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艺术家的私人生活（二）

我出差乘飞机返京，刚下飞机坐上出租，就发觉自己不对劲儿，下身湿了一片，低头一看，血肉模糊，司机把我送进医院时，我已经昏迷不醒。醒来以后就得到了那个消息：自然流产，而且由于抢救时间过紧，我的生育能力被从此剥夺。我从流产开始讲起，有点本末倒置，没有怀孕，怎么会有流产，所以我应该先讲怀孕的故事才对。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被人们称为艺术家的女人，只是那时的中国还很少有把从事自由艺术创作做为职业的，艺术家们或者在哪个院校教书，或者在哪个文化部门挂靠，我属于后面一种。被我混进的文化部门，是一个让人听了名字就肃然起敬的地方，之所以我说“混进”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单位的正是编制，是当时通过考试招聘来的“特聘“人员。参加考试的人有两百个，最后有两个过五关，斩六将被正式签约的，我是其中之一，两百除以二，正好是百里挑一。中国人的思维很奇怪，本来像我这种通过考试进来的，应该比那些接班的，后门的更自豪才对，事实却正好相反，没有后台在中国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出身的优越远比自身的努力更值得炫耀。我在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下，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自卑，一会儿孤芳自赏，一会儿自惭形秽。好在我们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被人文文化启蒙较早的艺术家，而且是画国画的，和画油画的我没有同行相轻的烦恼，他是一个祖宗三代就生长在皇城根下的地道北京人，他嘴里念叨的熟人，都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看到过的名字，或者那些人的后代，有的竟是我上大学时教室墙上座右铭的原创作者，当然也有商人和官宦，那个后来改变了我的命运的太子党，就是其中之一，我叫他太子党，是因为他父亲是个我们不敢喊出名字的政界要人，他自己从商，民称官倒，太子党是我们主任的高中同学，至今偶有往来，我在没见过这个人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后来就认识了，是在太子党请我们主任吃饭顺便带上同室同事的时候。太子党第一次看见我就要和我合影留念，主任解释说，是因为太子党酷爱日本女人，由于我长得太像山口百惠，太子党想把我当回道具，尝尝和偶像合影的滋味，就像我们去杜桑夫人的蜡像馆和我们的挚爱勾肩搭背是一种心态，我于是同意让太子党勾肩搭背一下。晚饭过后，太子党说他想出五位数字的价码给他办公室买一幅画挂着，在座的马上都竖起了耳朵，因为除了太子党以外，其余的人都是画画的，主任当时正在筹钱买房，紧张得脸都变了颜色。太子党笑着说，大家都别这么紧张，谁都有份儿，只不过今天他从小梅开始。梅是我的性，领导喊我小梅时，很多外来人都以为我和领导关系不一般，因为听起来象个亲切的小名。“小梅你明天把画册代来，我在公司等你。”太子党最后交代。
我第二天早上上班时手里拿了本自己的画册，主任煞有介事地要找我单独谈谈。“太子党是个有一室二妾的花花公子，” 主任开门见山地说，“三个女人都有他的孩子。”
“谢谢，我会小心的。”我感激地看着主任的眼睛道谢。
我曾经在和主任“促膝谈心”的时候和他讲起过自己撕心裂肺尚无结局的爱情，博得他的极大的同情。那场爱情之所以撕心裂肺尚无结局是因为和我制造这场爱情的合伙人流亡在外，走得太匆忙，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流的是哪个国家，据我对已知的正道和小道消息分析，他目前好像是在英国。本来我在开始讲诉自己故事的时候是想把我的爱情合伙人杨当作开端，但因为血雨腥风，至今还心有余悸就把那段最心痛的躲开，等将来心头的茧子磨得再结识一些以后，我会把那段故事再补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