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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雍：孙旭同学言论的性质及缘由

（2012-04-04）● 李雍

狮城脉搏

“左派”的简单思想内涵，只知以自己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为骄横的资本，不止对他国或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视而不见，甚或将优点歪曲为缺点。

　　作为客居新加坡的中国退休大学教师，第一次从报上看到孙旭同学的辱骂言论，既愕然且义愤：一个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八年，即将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子，怎会头脑发昏到如此忘恩负义的程度！？不论是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还是按现代普世的文明道德规范，确如新加坡公众舆论所指，孙旭的言论是对以自己的辛劳所得来，助他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学习，获取他毕生所需知识的新加坡人民的极大侮辱，实是以怨报德，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反观新加坡社会对他的反应，更是大度宽容到让我惊异之至；他们并没有如同事例在中国发生后的恶言相加、群起围攻；最严厉的用词也只是“不能容忍”，真是现代文明的处事楷模！

　　虽然，此事已按新加坡现有的教育法纪规范做出了处罚决定，但对此等辱骂言论的性质及其缘由，大有进行一番认真反思的必要；这对孙旭同学本人或他人都是有益无害的。

　　孙旭同学虽然年幼，性格和品德尚未完全定型，但作为即将完成高等教育本科学业者，可谓已进入社会的高文化阶层；他的辱骂言论，正好和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骇人听闻事件，出现在同一时段内；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孙旭同学的辱骂言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含义。

“文革”流毒之害

　　极令人不解的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人，自然不缺乏语言词汇和理解他人行为举止的知识蕴藏，何以在他们认为可以表示对某些人的不满或气愤（其实所涉及的行为客体，并没有表现出让人不满或气愤的理据，倒都是理应受到赞赏的）时，非得选择使用低级下流的语言不可呢？！

　　仔细分析起来，孙旭同学大多可能受到了中国社会某种思想与文化观念或文化心理的影响；当然像孔庆东一类，则是此一类文化观念或文化心理中之人了。这种不吐污言秽语不能表达其内心气愤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来自何处呢？仔细追寻其社会根源，无不同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极左”思潮，以及与此思潮相伴而行的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孔庆东的例子给我们的这一观察，提供了最恰如其分的注释。再进一步细究起来，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很合逻辑地可追溯至中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动者毛泽东本身。

中国上世纪中叶之前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在后半生出于维持个人专权的目的，套用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并未使自己上升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根本不是对立的）的高度，相反，他的“极左”思潮在文革中达到了巅峰；他发动的文革，更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反对其他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所有共产党的所谓“修正主义”为名，而大大成就了他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十年浩劫中，在他的旨意下，法制荡然无存，全国到处是随意打人骂人、任意私设公堂、肆意刑讯逼供，文明和文化惨遭践踏；打骂加呼喊“极左”口号成了英雄的标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与一切“温、良、恭、俭、让”完全对立的施行暴力的“痞子”精神，在早已消灭了阶级的中华大地大行其道。他本人还在一首批赫鲁晓夫诗中，竟然写出了“不须放屁”的脏话，完全破坏了诗歌的美学。既然革命导师可以无拘束的喊出脏话，那全国人民说话带脏字自不足为奇了……

　　其实，在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作为那时的青年，大多都一心向往着科学和建设，既向往着文明和进步，视打人骂人为力求避讳的下流举动。在那以后，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实际是整人运动，再到19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极左”和打人骂人密切相连，相行相随，连绵不断。

　　从中国已有的实情观之，“极左”和民族主义（包括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和对国际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由于有着共同一致的知识贫乏、思想简单与语言粗暴诸特点，往往都显现在所谓的“左派”身上。如今日的所谓“左派”辱骂力推民主改革的人士为“汉奸”、“卖国贼”者，是为最生动的例证。孔庆东作为“左派”的急先锋，有眼不视香港人的一些明显具有进步文明意义的行为，却无耻地辱骂他们是“狗”。“左派”的简单思想内涵，只知以自己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为骄横的资本，不止对他国或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视而不见，甚或将优点歪曲为缺点。

　　当然，我想孙旭同学年幼，很可能是在对这一实情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与当今的所谓“左派”的行为沾上了边的；故期望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远离开那些低智能的“左派”思想。

作者是中国新疆大学退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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