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过后，小孩子们新的盼望就是过年了。
临近新年，林场会从五十里外的城里批发来成筐成筐的水果。大部分是物美价廉的冻梨，冻柿子之类。冻梨也有多种，外表都是黑褐色的，有酸一些的小花盖儿，也有汁儿多皮薄甘甜的大白梨。酸甜可口的冻小花红果当年算是高级的了，大小和山楂差不多，果核很小，可以一口吃下去不吐核，也常用来做糖葫芦。少量新鲜水果主要是苹果了，有国光苹果，香蕉苹果。偶尔还有不常见的桔子，觉得特别好吃。各家各户都会各样买一些回家，过年了，可以奢侈些了。
准备过年最忙碌的是母亲。母亲会抽空为孩子们做新衣。早些年只有棉布，要用布票到供销社或县城里的百货店去买，后来出现涤卡，涤纶，的确良之类化纤布，看上去挺刮，也结实，一时间也成为时尚。
家里有部蝴蝶牌的缝纫机，当时相当于现在拥有部汽车，绝对是最值钱的家当。母亲是唯一的使用者，父亲负责维护。母亲年前会有好多天踩着它，哒哒哒哒忙个不停。母亲会做裤子，还会做复杂的有挖兜的新衣。不仅要给自家孩子每人做一套，母亲还帮邻居家的孩子做新衣。不是每个母亲都会缝纫的。
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坐北朝南的两间土房。里屋一屋多用，卧室兼饭厅和客厅，外屋就是厨房，俗称外屋地。迎接过年，里屋的墙壁和顶棚要糊上一层新的报纸。这是全家的活儿。整张报纸铺在桌子上，一个人负责往报纸上刷面粉制成的浆糊，其他人一张张贴在墙上。报纸是办公室拿回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黑龙江省报之类，还有自家订的参考消息等。尽管有很多黑色铅字，新糊了墙，屋里屋里还是亮堂不少。孩子们有时玩儿找报纸标题游戏，一个人在墙上偷偷找个不明显的标题让别人去找，有些类似现在美国孩子玩儿的“I Spy（我看到了）”游戏。这下子又有了新鲜的材料。
墙上还要贴供销社买来的新年画装饰一下，经常是京剧剧照之类。
最重要的过年装饰是在大年三十的早上完成的。那一天门口要贴红对联，贴挂签，贴福字。窗子上也贴上挂签。福字更是可以随意屋里屋外甚至栅栏上都贴到，福不厌多。还会故意反过来贴，寓意“福到了”！
对联通常是应景的吉利话，有传统的，如“爆竹声声辞旧岁，合家欢乐迎新春”，也流行从老毛诗词里搬用。林场办公室会写毛笔字的人会为每家写对联，父亲的朋友朱叔家搬来后就都是他帮写了。朱叔写得一手好字，是长沙人，曾上过朝鲜战场上。但出身不好，隐约记得他谈父辈曾和田汉有交往，他的祖父曾帮助建立长沙的湘雅医院。但这一切却成为他个人发展的阻碍了。
挂签是有些像剪纸的镂空彩纸，通常买来。有一年隔壁小壮子家来了个亲戚，不到二十岁的样子。他把粗铁丝的一端用锤子砸扁平，再磨得锋利成刻刀。各色薄薄的彩纸，裁成杂志大小的长方形摞在一个木板上，最上面一张铅笔画出图样，然后一刀一刀随着图样把纸刻透，一张张揭开就是挂签了。我在旁边看得敬佩不已。那一年我们家也不用买挂签了。
和林场大多数家庭是所谓的“关里人”不一样，小壮子家是本地人，方圆百八十里内就有好多亲戚。平时就有客人频繁走动，到了过年时节家里也就更热闹。和我家一壁之隔，我又和小壮子同岁，没事儿我就会呆在他家，听客人讲各类新奇的见闻，也捣鼓些一些其他人家不干的事儿。我在他家学会了看纸牌，后来知道其实就是纸质的麻将牌。记得纸牌是木刻印制的，古朴的黑白图案，制作不是十分精良，但也非常实用。现在想那一定是非法制作的，当时官方还不允许生产麻将，认为是赌具。还和小壮子一起把他家的狗和我家的狗上套，玩狗拉雪橇。因为小壮子的父亲是车老板，他耳濡目染，知道怎样改马具为狗具，再给狗套上，于是我们成了其他小朋友羡慕的人。
除了装饰屋里屋外，家家户户还各显神通，自制灯笼。每家门前都会树起一棵几米高笔直的灯笼杆儿，旗杆顶端要绑上长青的松树，并粘贴上小彩旗，现在想来颇类似西方装饰圣诞树。夜色降临，家家把灯笼里的蜡烛点亮，高高升起，于是整个村落就有了节日气氛。
鞭炮是一定要有的。有一挂挂几百响的小鞭炮，也有一响冲天，再响在空中的二踢脚。还有各式焰火：带根竹尾巴的钻天猴，地上打旋的，喷发五彩的，还有能发射出一只小伞，闪烁着缓缓降落的。小孩子是等不到过年就会拆散小鞭炮，灶坑里捡一个带炭火的木棍，跑到室外一棵一棵地燃放。
令人羡慕的是姚家。我和姚四是同班，他家大哥在化工厂工作，他会带回家材料，和弟兄们在家自己卷制威力具大的鞭炮。比我小一班级的刘军也不知从哪里讨来火药也在家造鞭炮。他用的不是普通黑火药，而是非常危险的黄色火药，通常用来做一拉就爆的“拉炮”或者一摔就爆的“摔炮”。结果悲剧了，他用一个铁钉去搅动凝固在碗里的火药，噗的一下火药爆炸了，他的手和脸都严重烧伤了。也正是因为不安全，小朋友们喜欢的拉炮和摔炮后来都不再生产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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