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以后，月伶便把所有精力整个放在实验工作上，除了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便是整理实验数据，应付各种工作报告。
在日本，学术会议多应该算是日本学术界的一个特色，研究室的各种例会也不少，每月一次的工作报告会，每周一次的杂志会，读书会，不定期的各种发表练习......，这些会议就像一根高举在头上的鞭子，督促着你不停地干活，不停地出数据，否则没有工作可以汇报将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佩文这段时间更忙，为着他的博士论文，他将在9月毕业，结束他为期3年的博士课程。
而让他焦虑的并不是毕业的事，而是他毕业后将何去何从。
丛姗是希望回国的，在国外做博后的日子总是不能算做正式职业，一年一签，就像个没有娘的孩子，哪天不能再续签了，就得走路去寻找下一个老板。除了越来越多的钞票，心里总是有些失落，看不到生活真正的希望，没有根，也缺乏安全感。对于物质享受，丛姗其实并不怎么介意，她只是希望能够做一些称得上事业的事情。即使回国后只是在高校做个普通教师，她还可以享受桃李满天下的荣耀，还可以把这些年来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带回去传授给更多的人。况且回国后还有无数的可能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会让人感觉到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佩文还希望在日本多呆些日子，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事业上并不想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只希望能够过上平平稳稳，快乐舒心的日子，无疑，仙台对他来说是合适的。这里有世界一流的服务，有青山绿水的环境，有安全的治安，放心的食品，先进的科研设备，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虽然感觉远，但表面上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只要认真地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并不会和其它人有太多利益上的冲突，心情总是平稳而放松的。
于是在这段时间里，丛姗和佩文之间时不时会发生些小摩擦，但现在的丛姗已经不再像从前，从前她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告诉佩文他们未来的道路，然而现在，她希望能够和他好好商量，说服佩文回国。于是在一次饭后，他们展开了以下的谈话。
“我还是想回去。日本有什么好，工作时间这么长，生活这么压抑。”丛姗说。
“在日本，至少我的心不累，你看看国内现在的状况，腐败，污染，信用丧失，还有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处得来吗？”佩文坚持着。现在的佩文也不似从前了，他从前凡事都顺着丛姗，现在发现要让女人高看你，就应该多少有一点男人气概。
“有什么处不来的？别人能过，我们难道就不能？腐败？和我们有关系吗？污染？出国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大家不也过得好好的？还有信用丧失？我们自己做好自己，诚实守信，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在国外呆几年是呆傻了，还是变懒了？”丛姗有点生气。
“我只是不想心太累，我们可以尽量不招惹别人，不能保证别人不暗算你，天天防备着，哪有现在的心情舒服？感觉现在全中国的人都在努力不则手段地挣钱，为了点钱，灵魂都可以出卖。”佩文有点愤愤地说。
丛姗沉默了，她虽然感觉佩文说得有点过，但也算是基于现实，不能不考虑，但现实总是需要人来面对的，总不能遇到困难就逃跑，那不跟战场上的逃兵没什么区别。
“我们回去吧，咱爸妈年龄都大了，我们已经很多年没在他们身边了，能尽孝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丛姗眼睛有点红。
这句话说到了佩文的痛处，佩文一直感觉对父母是有歉疚的，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这亲情无论你走多远，都是扯不断的。
“我也知道如果回国，我们将会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但如果我们只是贪图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我们和那些贪官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些该担的责任还是要担的，对吧？”丛姗的话是诚恳的。
“那再多呆一年好不好？到时一定回去。”佩文还真是有点舍不得现在的生活。
“再多呆一年，有意义吗？如果我们回去继续做科研，许多基金的申请年龄卡的是35岁，我们都已经不小了，应该尽量争取时间才行。”丛姗显然已经有了深远的考虑。
佩文妥协了，他没有丛姗聪明，没有丛姗考虑问题透彻，也缺乏些面对困难的勇气，他也就只好再次做一个服从者。
他现在需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做好他的博士论文，然后赶紧联系国内的接收单位。
月伶没有想过他们这么复杂的问题，她也不需要想这些，她是一定会回去的，事实上她从来不介意过怎样的生活，只要能够和霄磊在一起，其实生活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