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时，孙文并非在丹佛打工

   现在很多人误认为，孙文（孙中山、孙逸仙）在武昌起义时，人在美国丹佛打工，所以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没有直接关係因此贡献不大。笔者最近发现孙文在武昌起义当天的一封亲笔信，可以纠正这一流行的错误认知。
   武昌起义时孙文不在丹佛，也非“企枱”

本文要讨论的是武昌起义时，孙文在哪裡、又在干什麼。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当时孙文穷困潦倒，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一家中餐馆打工做“企枱”。作者最近发现孙文在武昌起义当天的一封亲笔信，表明实情远非如此。

    在美国西部时间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中国时间10月10日，孙文在犹他州盐湖城边一个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内，用旅店的信签给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日）他应黄兴要求让洪门筹餉局电匯至香港的一万港币，说并不够，希望再筹足一万寄去【见插图】。这时的孙文，正带领两位洪门筹餉局演说员（信中名为杰亭、菊波），忙於奔赴美国各埠，四处演说，筹募革命资金。当时美国华侨在孙文等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鼓动下，革命热情已经非常高涨，孙文信中说“所经各埠，见得人心渐有可为”。有史料记载，这次孙文共筹款得14.413万美元，创下歷次在美筹款的最高记录。此前，7月21日洪门筹餉局决定派出南北两路人马前往105埠筹餉，9月2日孙文等三人从旧金山出发走北路。三人抵达Ogden之前，先往北加州十餘埠，包括西雅图。Ogden之后二天，也就是美西时间10月11日，他们才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Denver，当时按粤语称“典华”）。

   由此可见：（一），武昌起义时孙文并不在丹佛，而是在犹他州的Ogden；（二），当时孙文正忙於四处演说筹集革命资金，且卓有成效，既无閒心也无必要在中餐馆打工做“企枱”。

Ogden 是盐湖城边的一座小镇，人口现约八万。1846才开始有白人定居於此。1869年，美国大陆横断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联通，Ogden成为西部铁路南北干线与东西干线交匯点的枢纽城市，由此繁荣了好几十年。当时有一句名言：“不到Ogden，哪也去不了”(you can't go anywhere without coming to Ogden)。后来，汽车、飞机取代了铁路成为美国主要的运输工具，Ogden的地位才又降低下来，但从很多纪念网站也可看出它昔日的辉煌(如 ogdencity.com, historic25.com)。如今，从旧金山开车去Ogden，大约需要12个小时。

Ogden 这家旅馆(The Hotel Marion)建於1910年，孙文等人入住时刚刚开张不久。1976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蹟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至今还在营业。这是Marion Hotel现在的Google街景照片【见插图】，位於194 25th Street, Ogden, UT 84401，是该市的地标性建筑，位於该市繁华的25街，离火车站仅200米。Ogden的25街现在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歷史景点。可见，当时孙文及其革命组织并未陷入山穷水尽穷困潦倒之境，至少还支付得起三人行旅的费用。


“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丹佛打工”一说的来源

   那麼，“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丹佛打工”一说，究竟是为什麼流传如此之广呢？原来，这是著名的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提出来的。唐教授在美国执教多年，著述盛丰，是口述歷史方面最权威的一位学者，也是笔者极为景仰的史学大家。不过，其“丹佛打工”一说，笔者认为不甚严谨，体现了口述歷史的一种困境。

   在唐德刚教授的名著《晚清七十年》的最后章节中，专门有两节处理“丹佛打工”说。他在【从「企枱」到「总统」】一节中写道：“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著，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接著，唐教授在【科州卢家的故事】一节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情节的来源。他说，在八十年后，“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可谓有名有姓，有根有据，但不一定“真实性相当高”。

   回到“丹佛打工”一说，唐德刚教授的依据是“卢家的故事”，而且是八十年后卢家后人说的故事，这就很难避免张冠李戴甚至夸大扭曲的嫌疑。孙文曾四次驻留美国本土，虽然也可能有穷困潦倒之时，到餐馆打工积攒一些钱用於养家也不是不可能（我们看见他有多次求助友人和组织资助家用以解后顾之忧的举措），但在1911年10月初，根据上述提供的资料和分析，这种可能性极小，孙文当时正忙於四处演说大规模筹集革命资金，筹到的金额也不小，何况在武昌起义时并不在丹佛城，而过了两天后到了丹佛，立即得知武昌起义成功，於是即可啟程回国，留在丹佛卢家餐馆打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如果孙文打过工，也不是一件羞耻需要避讳的事，这一点笔者非常认同唐德刚教授的说法：“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只是，以“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丹佛打工”来作为“孙文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没有直接关係因此贡献不大”这样的说法的根据，是靠不住的。——这不是唐德刚教授的推理，却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构成对歷史的扭曲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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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俺不是大雕，上文系转贴 -上海大男人- ♂ (0 bytes) () 12/14/2010 postreply 17: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