门，罪名是：“恶毒攻击大跃进，大炼钢铁，三面红旗。”

从此，九儿走上了悲惨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