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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情况,无能为力的罗振玉也在《鸣沙山石室遗书序》中悲伤地承认,这些文献“比至运京,复经盗窃,颇留都市,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 人”。学部侍郎、满人宝熙曾以此上奏,但因为当时武昌起义,根本无法查问,只把押解人员江西人傅宝书关押以抵罪。而运送到京的敦煌文书在几经周折后,最终于1910年11月正式落户京师图书馆,由此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序幕。然而中国 第一代研究者们更多地还是要依靠来自英、法同行的照片与影印件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