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燕园岁月 (4): 刻苦学习在燕园
北大四年下来,回想起来,虽然度过了很多快乐的玩耍时光,学业一直还是重中之重。有点像女儿和我讲的“WORK HARD, PLAY HARD” --美国这边一些学生推崇的信条。”苍山残阳” 发过一篇博文<< 北大出疯子,清华出傻子,人大出混混>>,里面提到”北大的学生倡导个性,追求自由“,”自己管不住自己,纪律性、组织性都很差,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早上不能按时起床,不能按时吃饭,不能按时上课,自然就对食堂大师傅、任课老师有意见,觉得起床时间、吃饭时间、上课时间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这些说的都有真实性,可是北大学生并不懒惰,认真学习的时候会给出自己该有的努力, 只是我们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和行事。
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刻苦用功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也与出国风有很大关系。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出国热鼎盛期的开始。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孩子启蒙的早,大二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考TOEFL和GRE。外地孩子,像我这样的,看在眼里,大部分都还是旁观状态,毕竟心理准备还不够。所以我们一个年级里最早出国的都是”开化早”的,当然我们读研后出来的最终也开化了,而且也不见得错过了什么,有不少还后来居上。
我想最能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的还是燕园里的学术气氛。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我想当年的北大应该在学术风气上是高居一二的, 北大的教师学者团队也该是数一数二的。考入燕园的时候,想着自己可以坐在哪位老先生的课堂里亲耳听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果然,很多传统学科的院系里就会有这样的机会。那时给我们上课的很多老师, 在他们的一言一行里总能体现出那独有的风骨和一种特质。也是通过他们使我感知到北大的神圣,而且这种感觉在我北大的七年里日益加深。走在校园的路上,生活学习在燕园里,都会感到那一种神圣,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出的北大精神。也许和年代有关,老先生们身上总带着一种纯粹的学者风度,淡然中一种洒脱不俗,令人仰视。前几年回国度假,路过了一下北大,原来那些老先生都年事已高,从研究室课堂里退到幕后了,顶替他们的是年轻的新型教授,不少还是我们当时认识的同学朋友,师兄师弟。在这些人身上,再也感觉不到那种风骨和特质。你可以说因为我们已不再年轻,和他们同龄人的原因。可是我不觉得仅仅是这样,时代的痕迹会改变一个人,一代人,当然也会改变一类人的风格和信仰。还有,很多现在在北大任职的老师教授实际上都不是当年北大毕业的,很多北大学生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出国。大学的四年对一个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孩子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拿我自己做例子,我觉得本科的四年在我人生观和处事方式上留下的印记远远超出硕士三年。这些新型教授很多也优秀,可是与我们曾经深深敬慕的那个时代的老先生们不一样。
上面那篇博文里还提到”北大的教育偏偏就不教人“食人间烟火”, ….北大学生上了大学就被围墙完全围住,以为全世界只有学问,人类都应该成为学术大师,每天云里雾里,海阔天空,对人间的东西都看不惯,弄得一个个好端端的孩子,四年后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这是一个真实而有趣的观点。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即使外表不明显,骨子里却是。这种理想化使我在很多事情上显清高,与他人想法格格不入。即使已经意识到它带来的局限和麻烦,也难以改变。
我在北大两个英文老师也是一个极好的“老先生与新型老师”的对比例子。一进北大,我就考入四级,教我们班的是一位很老的董老师。听了她的课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书育人。老师严厉却不乏生动,上课的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投入。英语课不光光是学英文,在每一课所牵涉的周边东西也是我们必修的内容。印象深刻的是学马丁.路德.金那著名的演讲的一课,她把真实的录音带拿来,让我们听了又听,除了学习生词语法,还要懂得当时的历史和背景,去体会那震撼的演讲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和情感。后来上了六级,我碰上了一位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任教的年轻老师。他的英文水平自然没的说, 可每天的上课是真正字面上的“学英文”。上了他的课,我已经不记得学什么了,只记得他当时已经开始考虑创业。他是第一批仅有的几个人与俞敏洪共创“新东方”的先驱。
大学四年在北大这个炼丹炉里出来,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留在骨子里永远丢不了的那一种精神,燕园的自由,独特,理想化,勤奋刻苦又不失精神追求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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