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纪念，他们走时都比我们现在年轻

五四纪念，他们走时都比我们现在年轻

作者: 谢盛友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范长江，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田保生，国际法学家，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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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饭店的会议厅里，幸存老人说：“我出生于1936年，20岁那年我在北京外语学院上学，还是党员。我批评了党的一些政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我被发配到内蒙，在农村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出生于上海的陈先生在内蒙的劳改农场度过了20年春秋。回首往事，他说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有辛酸的故事。

林先生说：“因为当年这种迫害完全是一种违法行动，是国家政权侵犯了人权，侵犯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权利。” 严女士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年仅19岁，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被迫到一家纺织厂劳动，一干就是20年。她曾想到过自杀，但有一个想法打消了这个念头：“更重要的是觉得不甘心死，活着才能讨回公道。” 现在50多年过去了，严女士还在为讨还这个公道奋争。1994年中国颁布国家赔偿法后，严女士和另两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就向北大提出了经济赔偿的要求。严女士说：“我们给北大写信，提的要求有三个方面，一是赔礼道歉，二是经济补偿，三是反思历史，重写校史，把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71岁的陈先生现在生活在香港，他说：“我现在只有一件工作：回忆，再回忆，把它们写下来给年轻人看。当时和我有相同遭遇的有50万人，现在在世的只有1万人了，许多人都不在了。我们活着的人必须为死去的人做点事，我们必须把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故事告诉现在的年轻人。” 
 
来自上海的陈雨陵（音译）讲到自己当年的经历：“我生于1936年，56年的时候我20岁，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当时是党员。就因为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内蒙，在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一干就是20年，从20岁到40岁是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我不许结婚，不许恋爱。只能干重活，接受阶级斗争与批判。”

严顿福（音）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只有19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被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当女工，一干就是20年。严顿福多次想过自杀，但是她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活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不甘心死，明白吗，死了就肯定完了，你要活着。我当时才19岁，你毛泽东比我大得多吧，我倒要看看事情怎样，只有活着才能讨回公道，把事情说清楚。”

严顿福同她当年的几个同学决定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讨还公道，“我们给北大写信，提了三个要求：赔礼道歉，经济补偿，反思历史。还要重写校史，把当时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那段历史很重要。”

北大对此给予的答复是，北大已经检讨并改正了当年的错误。严顿福等人的要求应该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几周之后，严顿福及其同学给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都知道，他们的要求不会得到重视的。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对反右运动表示负责，中国媒体也缄口不提这段历史。

著名作家、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怡和确信，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有良知的人：“绝大多数，— 99%的右派是因言获罪。”

部分资料来源德国之声，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