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柔
西绪福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犯了神怒的国王,作为惩罚,他要一次次推着巨石上山,每到接近山顶的时候,大石又滚回原地,他只好再次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不止息。西绪福斯的神话,因为加缪的随笔而愈加受人瞩目,加缪认为:“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对于中国上古的神话,我小时候就知道很多了,刑天和吴刚的故事也曾听闻,然而从未考虑过。最近在《山海经》和《酉阳杂俎》的一些选篇中再次看到了这两位神话人物的故事,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刑天吴刚和西绪福斯如此相似,然而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吴刚只不过是个在月亮上一直斫树的人,似乎没人考虑过他的意义,人们只知道嫦娥,还有那只原本是蟾蜍,后来被美化的白兔。而至于刑天,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知道为何许人的。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酉阳杂俎·天咫》)
此外,精卫的故事也与此类似。
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是炎帝之少女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次三经》)
徐葆耕认为,古希腊是正常的儿童,而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从上古神话对于后世的影响看来,的确如此。
在人类的初民时代,神话主要是用来记叙人与天斗的历史的,而这段历史中,神明的权威已然出现,从后世的神话范本看来,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任性、自私、狂放、妒嫉,具备人类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中国对上古神话的记述,显然是十分庸和的。对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炎黄之争、四帝之战,以及夸父追日、彭祖长寿、大禹治水等等许多神话,都描写得中正持平。我们在中国上古神话中,鲜见神明的个性。再不然,就早已被后世的道德历史归划出善丑,正如舜之慈孝,象之奸诈。
对于刑天、吴刚、精卫生生不息的抗争精神,中国的历史几乎是不提倡的,只有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热情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但诗的最后,很显然透露着无奈。
在文学史和历史中属于正面人物的是愚公,因为愚公是个良民,没有触怒天威,也没有触犯法律。所以人人都知愚公移山,却不知有刑天、吴刚和精卫。
有人说加缪说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属于自欺欺人。显然,这是个“很中国”的想法。
有天我和朋友提起关于古希腊神话和中国上古神话的事,他说原因在于中国大一统得太早了。我想这是有道理的。统一抹杀了个性,也整合了历史,虽然古代历史上争战无数,起义无数,但每次改朝换代,无非是培养新的政权下的顺民。据说马就是因为被人类奴役的时间太久了,才变得非常胆小,同样,驴子也是因为摆脱不了转圈拉磨的宿命,今天才常常被冠以“蠢驴”称号的。
精卫、刑天、吴刚等,或是因为任性,或是因为犯错,才受到惩罚,在中国人看来,属于咎由自取,属于合情合理,谁理你衔了多少树枝石子,舞了几百年斧头盾牌,两字儿,活该。再么就像对西绪福斯的评价一样,觉得如此举动毫无意义,不如早早归去(自杀)。
在对抗生命生存的荒诞和无意义状态时,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世故,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人们总能找到调和之道,才把这样偌大的文明延续至今。
这究竟是好是坏,大概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很显然古希腊神话成为西方文学创作最厚沃的土壤,众神的精神也深刻影响着西方人。而中国博大精深的上古神话鲜为人知,只有很晚近的一些神话形象如玉帝、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由于《西游记》的影响而被大众接受,至于天帝的原型(帝喾/帝俊),王母的原型(西王母,性别未辨,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则更是无人知晓。大三时读了刘恒的《伏羲伏羲》,在我看来,刘恒只是用“伏羲”的名目来隐喻生存的“自然主义”状态吧,小说本身跟伏羲氏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虽然讨厌当代文学,不过我承认刘恒莫言余华等人是很有才华和思想的,可惜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当代文学有一种走上穷途末路的感觉,让人没有多少盼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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