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按照过去中共党史书的说法，中共党内曾经有过十一次路线斗争：
第一次：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第二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第三次：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
第四次：罗章龙左倾机会主义
第五次：张国焘分裂主义
第六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第七次：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八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
第九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十次: 林彪反革命集团
第十一次：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邓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不要一提错误，就往路线上挂钩”。邓说：”有的称路线错误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 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他们只是犯错误，不能说是犯路线错误，更不是党内路线斗争. 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罪行。不能用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概括他们的罪行"。
四人帮一直被官方称为反革命集团，实际上四人帮基本上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中共党内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有些不能算是路线斗争，但四人帮的那次好像确是一次路线斗争。
“四人帮”是文革的产物，是毛泽东推行文革的御用工具，是其代言人和先锋。文革初期，在毛的光罩下。四人帮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有句话概括了四个人的作用：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
四人帮之中，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职务最高，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当时党内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三号人物”。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代替周恩来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然而他的才能一般，不能胜任其工作。一次接待一个国家总统，他本应事先准备，了解对方国家情况。可他对外交部送给他的资料连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好翻来覆去地问那个总统：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如实记下王洪文的这些话，写成简报，报送毛泽东，据说毛泽东看了很生气。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可王洪文悟性差；他到中央工作，属直升飞机式的提拔，没有在不同位置积累的工作和政治经验，也无在各个领域和地区积累人脉资源，更无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只能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他根本无法如毛泽东所希望，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对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从此，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另外，王洪文的自制力较差，喜玩。喝酒、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样样不缺。坊间流传王洪文看电影的轶闻：某晚，王洪文以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名义，要求调看香港情色片。看完后，王洪文骂道：这片子真他妈地黄，再放一遍。
笔杆子姚文元靠写大批判文章而走红。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革序幕，使35岁的姚文元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理论家”，并由此而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姚文元随后又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等文章。不少人因他的文章而陷入灭顶之灾。姚文元被江青夸赞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是当时文坛上的政治打手。姚文元引领了那个时代的舆论场。只要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关心时事的人就会高度关注，更有认真者会从字里行间看出下一步的斗争目标，进而把握最新的政治脉搏。
姚文元从高中毕业进入政府机关，以后不是文化单位就是新闻机构，除了几次短时间体验和参观外，几乎从未在工厂或农村基层工作，也从未从事社会调查，对于工人、农民的生活了解很少。他通常只看下面送呈的各种材料，对社会状况和民间疾苦没有直接的感性认识。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人。 康生说过：“姚文元除了能写写文章，其他的政治经验并没有多少”。
张春桥被称为四人帮的“狗头军师”源自郭沫若的一首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张春桥的理论政治水平是四人中是最高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理论体系，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是张春桥的主创。张春桥不仅是点燃文革之火的《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政治组织者，也是5.16通知、九大报告和九大党章的主要定稿人和组织者。毛对张春桥很欣赏，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张春桥是写杂文、办报出身，张春桥受到重用主要是他对文革理论的贡献。他毕生操持文笔，深研理论，本质上还是个文人，身上带有文人常有的毛病。毛泽东曾问毛远新对张春桥的看法，毛远新说，张春桥的不足是不能团结干部，城府太深，有点儿阴。
在四人帮中，张春桥是比其他人更有心计，貌似老谋深算, 但其政治生活经验不过尔尔。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是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定下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上午八点，汪东兴让中央办公厅给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下达了晚上八点到怀仁堂开会的通知。这场会议是常委会，而姚文元不是常委，所以姚文元得到的通知是列席参加。接到通知后，姚文元觉得这是一场鸿门宴，他的理由是常委会一般都在紫光阁召开，不会在怀仁堂。另外，会议似乎不需要让自己列席参会，但自己却得到了通知，感觉有点不对劲。他找张春桥商议。张春桥听后一笑，安慰姚文元，说让姚文元列席参会的原因是有可能让姚文元当常委。姚文元听后，放心地去参加晚上的会议了。结局就是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在怀仁堂被抓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春桥的“军师”才能实在很一般。
江青的政治能量得到充分发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文革让江青的人生达到了颠峰。江青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制造舆论到具体实施，煽风点火，运动群众，制造大乱，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江青每次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先喊一句：“同志们好”。下面马上呼应：“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接着会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或“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这几句话一说，下面的群众就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和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的口号声。简言之，江青能成为“文革“的旗手及四人帮的头领，倚仗就是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天下大乱”可以向“天下大治”转化。江青作为文革干将和先锋的作用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停止工作，江青转进到政治局，虽当上政治局委员，却无实权，不分管任何部门。按她自己的说法，成了一个“闲人”。毛交给江青的任务是研究国内外动态。江青显然对从以前呼风唤雨，大权在握的旗手到坐冷板凳的秘书工作的角色转换有怨气。她通过不时地挑起和制造事端来发泄她的不满，同时也显示她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和才能。江青的有些作为引起毛泽东的反感，多次批评江青。对此，陈永贵是这样看的：“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
林彪曾对陈伯达说“这个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矛盾她就觉得自己没事干了，非得要找点事干。她和谁也弄不到一起去”。毛泽东则是一针见血：“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
四人帮在文革时期主要活动集中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文革中后期，王洪文官至中央副主席，后来被毛冷落。张春桥任副总理分工管文化教育，与姚文元的工作重叠，姚主抓舆论。江青则是没有具体权力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虽然兼着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开会时，王洪文也参加会议，但他们实际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对人说：讨论军队干部任免名单，“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毛泽东去世前，四人帮并未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也没有掌握关键部门，党政军的实权不在四人帮的掌控中,四人帮的权力基础薄弱。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既刻面临着两大危险：一个是对四人帮不满和憎恨的党和军队内的大佬包括叶剑英、陈云、王震、李德生、陈锡联等蠕蠕而动，欲除之而后快。另一个是四人帮对待华国锋的恶劣态度，惹恼了华国锋。
江青在毛泽东世后依然我行我素、骄横拔扈、毫不收敛。她看不上华国锋，对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不以为然 。江青几次与张姚一起对华国锋发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斥责华国锋工作能力差，做事“优柔寡断”。对此烦不胜烦且心怀忧虑的华国锋找到李先念谈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让其代话给叶剑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双方不谋而合，由此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去掉毛泽东的光环后的四人帮，无论在能力、威望、谋略，人脉，权力方面，均处劣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主客观的因素和条件决定了四人帮必倒无疑。如果没有华国锋，也会有宁国锋、古国锋、白国锋、谈国锋、信国锋去完成粉碎四人帮的这个历史赋予的使命。
有诗云：
斗鸡欲翔万里云，
却撞雀网坠暗门，
城楼挂像今尤在，
秋雨绵绵似泪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