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癌症家庭的故事。
一题记
夜已经很深了，当我的Cisco Phone再次响起时，还是五楼Charge Nurse 打过来的，这已是今晚第三次接到她的电话，要我到med/surg floor去给一个中国病人做翻译。
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楼上，Dr.M 已经坐在Nursing Station 等着我了。“Doc ，you are so handsome today."这是十几年来我第一次看见Dr.M 穿着休闲装来到病房不禁玩笑一句，"You're liar." Dr.M 哈哈笑着，看来今天他的情绪很好。而谁会想到，五分钟后，我和Doc 却都泪流满面。
来到病房，这是一个51岁容颜憔悴，满头银丝蓬乱，眼角的鱼尾纹正游向额头，鼻子上那根18Fr48inch长的管子不服气的高高翘着，他满眼的恐慌看看我，再看看医生。Dr.M 先开口道，“你今晚需要再次手术。” 当我把这话传给他时，他突然掀起了gown, 露出了一道长长的刀口嵌着显眼的staple，旁边旧的伤口高低不平的肉芽则蜿蜒攀附着生长，失去理智的他喊叫道，“这是胃癌和结肠癌的刀口，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我绝不再做手术。我不怕死，但我不要再受罪。”我也是没想到穿着休闲服来的Dr.M今晚会再进手术房，只能说明这个病例非常紧急。
今天早些时候接到第一通电话，我跑来翻译，一眼就认出他，那不是本月19号6天前刚做完结肠癌左半结肠切除术的黄先生吗？ 那次也是因他不会说一句英文，在术后我去帮他解释PCA PUMP( 病人自己控制止痛泵），这会儿他竟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用手指不断的敲着脑门一脸窘迫。看上去他要比6天前明显消瘦。我说，“没事，没事，那会儿一定是麻醉药在起作用。”他今天来却是急性腹部疼痛伴大量呕吐。入院诊断"SBO"( small bowel obstruction).长长的入院病史，很多详细的问题， 黄先生只用“yes” or“no”来回答，显然他不是很配合。
第二次我被叫到楼上，是黄先生腹部阵阵疼痛难忍，要送他去做CT of abdomen，也是花了我一番口舌才算让他免强同意去做检查。
黄先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在沈阳做了十八年的普外科医生。每天跟刀子镊子打交道的他开的最多就是胃和结肠。当下他的疑问是，这次自己做的是肠端－端吻合手术，怎么这么快就有并发症是不是医疗事故?当我把这些翻译给Dr.M的时候，医生说，“请告诉他，我做了32年手术，他今天的并发症是百分之一的几率－肠套，临床手术很容易fix it，而不做手术就有肠坏死的后遗症。”
现在，看到病人肚子板样强直，鼻管里抽出淡淡的少量液体，Dr.M 解释道，“CT显示internal hernia(肠套)，必须马上手术。” 黄先生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我。
“你们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吧，我太太明天就要做化疗了，她也是结肠癌—IV期，肺，肝都转移了，医生说她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我是不是应该陪在她的身边，我们都没活够啊。”说着这个瘦弱的男人抓着我的手嚎啕大哭起来，我的眼泪直扑扑地掉在了他的手背上，他的眼泪欲悠悠淌进了我的心底。当我把这番话说给Dr.M听的时候，这个6英尺2英寸高大的硬汉子，拿下了眼镜正拭去眼角的泪痕。黄先生接着说，“我们不是不勤奋，我们不是没有钱，可是我们却没有明天。”他的亢进的情绪夹着那悲凉的叙述，字字句句抽人心怀，在这时与他谈手术指征是无济于是的，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
生活中，我还真没有见过一个堂堂的男人这样呼天喊地的嚎啕大哭过，他在沉默中突然爆发，把他憋得太久的苦水哗啦啦倾堤而出，令我们在场的人都被怔住了。接着，我们的泪水立刻就汇入了他决堤的洪水中。
黄先生一家6年前来到美国，当年就在LA一个中高档地区买下了房屋，想着他们是带着钱有备而来追求美国梦的。他的太太是一个护士，在county hospital 工作，他自己做中药材生意。
第二年，一直有胃痛的黄先生就检查出来得了胃癌，当时没有医疗保险的他只能等到那年年底有了med care才做了手术。胃切除的手术很成功，除了消化功能少许差一点，人比较消瘦外没有什么重大的并发症。
今年早些时候，49岁太太因体检发现结肠癌，4月29日做的低位结肠癌根治术伴人工肛门，当时十八个淋巴结十二个有转移。现在发现多发实质性器官转移瘤。一个月前刚做完手术的太太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握着方向盘送先生来医院做肠镜，不幸白先生又诊断为结肠癌，明天是黄太太第一次化疗。他们一个23岁女儿因着从小家境良好，养尊处优，面对突如期来的父母同时遭遇癌症，根本无法招架和照顾，神志恍恍惚惚。其实，第一次见到黄先生时，我就觉得这个家庭挺特别的，这么大的手术家属不在身边，这对中国病人来说还真不多见呢。
这时Dr.M开口道，“今晚就让他休息吧，我们不再谈手术。”我们轻轻地退出病房。我说他需要睡眠药，Dr.M 在他的医嘱上写了Ativan，这是一种带镇静剂的安眠药。
这也许是我工作以来做过最长，最难，最揪心的一次翻译。
我不知道黄先生有无宗教信仰，在他心里的灯塔全部倒塌的今天，可能生理的医治不足以挽回他全部生活的勇气，他太需要精神支柱了。我对床位的护士关照两点，明天最好给他一个中国护士以便沟通;（在他来美的六年里几乎不讲英语也着实让我惊讶不已。)其次必须让social worker 明天来看看他。
第二天早晨下班后，我还跑到五楼去看他，他在药物的作用下安静睡着了。
两天后我回去上班，第一个就去看望黄先生。他又回到鼻腔引流管和 PCA pump 上，所有的静脉注射液滴答滴答韵律着，一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样。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他情绪稍稳，终于答应了手术。也许心畅开了，一切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源头。他依然握着我的手，“那天有没有吓到你？”我诚实地点点头。他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本意。”我说，“没关系，是不是说出来后心里舒坦了？”他由衷地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我说，“生活不会永远up，永远down,起起伏伏就是人生，走过了一片沼泽地,会看见一片艳阳天。”他说很高兴认识我。我则回复道，“我的工作若能帮到人则是莫大的荣幸。”我还问了他太太第一次化疗的情况，我们喧寒着，他答应会好好面对现实。
想起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谈到家庭幸福，人们头脑里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夫妻恩爱，经济宽松。谈到家庭的不幸，就没有模式了。癌症的家庭令人同情；夫妇同患癌症的更令人同情；夫妇这么年轻同患多发性癌症的家庭令医护人员为之哭倒。
愿上苍为肿瘤患者祈福！
愿所有的肿瘤患者都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愿所有遭遇癌症的家庭都能走出悲哀！
对黄先生声嘶力竭的今天，我想问一句，“明天你会微笑吗？”
（本文名字为虚构）
二零一四年六月于美国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