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狗

 

 

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站在柴门外，用手指关节“橐橐”敲击柴门，问：“请问，这是刘招发老人家屋里不？”他长得乌头黑壳，一看就知道是远郊的稻农，南昌话所谓“作田的”。

太公拄着拐杖走到门前：“我就是哦。”

农民的脸笑成一朵黑菊花：“太好了，我听说你老人家诊病厉害，特意从罗家集找过来的。你老人家仙风道骨，跟电影里的太上老君样的，一看就晓得是神医。听说你老人家可以起死回生，我没找错哦。我啊，头发晕，没有力气，吃不进饭哦，有上个月[1]了哦。”

太公拉开柴门，放他进来，命令道：“面朝墙壁站到，扎起裤脚，我跟你扎几针就好。”

农民依言站在墙角，两条裤腿高高卷起，腿肚子乌黑壮实，青筋绽露。太公从身上掏出一支钢笔，旋开盖子，却不是钢笔，只是个空腔。他抖一下，倒出了几根亮晶晶的针，犹豫片刻，选了最粗大的一支；俯下身，左手按了按那作田佬的腿肚，右手银针猛然扎入。作田佬顿时体如筛糠，颤抖个不停，好像挨了一刀的猪。

我突然觉得肚子很胀，跑到门外，蹲在墙角拉屎。旁边就是厕所，但蹲坑的空隙太大，我的腿还掰不了那么开。附近的儿童都是在自家门口的墙角拉屎，心照不宣。拉完了，也不用管，巷口有一条黄狗，早已欢天喜地跑来，在我屁股边徘徊，摇头摆尾，显得心绪很焦急，生怕吃不到热的。这司空见惯，但是这回我吓了一跳，我发现自己竟然拉出了一堆透明的虫子，赶紧慌张地挪了一个位置。那条黄狗看着那堆包裹着虫子的屎，凑近闻了一下，又忽地向后跳开，大概个性保守，或者少见多怪，暂时还无法接受这种新生事物。我没有心情理会它，因为我发现，有一条虫子还死死攀住我的肛门。我当即尖叫起来：“太公，太公哎——”

太公颤颤巍巍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撕着一个新的香烟盒子，抖落里面的烟草屑，准备给我擦屁股。我撅起屁股，他弯下腰，用纸裹住蛔虫，一把扯了下来，安慰我：“莫怕莫怕，你昨日吃了宝塔糖，是打蛔虫的哦。”

我惊魂稍定，提上裤子，跟着他走进院子。那个男人还面对墙壁站着，腿肚上两条暗紫色的血迹蜿蜒流淌，眼看要淌到脚跟。太公俯下身，用剩下的香烟盒子纸给他擦干，说：“好了，过几天就会好。没好再来。一般扎一次就会好哦！”

那作田佬回过头，对太公千恩万谢，太公送他到门口，说：“下次来，也不要带什么，一包子藕粉，或是一包子点心，足有了。”那人笑容中断了一下，好像错拉了灯绳，又马上恢复了光亮：“晓得晓得，我懂我懂——你老人家留步哦。”

这时房间里突然传来大舅的笑声，太公朝房门看了一眼，哼了一声，有些不快。

我走到门口，看见那农民打下裤脚，跨上一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咣当咣当远去。金环似的太阳明晃晃悬挂在东方的天空，阳光像山间溪水一样清澈，我站在人行道上，四处张望。不远处，裁缝家的孙女小菊也蹲在路边拉屎；再过去一点，板车修理店门口，一个浑身排骨的家伙，蹲在板车旁补胎，补得热火朝天，大家都称他“鸦片烟缸子”，我能闻到隐约的胶水气息。但注意力没持续多久，我很快被一辆速度极其缓慢，但噪音极其巨大的破车吸引了，我们这里的人叫它“起风土”，确实很形象，它永远喷着乌黑的烟，好像大风掀起了尘土。好在黑烟旁边的天空，照旧蔚蓝蔚蓝。我正在想，它每走一步都那么大声，多累啊，突然胳膊被一只手抓住，拉着我就跑。我不得不跟着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直跑到一个院子里，那人指着一个矮凳，命令：“坐到，不准走。”原来是狗。

狗姓朱，有三兄弟，他是最小的那个，就住在外公家东边，一墙之隔。三兄弟中，老大做交通警，一天八小时站在某个街口，指挥交通，我妈妈称他为“站街的”。老二绰号叫“气鼓卵”，喜欢来找我舅舅闲聊，有时也不聊，就是闷闷坐着，一起听收音机。有一天，听了一会，气鼓卵大惑不解：“那德国和日本，硬确是厉害啊，二战打败了，一下子就起来了，又成了发达国家，这是怎么搞的嘛？”

我的舅舅们差不多也都是文盲，回答不了这么高深的问题，含糊道：“鬼晓得，搞得了侵略的国家，本来就蛮厉害吧？！”

气鼓卵显然不满意，嗟叹两声，又说起台湾：“蒋介石死了，蒋经国就接位，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只晓得搞皇帝那一套哦。”

照旧是含糊的回答：“是哦，这是传统哦。毛主席可惜了，一个崽牺牲在朝鲜战场，要不然，我们现在肯定也是毛岸英的主席哦。”

在他兄弟三人当中，气鼓卵为人不错，最为随和。每次看到他，我都会大呼小叫，奔走相告：“气鼓卵来了！”妈妈就斥责我：“一点子礼貌都没有，没大没小，有你这么叫人的吗？”气鼓卵倒是淡然一笑，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很开心，就是很恬淡，毫不在乎，大概觉得名字叫熟了，仅仅是个符号，不代表什么意义。气鼓卵，和“梅兰芳”没有区别。

什么是气鼓卵呢？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有一天，我和留级生小饶勾肩搭背去上学，忽见路边有一个傻子，坐在一张快塌方的椅子上，裤裆大开，露出一条硕大的阴茎，色泽深厚。我不由得暗赞，希望自己日后也能长一根这么大气的阴茎。那个傻子一边用手拨弄自己的龟头，一边对着路人傻笑，好像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小饶用一种医学教授的口吻说：“看，气鼓卵。”还进一步补充：“气鼓卵看上去很大，但是不中用，硬不起来。”仿佛我是他的研究生。但是，这种实物教学确实有效，直到现在，那场景还宛如昨日。

气鼓卵是如此和气，而“狗”则是一条如假包换的恶棍。狗的脸型尖长，和圆脸庞的气鼓卵大异其趣，绰号叫“狗”，确实名至实归。他很早就辍学了，天天坐在家里，负责做饭。

我尝试反抗，但总被他一把按住。三个回合之后，我绝望了。他扔给我一个木头做的棋子，当我忘却耻辱，开始在地上滚那颗棋子玩的时候，他突然走近，一手攥住了我的裤裆，很淫秽地说：“小鸡鸡蛮好玩，你晓得不，玩两下就会硬的。”我感觉一阵剧痛，裤子已经被他剥下，包皮被他翻了上来，裸露在空气中，热辣辣的。我不知所措，又仿佛有些新奇。

金塔街附近，有一个幼儿园，在旭日商店旁边。铁门上方是一排箭似的铁签，挑起五个圆形的铁板，上书“向阳幼儿园”五个大字。铁门后是一栋两层的楼，外墙上涂着一轮鲜红的太阳，和几朵葵花。我偶尔跟着小姨路过，有一次问她：“什么是幼儿园。”小姨说：“就是你这样大的细伢子一起玩的地方。都是居民上的子女，有专门的老师带，唱歌跳舞，不晓得几好。”

我似懂非懂，后来才知道，所谓居民上，指的是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我们是菜农，没有资格上幼儿园。如果我能上幼儿园，大概不会遭到狗的猥亵。

过了一会儿，狗看着钟，突然跳起来：“要做饭了。”跑到灶边，在矮凳上一屁股坐下，伸出长长的火钳，将一些木材塞进炉膛，点上火。我很纳闷，这个恶棍竟然也有点家庭责任感。我又蠢蠢欲动，站起来想溜，他真的像狗一样警觉，喝道：“坐到。”我马上又坐下来。

再过一会儿，来了几个和狗一样大的少年。有的我认识，比如对面理发店的春宝；有的我不认识，但看着也面熟。还有一个女的，说：“狗啊，你拿人家细伢子关到你屋里做什么嘛？放人家回去嘛。”我仰头看着她，眼泪汪汪，充满感激和希望。但狗又是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发出天问：“为什么？”接着，他似乎想了想，说：“回去叫你的太公，叫他老棺材。你要是敢策[2]我，下次捉到就不放了。”

我不知道“老棺材”是什么意思，但一刻也不愿呆在狗身边，当然爽快答应。我像劳改释放犯一样兴奋，往家里跑去。

大舅也上班去了，只有那白胡子老头端坐在桌前，像一尊雕像似的，动也不动。旁边墙上，悬挂着他的黑白瓷板像。我走到他面前，嘴里响亮地蹦出三个字：“老棺材！”

他像触电一样弹起，满面怒色。我大吃一惊，转头就跑，很快跑到了院门前。篱笆门上插着一个用粗铁丝弯成的U形插销，我停下脚步，踮脚去拔那插销，由于急切而紧张，我没能成功。老头已经追到了身后，我惊慌回头，却只看见面前金星嗡嗡闪烁，同时一阵尖锐的剧痛，仿佛被鲜红的烙铁烙了一下，我本能发出了洪水般的嚎哭。

与此同时，院墙上传来一串串大笑。我透过泪珠望去，只见以狗为首，几个变形的少年男女正笑得前仰后合，说不出的开心。太公转过身体，用拐杖指着院墙，画了个扇形，诅咒道：“短命鬼耶！你们这些短命鬼，教细伢子骂自己的太公，不得好死哦！”

少年们更是乐不可支，大叫：“老棺材，你才不得好死！”

多年后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迈克·杰克逊的罪行，原来他是恋童癖，曾经挟持好几个儿童到豪宅，尽情猥亵。这新闻像一阵狂风，把我脑中的历史书卷哗啦啦展开，我仿佛看见那个叫狗的家伙从书中站起，一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茫然朝我张望，脸上依旧挂着下贱的淫邪气息。我蓦然醒悟，狗原来是个童叟无欺的变态，中国七十年代“恋童癖”活生生的标本，但他生在金塔街这个龌龊地方，不会有人来采集他，反而在不久以后进了军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参军那天，惊动了四邻。他的父亲老朱，就算放在猴子群里，也算瘦的。他站在自家门口，用一根画叉[3]挑着一挂爆竹，放得很欢。我看见狗的胸前戴着一朵红花，被人群簇拥着走出，爬上一辆解放牌汽车的车斗，站在上面向群众招手。小姨仰面望着他，兴奋地评价：“好厉害哦，没想到狗会成为一位光荣的革命战士。”

我大惑不解：“这么坏的人，怎么能当解放军战士？”

小姨说：“人家哪里坏嘛。”

我没好意思说，他几次把我抓到他家，玩我的鸡鸡，但有一条是可以说的：“他唆使我骂太公是老棺材，搞得我被太公敲了一棍，敲出了一个好大的包，不晓得几痛。”

小姨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要不然国家也不会吸收他参加革命军队，对吧？国家，是不会看错人的。”她指着狗家门前崭新的对联，说，“你认得门上的字不？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那是毛主席亲手写的。你要向狗学习，长大了也当上兵，那样，我们全家就光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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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昌话里，“上个月”既可以指“上一个月”，也可以指“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但是两个“个”的发音声调不一样，前者的“个”读轻声，后者的“个”读去声。

[2] 策：南昌话，指“骗”。

[3] 画叉：把衣服挂的高处的辅助工具，通常是一根竹竿，顶端分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