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黄大哥名叫黄继仁，年长我十岁， 那年我十六岁， 他二十六
岁， 一个刚成了家的男人。在我的印象里，他身材魁梧， 高大挺拔，
方方的脸庞， 浓眉大眼， 是个帅气的男子汉。 脚上总是穿着翻毛的黄
工作皮鞋， 上身常见他穿着工作衣， 有点像现在的牛仔装。 他在我的
心目中就像我的大哥， 他很“老”了，都快三十了！
老黄大哥， 我称他“老黄”， 我和他相识在江西农村的大山区里，
那里有树海之称。 当年我下放在那里， 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刻， 为我枯
寂的心灵送来了一缕阳光， 他像兄长， 像朋友， 温暖着我这颗忐忑的心
。。。。。
那年，我被生产队派去养猪， 和同学们分开， 一个人住在公路旁老
俵的房子里， 这个村庄发现了煤矿， 而老黄就是地质队的技术员， 和他
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技术员， 年纪与他相仿， 听老黄介绍说， 他姓王，
是北京人， 老黄是上海人。 他们都是地质学院毕业的， 分到江西地质队
来了。
在他们面前， 我就是一个小丫头， 一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女孩。 他
们一个姓黄， 一个姓王， 在上海话里黄和王都叫王的， 而我， 离家不久，
普通话还说不好， 这俩人都把我弄糊涂了， 常常都叫不清楚。 一天， 他
们从山顶上下来， 坐在我们门前休息， 看见我正收工回来烧中饭。 咦，
这里还有知青啊？ 他们见到我的时候， 我穿着一件我妈妈的黑色旧棉袄罩
衫，冬天穿的衣服在夏天穿着， 大得晃里晃荡的，卡其裤子的 膝盖上打了
两个大大的补丁， 为了经穿耐用，妈妈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 送到缝纫组
特地在裤子的膝盖上加工一下， 贴上了很大的补丁，像踩袜底似地，一圈又
一圈地缝得密密匝匝的，好像现在田径赛场上的跑道。穿在身上沉重得几乎
要把裤子都拽下去， 而且还很硬， 简直要把皮肤都糙破了。脚上穿着一双
塑料凉鞋。梳着两个粗粗的长长的大辫子， 也难为他们竟然认出我是知青。
老黄大哥跟我是老乡， 我们就无拘无束地用乡音聊起来了， 老王总是笑
眯眯地看着我们，不知他是否听懂我们的话， 有一搭没一搭地插上个一句半
句的。 后来 只要他们路过这里， 一定会来看看我。来的时候， 总看到老王
随手拿着一把大柴刀， 他们告诉我， 他们一般是喜欢走在山顶上的， 碗口
大的树，这把锋利的大刀只需一刀就能把树砍断。 问我有没有柴禾需要他们
帮忙劈的， 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 我烧的柴都是我从山上砍下来的， 只要
我认为这棵树能拖得动， 我拿着我的小柴刀剁呀剁呀剁， 手泡都剁起来了。
小柴刀是队里特意为我们女知青准备的， 因为是女的， 所以买的小的， 可
是砍柴的话小的就太难砍了。 别的树太坚硬， 砍不动， 我砍杉树， 杉树木
质松， 好砍， 不经烧。 看到我的“树”放在门口， 他们俩用大刀帮我砍成
短短的， 细细的， 一摞一摞的排好再离去。 常来常往， 渐渐地， 我用的柴
都是他们俩劈的，这真是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我住的房子是泥砖房， 农村的房子结构是中间一个厅堂， 左右两侧住人，
左侧住着一对穷苦的夫妻，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而住在这里。 右侧一分为二，
半间做煤矿的卫生室兼医生住房， 还有半间是我住， 从厅堂里搭了个木制楼
梯， 可以爬上阁楼， 楼上的睡地铺，住着大概十几二十个煤矿工人。 厅堂后
面是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很大的锅灶， 两口大锅， 一口可以烧十几人的饭，
另一口大概是喂猪的， 更大， 烧饭的话大概可以烧几十个人的。 用这样的锅
煮饭那不要让我发疯啊？ 我哪有力气砍那些柴禾呀？ 虽然房子后面就是山，
山上任何一棵树我都能砍，（破坏山林） 但是这活对我来说还是太艰难了！
而且， 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 除了害怕动物，还害怕坏人。 我住的小房间，
阴暗潮湿， 窗户很小， 且有栅拦， 估计是解放前怕土匪抢， 那里的房子都
那样。我们说， 像《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这本书的封面一样， 弟弟抓住窗户
上的栅拦， 朝外面看着自由世界。 就是那么小的窗户。 房间通风差， 采光差。
现在回忆那段时光， 他们连我的房间都没有踏进来过。 说真的， 我的
房间里只有一张凳子，假如有人来作客， 是一定要有人坐床上的。有一个镜
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那就是老王笑眯眯地坐在小凳子上帮我劈柴； 老黄把
劈好的柴拿到厨房里垒起来， 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老黄还跟我一边聊着天，
聊着聊着， 了解了他的一些家庭情况。
他的妻子生了俩儿子， 一个三岁， 一个才几个月， 很无奈俩夫妻的分
居。 妻子大学毕业后分在上海仁济医院当医生， 他学的是地质， 这个专业
都是要下农村的。 这样的分居谁都料想不到到底要持续多少年。老王的妻子
在北京， 也是夫妻分居。
一天， 我正在厨房里烧饭， 为了省柴， 我买了一个小碳炉当柴炉， 小
柴炉只要几根小柴火就可以烧饭了， 小钢精锅是从家里带来的， 钢精锅放在
柴火上面烧饭， 外面被烧得漆黑， 不知道内情的人， 看见这漆黑的锅都嫌脏，
不敢吃呢！正在这时候， 老黄来了， 他看见我在烧饭， 看看我的锅， 问我：
“你就这样烧饭的？”我在回答他的时候， 看到他眉宇之间微微地皱了一下
眉头， “这能吃吗？” 显然， 他嫌这锅漆黑的太脏， 我说“能吃啊。”然后，
我丢了几粒盐到锅里， 这就是我的中饭， 没有菜没有油。 我有菜地， 但是
用我的痰盂罐总浇不大我的菜， 尽管老俵们都说我勤劳。
很快， 半年过去了， 在那个年头， 我连请他们吃一餐饭的能力都没
有。 有一天， 他们俩来了，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老王在搞调动， 很快可以
回北京了； 同时， 老黄也有好消息， 他的妻子为了夫妻能在一起， 放弃
上海， 因为老黄进不了上海， 虽说他是上海出来的， 但要回去， 那就太
不简单了！ 所以妻子决定调到安徽铜陵工作， 然后把老黄也调进铜陵。 他
到铜陵之后未必再干地质工作， 一切到了那里再看。
不久， 他们一起来向我道别， 年轻的我不谙世事， 也不懂说些感激
的话， 只是深深地祝福他们。他们走了， 我站在大门口与他们依依惜别，
一次又一次地挥着手，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头示意。。。。。。
我的心再一次回到了黑暗里， 我的前途在哪里？
我与老黄、老王， 从此天各一方， 人海茫茫， 到哪里去寻回那一份
当年的兄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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