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想起小辰光额压岁钿
中国人的传统春节就要到了，网络上，喜贺、喜画、喜帖、喜文、喜餐、喜唱、喜聚好不热闹。
我们在外的华人过春节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记得刚到美国时为学习所忙，生活所累，身份所迫。大年初一给国内亲人电话拜年。母亲问，“你们的春节怎么过啊？”
我说，“我们在外没有过任何节日。美国人的节日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春节也不放假。”
母亲说，“那怎么可以？到了你们的下一代可能连中国的传统全都忘记了。”
为了中国传统，为了小时候的记忆，为了不忘却的年味，于是再忙我也得做几个应景的冷热年菜。还有就是给孩子发红包-压岁钱。红包是从美国银行要来的，崭新的百元美钞也是从银行提取的。
红包人人会讨，各有方法不同。
我的外国同事对中国的新年并不陌生，这几天他们看见我都会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我被他们完全走样的国语说的哈哈大笑。当然这几天上班带上中国人的年货给他们尝尝是必须的。
小时候，我对过年的所有期盼也就是对红包－压岁钱最有强烈的渴望。初一，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就是摸摸枕头下的压岁钱，心里喜滋滋的。不单单只是想看看里面的钞票，更是想知道里面的纸条父母写了啥？
大人给小孩压岁钱是有来历的。压岁钱，最初的用意是镇恶驱邪。人们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侵害，所以用压岁钱压祟驱邪，帮助小孩平安过年，祝愿小孩在新的一年健康吉利、平平安安。
上海人把压岁钱叫做压岁钿，也叫红封袋。据说，是因为过去没有红包卖，上海人就自己拿红纸头糊出一个放钱的纸袋。纸袋的背面还要写上对小辈祝福勉励的话。但是我们家的话是母亲写的封在压岁钿里的。枕头下的压岁钿这种摸了又放下，放下再拿起的心情现在想来也是很纠结的。上海人的规矩，一定要等穿上了新衣服、刷了牙、洗了脸、吃过汤圆，给大人拜过年后才能慢慢拆开。
阿拉屋里平常早饭吃的是粥，一碗稠稠粘粘的白粥，伴着桌上的酱瓜、乳腐、花生米还有一碟剪碎的油条。吃好早饭各自滚蛋，每人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但初一早上绝对不能吃粥，说是这天吃粥要作一年。一定要吃汤圆，这样新的一年才能圆圆满满，还有喝了汤汤水水，才能有财有势。我天生不喜甜食，等着大家吃完汤圆，才迫不及待折开红包，这时才能真正看到压岁钿里的纸条。“我儿又长一岁了，希望新年不要作。”这是我收到的最多一句话，可见小辰光我也是蛮作的。
小时候我也特别会闯祸。九岁那年初一，我刚穿上母亲做的新棉袄，花罩衫的大贴口袋里装着红红的压岁钱，右边的衣角一下全部浸进了母亲刚刚熬出的一碗等着要做黑洋酥汤圆的猪油里。吓得不敢吱声的我，赶快拿出口装里的红包来看却是油煎压岁钿。等大人们忙过了春节看到我的棉袄和罩衫右下角已是厚厚猪油版的新装，母亲只会摇头叹息。我又摊上大事了，只会使忙碌的母亲更加手忙脚乱。能干的母亲把里面的棉祆拆了重新翻过，把花罩衫的两边袖子剪了香槟在重新裁剪的棉祆和花罩衫里。而花罩衫的两个袖子嵌上了一副脱不掉的粉色的确良袖套。于是，新春开学时我就穿着戴袖套的新衣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枕头下的压岁钱是阿爸姆妈给的。接下来几天要跟着父母到亲戚家去拜年。但是娘娘姑姑，娘舅姨妈给的压岁钱都是大人先收着的，小孩子是不能随便拆开的。收了亲戚家的压岁钿，大人也要还一份礼给他们的小孩，这就是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吧。
我还有翘首以待的过年情结莫过于是拉着奶奶的衣角进城给城里大恩奶拜年了。
大恩奶就住在上海城隍庙。她是祖母的妯娌，身材高大、皮肤白净、不缠小脚的城里恩奶一口吴侬软语细声细气，怎么看她都是知书达理的大好奶奶—文雅人。生得富贵相却是苦命人。城里爷爷，拥有钢笔厂股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资本家就被红卫兵用鞭子活活抽死了。唯一的如花似月的女儿，十八岁花样年龄得了肺结核也早早地夭折了。
城里恩奶屋里总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从上海五香豆，香榧子，拷扁橄榄盐炒豆，大白兔奶糖到芝麻糕，她一把一把往我口袋里塞。然后，她要请我们吃了油面筋双打和酒酿圆子才肯让我们离开。
城里恩奶一贯大手大脚，发给我们小孩的压岁钿也是最多的，“乖囡，让奶奶帮侬收好了，回去再打开。”每次她都这样和蔼可亲地对我说。我会立即给她磕头下跪，“祝奶奶健康，祝奶奶富贵，祝奶奶长命百岁。”尽管，后来她已一贫如洗，靠里弄生产组勾出口的绒线娃娃度日，却依然给我们压岁钱。
有了压岁钿，
我去买橡皮筋：小皮球，小小来，马蹄开花二十一；
我去买香橡皮：打开铅笔盒时的那种香气，令人陶醉；
我去买书签：那种薄薄的透明的一片片彩色的叶子伴我博游知识的殿堂；
我去买塑料宽玻璃丝带：不只是扎头发，做成一个个小动物挂在钥匙圈上，书包上；现在我每年回去都会到城隍庙去买小礼物，我爸说那是因为我从小就有爱小玩意的情结。
我去买毛笔：练字。一定是那时的红包太少，钱不够多，毛笔买的不够好，要不然为什么到现在我写得字都是歪歪扭扭的；
我把压岁钿看得紧紧的，最最舍不得的是花钱买零食，但是我姐压岁钱大多数是花在零食上的。她毫不吝啬把买来的话梅、桃板、考揙橄榄、油氽黄豆悄悄地塞给我吃。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拿过我姐塞给我的红包。那是她在农场少得又少的辛苦钱。
每到初一，我妈在电话里又会说：上班上到今天还没放假的人，要么年薪上百万，要么月薪只有千把块额～～～很不幸，护士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在美国的中国农历年我从来没有刻意给自己放过假，而给小孩的红包却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听《灯火里的中国》已荡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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