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牧羊教授”王淦昌和他的结发妻子吴月琴我们不该忘记：

明天就是9.3了，在这个时刻的前夕，我想？谁才是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人呢？当今政府也号召举国上下要振兴科技，是啊，谁都明白也只有努力发展现代划高科技，我们的祖国方许有救，那麽谁又是这一领域的默默耕耘者呢？突然王金昌的大名就跃然跳出了我的脑海！在祖国同庆二战70年胜利的前夜，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科技老前辈是如何为这个国家付出全部生命的：

 1940年，浙大迁址贵州遵义。王淦昌的小女儿王遵明在这里诞生。孩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当时，学校住在一个山凹里。王淦昌买来一只小羊，每天牵着那只小羊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

 

 说起来王老实属一个苦孩子，4岁那年，父亲阖然辞世。13岁，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母双双去世后，外婆早早地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姑娘叫吴月琴，是邻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长淦昌3岁，上过私塾，知书达理，门当户对。王淦昌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一切从“礼”，精心细致无微不至地关照着心怡的丈夫。端水送饭，亲手缝制丈夫一年四季的服饰。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

 

 4年苦读，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开学了，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大学毕业了，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国官费留学的研究生。家里人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上大学4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谁来抚养？他对得起妻儿吗？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孩子和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犹豫了，动摇了。又是这位伟大而质朴的母亲吴月琴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淦昌，出国留学机会难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选择，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后腿，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以后千万不要忘了孩子……”“不，还包括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王淦昌满怀感激而深情得留给妻子的承诺。

 

那是1926年3月12日---大沽口事件

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

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却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青年的淦昌也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得知这些小精英们几乎丢掉了小小性命，此时叶企孙老师心痛如刀绞；“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对德籍教授说：“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当时，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作了伟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赴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王淦昌出国不久，妻子和儿女的突然到来给他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没想到吧？”妻子以问作答。王淦昌的确没想到，这是周总理的安排。“到苏联工作的中国专家，是我们强国的骨干和精英，一定要让他们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给他们安排好，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这是总理的亲自指示。

王老不会忘记，在浙江大学期间，浙江大学有一种学术制度，是讲座式研讨会。主讲人在台上讲演，台下人随时随地提问。王淦昌与束星北常常互相争论不休，围观的学生也深受知识熏陶，思考接触到了最新、最前沿的科学争端，如李政道、程开甲、吴健雄等。束星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与他争论最多的科学家。解放后，束星北因不习惯新制度，导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驱逐，他与赵九章、程开甲等人想办法挽救束星北，让束星北做气象学研究，但是王淦昌因参与原子弹项目，一时难以凑效。但是，束星北未被整死，赵九章反而不堪折磨，生吞安眠药自杀了。

 

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4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1957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

 

妻子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可孩子们不知道。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像木头人似的很少说话。孩子们的工作没时间考虑，孩子在想什么他无暇过问，3个女儿相继结婚他没参加一个婚礼，孩子们对他有怨气。好在孩子们争气，5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

 

王淦昌90岁寿辰，他的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李政道博士问他，你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回答说，他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

 王老先辈是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放在了第一回答上，他对家庭的担当让今日的后生们自叹不如！他为了朋友肝胆相照，甚至与个人安危于不顾，他为国家，为家庭，为朋友无论任何时候都毫不犹豫的掏出自己最滚烫而赤诚的心，这不正如我们常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当甚为今罕见的最伟大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