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２）与父母的心结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来源于对彼此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滋生那不实想象的土壤，往往是亲切感知的匮乏。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面对面，手牵手，心贴心的互动，更别说那样的机会，一生可能只有不多的几次，错过了实在很可惜。

这次回国，我本该事先通知父母，或如对我的姐姐一样，问问他们需要什么外国的稀罕东西，我好趁便买来带回去。却没有。人的感情很微妙。嘴上谁也没说，心底里则隐隐有数，父母和我之间，似乎有个无形的心结。平时忙，两不相涉，倒不觉得。可过年过节，义务的指使，以及礼数的压力，就让这纠结在拿起电话的瞬间，骤然彰显。以致于每一次，彼此几句浮泛的报喜不报忧，言不及义的寒暄之后，我总是夸张地招呼我的女儿们来，忙不迭把继续谈下去的烫手山芋，转嫁给孩子，自己好暗暗松口气，如逃出了囹圄，如释却了负担。

回想起来，这个心结或许可以追到三年前，当时我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关头，博士资格考试在即―――一百本要读的书，一篇３０页的开题报告，和两个闭卷的考试，正好撞在了坐月子的时候，嗷嗷待哺的婴儿，起早贪黑，身心煎熬却又不得不无所作为。偏偏那时候，远在故乡的哥哥又遇到些变故，使本意来照顾我的父母，隔海心急，坐立难安。大家各有烦扰，却又无可奈何，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便成为随时点燃争吵的火引子。争执中，情绪的激动与焦躁又总让人变得充满戾气，大家就都说了许多覆水难收的绝情话。

更糟糕的是，当下的绝情如泄漏的油污，继续蔓延回溯，最终达到了无人能够负责，因而更令人颓丧的境地。

大概很多７０后出生的人，都有与我类似的经历。上学以前，我都在奶妈家度过。那七年远离亲生父母的时光，对我和父母日后关系的影响，犹如核辐射一般深远和严峻。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性格成型期，父母缺了席；一饮一啄，不免父母怀的恩义中，我却被寄养在没有血缘的陌生人家里，有奶便是娘。所幸奶妈一家，是当时农村里最为纯朴简单的老实人。爱乐呵呵地笑骂，也会偶尔扬手轻打，对我则无比宽容―――我的开朗天性得到了舒展，但也在乐不思蜀的错觉中，时时被告知还有另一个真正的家。于是家的真实含义，对我来说是个永远无法感知的空白，当我天真无邪，伸出四个小手指头，对别人骄傲地说我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时，我还不知道，实际上，困惑和茫然已经在心里生根，一直要等到几十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在痛与爱的交织中，才突然意识到，我得到的恰恰是我失去的―――我已经再没有机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在母亲怀里放心地撒娇，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跟我一样，我的哥哥姐姐也都是在学龄前，才聚回父母的家。父母对我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视同仁，如果一定要分，那就是寄养在姥姥和奶奶家的哥哥们，似乎与父母更近些―――反而更不好。因为个性有些不合的父母，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将对对方家庭的恩怨，参杂在对孩子的复杂态度中。　

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都算是父母最喜欢的孩子。不是因为我最小，而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前车之鉴，避免重蹈哥哥姐姐的覆辙，无论是听话的程度，还是学习的成绩，我都让父母放心。我是那种不等父母开口，就会自责自悔上一百遍的人，所以父母极少骂我―――但骂的每一次，尤其是让我委屈的话，也就特别不容易忘掉。

藏在心底里的委屈，终于在那几次严重的争吵中，尽数爆发。对我和父母来说，那是釜底抽薪的绝望，是戳破华丽气球的幻灭。原来，七岁以后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和积累起来的感情，是建立在一个虚弱的，彼此都缺乏信心的地基之上的大厦，随时都会因风吹草动而哗啦颓塌。

彼此泪眼涟涟中，父母终于提出要回去。我的心里打着鼓，彻夜难眠，虚空而忧惧，但负气加上一点莫名其妙的骄傲和自尊，让我不能开口乞求他们继续留下来帮我。对父母一厢情愿地想象就在那时开始了――我无论如何都觉得，爸妈不可能在女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置之不顾，毅然决然地留下一大堆烂摊子让我自己收拾。

结果自然是大失所望，留下或带上一个心结，他们走了。

四年过去了。

我度过了难关，这其间多多少少获得的信心和底气，让我现在可以决定回乡去。虽然内心里，我仍然不安而有怨。

我走在因大规模修路，而变得面目全非，尘土飞扬的街上，如果不是姐姐的指引，我几乎要错过了那像老人一样越发低矮而暗淡的宿舍楼。按响门铃的一瞬，我还在忐忑地想象，面对父母时，第一句话，该说什么，甚至，我该用怎样的表情。

就在种种的思虑中，我踏进了那个我住了十几年的家门。

我放下行李。却发现门口的一堆鞋子里，并没有为我准备的拖鞋。而我脚上灰头土脸的鞋子，让我站在门口犹豫―――母亲是爱干净到了有点洁癖的人。

正是中午，父亲在小睡。母亲脚步拖沓着，从里屋出来，“快别换了，脏就脏了吧”。恍惚间，我瞥见母亲除了头发全白，大体没什么变化。

我含混地应者，蹲下来，从架子的最里面，终于搜出一双换上。不单因为清楚擦地的辛苦，更为了掩饰我当时的木讷和困窘。

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越发觉得该做点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煮饭，擦桌，洗碗，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而迫切地想要做家务。一切都做完了，妈妈还在看台湾的长命连续剧，正好，我也坐下来，只要看，不必说话，却也算是陪她。

回来时，恰值父亲的生日刚过。姐姐提醒我，拿出一些钱，有意分成两份―――一份多，一份少些，少的给父亲，说行程匆忙，来不及买礼物；多些的给母亲，说爸行动不便，妈你平时给他多买些好吃的吧。妈妈似乎很高兴―――她大概把对我的期望调低了，不再如过去，常常在我的面前，羡慕东家的女儿如何如何孝顺，夸奖西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发达。而我过去每一回给她的，其实远比这次的多。

父亲却是真的老了。跟四年前判若两人。已很少说话。走路只能算是挪步，虽然知道他经历了一回心肌梗塞和手术，但衰弱程度还是让我心情如磐石重压。臃肿的身形，让双腿饱受压力，小腿几乎是青紫的颜色。他告诉我脚趾上还有一个鸡眼，越来越严重，走路钻心疼，而他自己弯不下腰，触不到自己的脚，更不愿意为这么点小毛病，去医院排队挂号等待，兴师动众。

得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想法，已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我忘记了去想该说什么。第二天，我去药店买来了鸡眼膏，然后照着说明，让父亲泡脚。父亲从前是个骄傲而要面子的大男人，现在却像个孩子，乖乖地任我给他敷药，包扎。他因血脉不通而粗糙甚至有点丑陋的脚就放在我的膝头上，我们都不说话，自然平静地仿佛本该如此。

接下来几天，我教父母一种我自己也在做的养生方法―――拉筋和拍打。我和我姐姐已经坚持了两年，效果卓著。因为是自己的亲身实践，所以更有把握，也更知道怎么教给他们。其实之前我在电话中也提过，还让姐姐买了书给他们看。他们都不相信。

这一次不同。我居然这么轻易，就把那么固执的两个老人，鼓动到了床边。照我的指示，他们笨拙地伸胳膊伸腿拉起了筋。我一下轻轻按爸爸的膝盖，让他伸直，一下又把他偷偷调短的时钟拨回去。拉完筋，我开始帮爸爸拍打，他的小腿需要舒筋活血，我就重点拍打。十几分钟后，我满头大汗，他说舒服了很多，让我休息。我说不累，继续拍打，他也任由我。我什么都不想，屋子里只有皮肤相击打的声音，和实实在在的触碰，我什么都没说，生怕言语会惊散那一种如同中医说的，穿行在经脉间的气，和一种父女间血缘里的再自然不过的关心。

教完了爸爸，又教妈妈，再教哥哥―――哥哥远行之后，风尘仆仆，终于也赶回家来。

我临走前的一天傍晚，爸妈和哥哥一起送我和姐姐去车站，我提出在南文化宫的广场上散散步，合个影。

晚风轻送，杨柳依人。突然想起这是十多年来，我们全家人―――除了因病早逝的二哥，第一次在一起，于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不多的一个老建筑前真正自在地留连。

这一刻值千金。我庆幸，却无须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