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小贩戴丹尼居住在芽笼3巷已经12年。每当听到有人为芽笼贴上“危险”的标签时，他都会反驳说，芽笼的大马路上人潮很多，小巷子里则有很多警员进行巡逻，晚上出门或夜归时不必担心会发生抢劫等罪案，安全得很。在他的眼里，芽笼是个不夜城，每天晚上都很热闹，不像其他组屋区那么寂静。
育有一对9岁龙凤胎的戴丹尼也骄傲地说，在芽笼长大的小孩都上过“社会大学”，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更高，社会意识也更强。
“走在街上，如果看到有人摆地摊卖私烟，我们就会告诉孩子们，这是非法的，不能买。这是很好的机会教育，芽笼就是孩子们的课室。”
但有居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芽笼已“失控”（见下面副文）。
警察总监黄裕喜上个月在小印度骚乱听证会上供说，芽笼是个“潜在的火药桶”，那里的违法分子目无法纪。他的这番话引起了社会大众对芽笼的关注。
黄裕喜说，除了红灯区外，芽笼的非法赌博、街头党、走私烟买卖和贩毒活动，以及按小时计费的廉价旅馆，让“芽笼呈现一种复杂的生态环境，而且带有某种不法成分”。
他指出，芽笼存在一种“公然敌视警员的态度”。曾经有一名警员在拘留涉嫌经营非法赌场的人时遭殴打，一辆停放在芽笼的警车则曾被砸破挡风玻璃，这些情况令人不安。
本报记者上周走进芽笼周边的20多个巷弄，向商家、饮食业者、宗教团体、居民及食客等利益相关者，了解芽笼独有的生态环境。
芽笼被许多人冠上“罪恶温床”的称号，但这里的常客指出，表面上看似龙蛇混杂的芽笼巷弄，实际上是乱中有序，治安基本良好，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
他们说，以前站满芽笼路和各个巷弄的非法站街女，现在已没剩几个，她们大多都躲到了光线昏暗的后巷。另外，私烟交易也退到了巷弄间。
记者走了一圈后发现，这里的卖淫活动有“分地盘”的现象，除了受管制的妓院外，那些在街上非法拉客的“站街女”大都按照不同国籍，分散在不同的巷弄之间，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潜在的规则。
各方维持和平共处状态
经常到这里的酒客告诉记者，各方人马保持距离，互不相干，以维持和平共处的状态，这似乎是芽笼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若有任何纷争，都必须以非暴力的形式私下解决，尽可能不惊动警方。
一个不愿具名的酒客说：“若发生暴力事件，警方就会介入调查，到时所有见不得光的活动就得暂停，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大家必须合作，维持好芽笼的表面治安。”
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也说：“在芽笼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无非是为了捞取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能因相同利益而共存，那又何必多生事端，引起警方的注意？”
罗家伟说，警方从未失去芽笼的控制权。警方数据显示，在芽笼发生的抢劫、谋杀、强奸及破门行窃等罪案，从2008年的213起，减至去年的135起。
虽然，涉及公众秩序的罪案如纠众闹事、殴斗和严重伤人等，从2008年的43件，微升至去年的49件，但受访的商家及芽笼食客说，相对于芽笼近年来的人口暴增，这样的罪案微升率并无异常。
非法活动扩散到单数巷号
有卖淫活动的地方，自然也会衍生出周边的商业活动，近几年在芽笼街边大量涌现的中国小吃店和商店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芽笼路经营家具店的张姓老板（30岁）说，这类餐饮店和商店则吸引更多外劳前去芽笼，对商家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是个循环，外籍劳工的大量涌入带旺了芽笼的人潮，带动了芽笼的蓬勃发展，为这里的商家带来商机。”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蔡明发教授指出，性工作者、外劳、小吃店和其他商业活动之所以能和平共处，正是因为各方都享受着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
难怪，许多在芽笼经商的人告诉记者，芽笼没有大问题，但记者发现，他们受访时都不肯透露真实姓名，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也不时往店外看，似乎担心被人发现他们跟媒体谈话。
一名超市主管透露：“这里有地痞流氓‘看水’，让他们发现我们跟记者或警方讲话，就糟糕了。”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说，芽笼的红灯区及商业活动过去十年来有扩大的趋势。
研究人口流动的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实验室副主任梁振雄（42岁）指出，芽笼传统上以芽笼路为分界线，朝北的单数巷号是住宅区，南向双数巷号则是红灯区，但这样的分割法近来已不再奏效，不良及非法活动似乎已扩散到一些单数巷号。记者就发现，芽笼路以北的11、13和15巷出现不少越南籍陪酒女郎。
此外，部分的非法活动甚至走出芽笼巷弄，公然在大马路上进行，例如在芽笼路和阿裕尼路交界处，就有人在大路旁摆地摊违法售卖春药。
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也透露，为了躲避警方，从事非法活动者近年来也与警方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把赌档从后巷转移到店屋内，并用各种方法掩饰毒品和私烟。犯罪者也派人手把风，“监控”警方的行动。
记者走访芽笼时也发现，许多站街女躲到阴暗的后巷，龟公则在巷口拉皮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