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吴征／杨澜吗，复习一下

吴征杨澜

⒈吴征杨澜从一次次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到一次次背后“告黑状”
⒉帝王戏里看文人的自我贬损——兼谈吴征杨澜事件中的敌人意识
⒊看不见的黑手——漫议吴征杨澜的横财和横祸
⒋密苏里州“人寿保险欺诈案”中吴征的自我辩护信
　　　　　吴征杨澜从一次次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到一次次背后“告黑状”

　　　　　　　　　　　　　　　　·曹长青·

本来作为两家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国内名声颇响的公众人物、再加上三个大学的客座 教授，吴征被媒体和大众指出学历等不实之处之后，他如果公开道歉、公开正式改正简 历，或许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吴征在《北京青年报》上不仅骂人、俨然 一副没有丝毫错误的态度，他还和杨澜去国际艾美奖那里“恶人先告状”等。几次做法 都超出常人预料。

本来他们故意把“国际艾美奖”和“艾美奖”混淆，误导大众，已经问题严重；被人指 出之后，吴征又撒谎“两亿人”看到他在颁奖典礼上；在被人指出颁奖没有直播、没有 两亿人看到后，实在已经是很理屈了，但他们居然能超出常人智商地想出用歪曲别人文 章的做法，先告你贬低“国际艾美奖”，然后再让这个奖的负责人说你的报道有误，更 进而有胆把电脑网页上的播放（ｗｅｂｃａｓｔ）说成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和“实况转 播”。这实在已经不仅仅是个虚荣、夸大的问题，而是品行问题。

再接著得知他们整了一堆我的“材料”状告到北京，对媒体施加压力，由于我个人的某 些经历（下面举例说明），我对这种“告政治状”和用政治压媒体的做法很敏感，更愤 怒。而这对六十年代才出生、并没有直接被政治漩涡的混水浇灌过、都在美国留过学、 还从事媒体事业的人，居然也能想出、做出这种与时代、他们的年龄和经历都不符的事 情。而杨澜更进而还会用“反动人士”这个近年来我父亲那辈的人都已经感觉陌生的词 汇。至此我更清楚吴征杨澜的品行之恶劣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实在是少见的。

仔细想来，吴征和杨澜的一系列谎言实在不只是小谎，而是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为什 么这么说呢？虽然谁都有可能随口撒点儿小谎，但这种小谎第一是随口的、私下的，并 不被认真地记录、铅印、发表，第二，这种小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证人能戳 穿、或值得去戳穿的。撒小谎自然也是人类很难克服的恶习之一，但大小谎的程度不 同，性质也不同。

先说关于学历的谎言。我们无论在哪儿上学都有很多同学，怎么敢想像在学历上造假呢 ？如果我说在黑龙江大学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马上可以有一堆同学证明你根本没有。 这不要命吗？吴征敢在北大网站上公布复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他怎么就不怕别人 问，你是复旦哪一级、哪个系的毕业生？你在华大哪一年拿到博士？就像吴征说他是 “文科第一名”“唯一保送生”、“８６年法语系毕业”一样，马上就有同学出来指出， 你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更不是法语系。敢对媒体撒这种一下子就可以被 人戳穿的谎言，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国际艾美奖”，吴征杨澜清楚地知道，不仅他俩参加过这个颁奖典礼，香港的凤 凰卫视、台湾的中华电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华人记者中都有人参加过“国际艾美奖” 的颁奖典礼，对其规模清清楚楚。就有胆故意混淆它和美国艾美奖，并睁眼撒谎说“有 两亿人看到”，他怎么就一点儿也不担心，香港卫视或台湾华视的同行看到这种说法怎 么办？敢公开撒这种谎，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杨澜的“全年级前百分之五”的成绩。她不是不知道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有很多中国 学生，怎么就敢在新浪网公开说她有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成绩呢？是美国著名大学校董之 类的说法是可以随便让媒体传播的吗？这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对明明登在各种报纸、网站上的、阳光卫视登过的、新浪网上仍然登著的一模一样的吴 征简历，杨澜硬是敢睁眼说“他从来没说过他１９８６年毕业于法国萨伏大学”“我们在文 凭上从来没有弄错时间，时间上的混淆是他们自己弄的。”“从我们正式发表的简历来 说，都是没有错的”。难怪男性、女性中都有人撰文指杨澜“流氓”，反正我刚读到杨 澜这些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目瞪口呆。就算所有读者、网民都瞎 了，阳光四通的雇员们总看过、记得他们自己网站上的内容吧？杨澜主席说这种话的时 候，大概做好了准备，再也不面对自己公司的员工了。

有读者来信说，对于吴杨简历中的水份也别太苛刻了，我们在美国找过工作的人都知 道，你不往简历里加点水份，吹著来，根本找不到工作呵。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我想 起有的朋友抱怨，在美国即使找个扫地的工作也得有经验，你就得编一段在中国扫过二 十年地。

但这种在找工作时一定程度上的夸张，经常是可以理解的。连奥普拉．温芙瑞和《飘》 的作者密切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都自己承认她们找工作的时候撒了谎，瞎编了一 段自己根本没有过的经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这种瞎编和吴杨的不同是，你的确就是 为了找个工作，除了那个雇用你的老板之外，你恨不得任何人都别看见你那份瞎编的简 历。而且你也不敢编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经历，否则不三天就被解雇了？即使在这种情 况下，相信也极少有人敢编学历。

而吴杨是把夸张和编造的资历通过媒体公开，完全是要从大众那里赢得一份他们根本不 胜任的荣誉和这种荣誉所带来的利益。而且他们敢在成为全国瞩目的公众人物、重要上 市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仍坦坦然然地公布与事实不符的简历、经历，能不是胆大包天吗？ 而在媒体、网民如此追踪之下，用这么恶劣的态度继续撒弥天大谎，不是严重的品行问 题又是什么？

我在前面谈到对吴征杨澜去北京“告政治状”非常敏感和愤怒，因为我在黑龙江大学上 学期间曾三次被别人背后“向组织上”告黑状，所以一直认为这种背后告状者是非常险 恶的一类人。

第一次是我去牡丹江看望一个青年作家朋友，在旅馆房间里聊起了我们学校的文学社 团，探讨哪些政治问题等等。房间里当时还有另一个旅客，在睡觉。我们交谈非常随 便，对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提防。但我还没离开牡丹江，这个人就向当地公安部门检 举了我们。结果我那位朋友被当局找去问话。他托了上边很“硬”的政治关系才算保我 俩过关。

第二次是我利用假期去北京采访，回哈尔滨途中路过长春，去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看几个 朋友，晚上就住在吉大中文系的宿舍。当时中文系７７级的学生们都非常关心政治、国事 ；由于东北是边远地区，消息闭塞，大家对北京的任何“形势发展”都很感兴趣。我当 时非常兴奋地跟他们讲在北京见到、听到的关于西单民主墙的情形、消息。但就这一顿 胡侃，被他们宿舍里一个人悄悄地记录了下来，告到吉大党委，吉大党委转到吉林省公 安厅，吉林省公安厅又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我们学校。我们中文系跟我关系很 好的一位副主任私下告诉了我这一切。一个青年学生在学生宿舍一个晚上的随便聊天不 仅被“告密”，而且被兴师动众到如此地步。这件事成为我毕业后被留校反省三个月的 “罪状”之一。

毕业时，吉大中文系那个向党委告状的人被分到北京国安部。几个月前，当年听我胡侃 的吉大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去欧洲旅游，电话中他告诉我，当年那个告状者现在已经是国 安部重要官员，主管军方情报之类。

我第三次被告状是被黑龙江大学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由于我当时组织一个文学社团，他 就一直偷偷地记录著我在宿舍说过的话，毕业时报告了“组织”。我在留校反省时被一 遍遍要求回忆说过的话。我当时不是不想“交待”，可四年来在宿舍里随便说过的话怎 么可能记住？又是那位中文系副主任不仅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并帮助我“过关”，旁 敲侧击说，“你是不是说过……”“对，对，没错……”之类。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党和政府”是十分“慧眼识才”的，我同宿舍那个告状者也被分 到了北京国安部。当时我的很多同学说，你可真成全了他，否则他只能被分到哪个小地 方的一般单位，现在则去了北京的大机构了。他现在也应该爬到高位了吧。不知他和吉 大的那位同行有没有交流过当年告我的心得。

从此之后，我对任何向那个政府告黑状的人，任何跟国安部有联系的人，无论是北京 的，还是深圳的，都心怀戒心，另眼看待。我到海外多年以后，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声称 手里有深圳安全局的关于我的材料，并十二分逼真地把所谓“材料内容”极为自然地写 进了无处不虚构的“纪实文学”。我就理解不了，安全局的材料怎么能到平民百姓的手 里？而平民百姓跟安全局有联系是怎么回事？

这次吴征杨澜则把我在海外这些年发表的抨击共产党的文章、评论西藏等问题的文章搜 集了一大本子，拿给了北京《光明日报》社领导和其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然后通过 一位中共宣传部门重要官员（出于某种原因暂不点名），找了《光明日报》。吴征杨澜 要求《中华读书报》对发表我的“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做出道歉。他们态度极为蛮横， 但道歉的要求被报社拒绝。

除此之外，吴杨还通过和他们关系好的北京报刊，以向海外作者征求稿件为名，了解海 外的人写吴征杨澜的动机、个人通讯处、照片等信息，以及有关吴征杨澜的尚未发表的 材料等。一副神经兮兮，要缉拿谁归案的样子。

从国内越来越多的关于吴杨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今天已不是噤若寒蝉，更不会被 吴征杨澜这种势力吓倒。吴征杨澜这种做法除了给自己留下劣迹之外，不会在任何程度 上影响媒体对他们的继续揭露。

我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巨大的思想和写作自由已经使我完全松弛了当年曾紧绷著的“阶 级斗争”的弦。吴征杨澜的做法使我记起了往事、重温了被人整材料、告黑状的感觉。 一次很好的“忆苦思甜”教育。

从吴征杨澜一次次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到一次次背后的“告黑状”，我越来越相信， 这一对人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可以正面睁著眼坦然地欺骗，更可以背后理直气壮地“险 恶”，其品行的恶劣是相当有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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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戏里看文人的自我贬损——兼谈吴征杨澜事件中的敌人意识

　　　　　　　　　　　　　　　　·刘晓波·

　　谁都看得出，央视近年来热播的帝王戏，“以古颂今”的倾向非常明 显。已有诸多论者谈及帝王戏热与现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象雍正新政和 朱熔基新政、康熙的收复台湾和中共统一的决心。而我要说的则是，一旦 御用文人向权势者献媚，其自我贬损也就顺理成章。不仅献媚本身必须以 自我贬损为前提，而且当今献媚者的聪明在于：既要正面暗示出中共第三 代的政绩，又要反面贬斥给权势者制造麻烦的人，即把最让独裁者头痛的 群体写成改革的绊脚石。所以，在两部热播的帝王戏中，抬高帝王与贬低 书生就要同时上演。

　　不可一世的高傲士子，怎样手把手地将满身穷酸气和迂腐味的书生， 改造成治理一方的大员和心狠手辣的官僚。而书生士子的所有清高狂傲， 不过是为了向皇帝邀宠要价而玩弄的苦肉计或撒娇游戏。此剧编导把“穷 酸傲气”四字，变成康熙评价有才干的读书人的口头语，他就是要用皇权 的威严震慑住书生的傲慢，用帝王的仁慈感化书生的抗拒，用龙廷的智慧 征服了书生的博学。在荒漠上养马的落魄士子一跃升任统筹对台事务的地 方大员，为民请愿的在野儒生旋即成为天子倚重的近臣，又被你死我活、 阴谋肆虐的官场改造成老谋深算、冷酷狡猾的宫廷弄臣。这种对康熙不同 于雍正的描写，显然与“七一讲话”之后，江核心想以“三个代表”来笼 络知识精英有关。

　　按常识，帝王戏的主创人员肯定自视为知识精英，对于同类本该有一 份“惺惺惜惺惺”的共同命运感，特别是经过了中共长期的迫害之后，今 天好不容易争得极为有限的言论权利和社会地位，更应该为捍卫知识分子 的应有尊严和独立权利而相互支持，为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早日实现而 同仇敌忾。然而，我们看到的却常常是完全相反，非但不是知识界的相互 支持及同仇敌忾，反而是为了争宠邀功、为了名利地位、为了自保身家而 不断地进行狗咬狗的残酷内斗：面对面声讨和背后捅刀子、落井下石和故 设陷阱、出卖朋友和打击异己、谄媚邀宠和揭发立功……这一切，贯穿从 古至今的中国历史，而且历久弥新，于今犹烈。这一切，不仅在历次政治 运动中公开肆虐，而且渗透到所有日常时间之中。两部帝王戏的主创人员 对同类的刻意贬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劣根性的最新版本。虽然这 种贬斥，无涉于某个具体的人，但其所指向的群体还是非常明确的，那就 是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是对现行的跛足改革提出批评最持 久最尖锐的群体。

　　如果说，文人相轻所导致的争斗和恩怨在任何制度下都无法避免，那 么在一个健全的自由制度下，这至多是道德上的人性弱点，而与知识分子 的言论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的制度无关，也不会造成个人及某一群体的人权 的严重灾难。而在中共治下的大陆，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独立尊严的知识 群体内部，这种道德上的人性弱点借助于野蛮制度的鼓励和纵容，就会变 成极为残酷的无情打击和自相残杀，乃至酿成毁灭人身的极端人权灾难。 下流文人为了自身的利禄，最爱利用独裁者所好在政治上置同类竞争者于 死地。如此同类相残之悲剧，在中共执政的短短五十年里，已经周期性地 频频上演，以至于使大陆文人深度中毒，毒性的发作也就无所谓运动时期 还是平常日子。

　　现在，不光是帝王戏的主创人员玩弄著在政治上贬损知识人的献媚技 巧，沸沸扬扬的吴征假文凭事件的当事人吴征杨澜夫妇，也在无计可施之 时想起了这样的绝招，指责对手为“反共分子”或“反华势力”，而他们 夫妇自然就是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而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在国际反华 势力眷养的“反共分子”和为国做贡献的“海外赤子”之间，别有用心的 肯定是前者。

　　吴征杨澜拿出“反共分子”的大帽子，显然是想一箭双雕：一方面是 说给当局听，让当局了解“反共分子”的无所不用其极，暗含著希望官方 出面保护的乞求；另一方面是吓唬国内外的置疑者，让他们不要上“反共 分子”的当，更不能与之为伍，否则就有与“反共分子”同流合污之嫌。 凡是在大陆待过二十几年的人，大都知道这一招的致命效力——无论我多 么理亏多么缺德，也无论在争论中我曾处于何等劣势，只要我能够找到在 政治上打击对手的凭据，哪怕是夸大的歪曲的编造的不著边际的凭据，我 就可以在瞬间反败为胜并置对手于死地，让对手连继续辩解和争论的机会 都没有。

　　我理解假文凭事件对吴征杨澜信誉的严重性，他们出于利益而想尽办 法进行自我辩护，情急之中的不择手段也不会令我感到惊愕。但是，我之 所以在谈帝王戏的短文中提及吴杨事件，就是为了意在说明：独裁制度所 造就的“敌人意识”对人性的毒化程度之深，以至于主要成长于改革时代 且留洋镀金的吴征杨澜夫妇，也会在没有勇气澄清真相的无奈之中出此下 策。似乎再健全的制度也改变不了已经养成的人性险恶，再灿烂的阳光也 驱不散灵魂深处的黑暗潮湿，一切向钱看的汹涌大潮已然冲垮了一切，却 冲不垮敌人意识的堤坝。一有机会，哪怕不是机会的机会，敌人意识便乘 虚而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狼对人的厮咬。

　　而正是独裁政治所培育的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把大陆知识人的头脑 变成智慧和良知的屠宰场。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４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