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自画像与耳朵：他试图成为他人眼中的自己——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连载

穿着破衣的男子，
银色荆棘与血红玫瑰，
躺在洁白无尘的雪地上，
被碾成沉默的碎片

 

 

《自画像》1886-87
哈特福德，沃兹沃思雅典娜

 

第一章｜镜中的陌生人：他为何画那么多自画像？

他画着自己的脸，像是在一点点揭下镜子的银膜。他想知道自己是谁，又一次次被自己吓到。

在那些画布上，他不再是画画的人，而是一个被困在镜子里的幽灵。他低着头，或笔直望着你。他眼里没有光，那不是因为他看不见世界，而是世界看不清他。他太想被看见了，以至于把自己挂在墙上，像一面求助的旗帜。
那年他三十三岁，已经画了超过三十幅自画像。他不是在炫耀技艺，不是为人画像索费。他是在做一场无声的辨认游戏：我是谁？我是否存在？如果你能看见我，我是不是就真实了？

 

《戴着灰色毛毡帽的自画像》1887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Vincent》的旋律仿佛还在耳边低唱：“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他试图说什么？这些自画像，也许就是他写给这个世界的信，没有邮票，也无人回信。

在圣雷米的病房里，白墙是空的，窗外是风。他拿起画笔，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找回。他失去了太多：友谊、耳朵、语言、希望。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于是他画——
画一个看上去还在坚持的自己。
画一个有眼睛、有嘴巴、有存在痕迹的自己。
画一个别人会看一眼的自己。

 

《草帽自画像》1887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你能想象吗？那种孤独——不是没人爱你，而是你自己都快看不见你自己了。你走进镜子，却只看到一团雾。于是你画，用每一笔在雾中戳出一道缝隙。

可他画着画着，开始怀疑：这真的是我吗？
——那个看上去忧郁的男人，是我，还是我希望你以为的我？
——那个受伤的眼神，是我，还是我在用画笔施展的请求？
“请你看看我。”
“请你认出我。”
“请你别走开。”

 

《献给保罗·高更的自画像》1888
马萨诸塞州剑桥福格艺术博物馆

 

 

他的自画像，是不断失败的尝试。失败地成为自己，失败地成为别人理解的自己。他被镜像卡住了。自我成了夹在真实与幻想之间的胶片，曝光过度。每一幅画像，都是一次精神出走的记录，是一张张未寄出的“我是我”的证词。

如果你走进他的画室，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画那么多风景。
他一直在画自己——
那个正在燃烧、正在碎裂、正在被时间抛弃、却又不肯放弃的自己。
一个，只能用画来抵抗消失的男人。

 

《自画像》1887
阿姆斯特丹巴黎梵高博物馆

 

 

第二章｜割耳之后：伤口如何成为图像

那是一个无人相信的夜晚。星辰冷淡，风声没有回应。他的脑子像被雷击中一样，爆炸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确切的顺序，连他自己，后来都说不清楚。他只是醒来时，躺在血泊中，耳朵已经不在了。

他把它包起来，送去妓院——给一个女人。那不是浪漫，那是绝望之举。他想留下一点什么，哪怕是一块破碎的自己。
在割耳之后，他画了自画像，一幅又一幅，像是在疗伤，又像是在复写那场崩溃。他坐着，披着蓝色外套，背景是苍白的墙。他没有掩饰伤口，而是让它清晰地留在画布上——包扎、纱布、绷带，像是一种标记。不是羞耻，而是纪念。

他把伤口画出来，仿佛在说：“我受过伤。我还活着。”

 

《带绷带耳朵的自画像》1889
私人收藏

 

 

在《割耳后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1889）中，他的眼神并不软弱。它坚定，却疲惫，像是刚从风暴中走出，却知道风暴并未结束。他把自己摆在画面中心，背景里甚至挂着一幅日本版画——那是他未完成的东方梦想，他曾希望在阿尔建立“画家的兄弟会”，他希望与高更共享那间黄屋。他失败了。

割耳，是那个乌托邦破灭的标记。
他割下的，不只是耳朵，而是他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理想的最后信仰。

 

《祖阿夫》1888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可是他没有停止画画。他用画笔缝合自己，就像缝合那道伤口。他在信中写给提奥：“我不再感到害怕，只是有时候太孤独了。”

你看，他并不否认痛。他只是选择不让痛掌控他。

在自画像中，他成了自己的见证者。他不是疯子，不是传说中那个割耳送情的浪子。他是一个在精神风暴中咬牙坚持的画家，一个不肯让破碎定义自己的人。

 

《诗人：尤金·博赫肖像》1888
巴黎奥赛博物馆

 

 

那些画像是他的镜子，更是他的倔强。他不是为了重建完整，而是为了证明——就算破碎，我依然画你，我依然存在。

可他不想被“美丽”神化，他想要的是被理解、被相信。他希望有一天人们能看着他的画，说出那句话：“他不是疯子，他是画家。”

那是他用伤口换来的声音，用寂静中的颜色喊出的信仰。

《邮递员约瑟夫·鲁林的肖像》1888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第三章｜镜中他人：自画像中的角色扮演

你能想象一个人，在孤独中，反复描绘自己的面孔吗？不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确认自己还在——为了不被消失的内心淹没。对梵高而言，自画像不是自恋的镜子，而是与自己搏斗的战场。

他在画室里架起镜子，把自己摆进画布。可他从不描绘“原样”，他扮演。他是牧师，是农夫，是受难者，是看不见的听众。他在画布上变身，一次又一次。他似乎在说：“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太认识自己。”

 

《农民肖像》1888
加州帕萨迪纳市诺顿·西蒙博物馆

 

 

在1887年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1887）中，他穿着绿色的外套，背景刷上旋动的蓝与绿。眼神锐利，像要从画里穿透观众。但他并不凶猛——只是太专注，太渴望理解。

他的线条并不圆润，颜色像是被刀子切出来的。他的脸不再“自然”，而是一种精神风貌的地图——充满紧张的纹理，像地震后的山脉。那不是“真实”的面孔，却是他此刻的内在。

 

《圣保罗医院一名病人的肖像》1889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而在《有画架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t the Easel, 1888）中，他不再直视我们。他坐在画前，侧脸入画，仿佛对话的对象不是观众，而是那尚未完成的作品。他把自己嵌入了画家的“角色”中——不再是梵高这个人，而是“在画画的人”。

他从不满足于一个身份。他在镜子前试图成为“别人”——或说，是通过这些他人样貌，重新认识自己。

 

《戴着草帽的自画像》1887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在《带草帽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Straw Hat, 1887）中，他像个正在户外劳作的农夫，眼睛布满干燥的阳光。他试图让自己成为普通人、劳动者、不是那个“疯子画家”。

这并非伪装，而是一种探索。他在这些角色里穿梭、试探：
——“我是谁？”
——“如果我不是疯子，我还能是谁？”
——“你们看见我了吗？”

 

《头发发皱的女孩（泥松）》1888
瑞士La Chaux-de-Fonds美术博物馆

 

 

这些画像从不轻盈，甚至让人不安。他的脸永远带着一点伤痕感，像是刚从风里走来，带着一身还没散尽的雷电。

他在镜中看见的，从不是稳定的自我，而是一种挣扎。他不断在“人设”与“现实”之间打转。画布成了舞台，他既是主角，也是旁观者，是化装师，是编剧。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Vincent》的这句歌词仿佛正为他而写。这些无框的画像，没有背景的墙壁，就像他的生活本身：没有固定的框架，没有确切的位置。他是流动的，是试探的，是在画中寻找居所的灵魂。

 

《米利埃特中尉的肖像》1888
荷兰奥特洛Kröller-Müller博物馆，

 

 

他通过画自己，向世界喊话：“看着我——我不是你说的那个疯子，我是你从没认真看过的那个人。”

他的画像，是一场无声的演出，也是一种图像的祈祷。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生存。

 

《坐在草地上的女人》1887
私人收藏

 

 

第四章｜我画的是他人眼中的我：观看与被观看的悲剧

在艺术史上，很少有谁像梵高这样，如此迫切地渴望被理解，却又始终站在误解的暴风眼中。他一生都在面对“观看”这件事：别人如何看他，他如何看自己，他又如何通过绘画回应世界的凝视。

但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沟通实验。他画的，不是自己眼中的自己，而是别人眼中那个被扭曲的、病态的、无法归类的形象。他试图重构它，修正它，甚至驳斥它，但越画，裂缝越大。

“他们不理解你，”《Vincent》这样唱着。这不仅是控诉，也是事实。你可以说他是先知，但更多时候，他只是个站在城门外，被当成疯子的异乡人。他画自画像，也是在画他被世界观看的方式。

 

《带绷带耳朵的自画像，画架和日本版画》1889
伦敦Courtauld Institute画廊

 

 

在1889年的《割耳后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1889）中，他披着绿色大衣，坐在背景斑驳的墙前，右耳缠着绷带，表情近乎冷漠。墙上挂着的日版浮世绘，几乎在悄声对比他的孤立。

这不是一幅“自我认同”的图像，而是一幅关于“身份崩溃”的陈述。他割下耳朵之后，在镜子里对自己说：“你还认识我吗？”这幅画传达的，是自我对社会观看的回应：你们说我是疯子，好，我给你们看疯子的脸，但这张脸比你们的清醒还真实。

 

《吉诺夫人的肖像》1890
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

 

 

他在这个时刻，将“我如何被看见”的问题推到了极致：
不是“我是谁”，而是“你们看见了谁？”
不是“我是否真实”，而是“你们是否有能力看见真实”。

他并没有美化割耳事件。他没有在自画像中涂上戏剧性的哀愁，也没有让自己看起来英勇或崩溃。他只是如实地画下那张布满血色宁静的脸。这是控诉吗？或许更像一种绝望的冷静。

这冷静，是一种极度清醒后的空白。在别人凝视他的地方，他用画笔反过来凝视那凝视。那是一种“视觉的反抗”，一种让观看者哑口无言的力量。

 

《吸烟者》1887
费城巴恩斯基金会

 

 

我们在这些画像中看到的，是一种“被观看的痛苦”。不是因为他不被理解，而是他太想被理解，反而被观看本身刺穿。他将自己暴露在画布上，不是为了表现，而是为了质问：

“你真的在看我吗？你看到的，是我，还是你想象中的‘我’？”

这是一场“观看”的悲剧。观众以为自己看懂了画面，却从未理解画面背后的灵魂。他画自己，不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不画，他就彻底被误读、被消化、被遗弃。

 

《La Berceuse（奥古斯丁·鲁兰）》1889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他的画布因此成为一块防御之地，也是墓志铭。他将自己的一生写在其中，但用的是色彩，而非言语。每一根笔触都是自我辩护的沉默，却比喊叫更响亮。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终于，只有在他死后，这句歌词才变得成立。而在活着的时候，他始终在画一个他人眼中的“我”，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透过这些面具，看见真正的面孔。

但那一天，来得太晚了。

 

《Armand Roulin的肖像》1888
埃森民俗博物馆

 

 

尾声｜在他之后的画像：一个人的剧场

有些画像是为未来人画的，像时间的瓶中信，在海浪之间漂浮多年，等待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在他自己也感到孤独的时候，把它捡起来，然后静静读懂。

文森特·梵高的画像就是这样。他留下了一连串穿透灵魂的自画像，不是为了证明自我存在，而是为了把自己留在人类共同的“观看史”中。他用那一双燃烧的眼睛，在无数个画布上重复凝视着未来。

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种视觉的状态，一种存在的方式，一段痛苦的、永远未被回应的问句：“我真的在你眼中被看见了吗？”

 

《莱斯阿雷内》1888
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

 

 

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真正回应这句话。他死后，我们才开始理解那沉默中的情感爆炸。那些画像，一个接一个，像舞台上不断换装却永远只有一个演员的独角戏——一场只为被理解而演出的剧目，一场从未被鼓掌的演出。

你会记得那张画着绷带的脸、那戴着毛呢帽的沉默、那双藏不住哀伤的眼睛。你也许说不上为什么，但你感到他的凝视穿透了你，像是你曾经在哪个不被人懂的夜晚，也有过同样的表情。

 

《Camille Roulin的肖像》1888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Vincent》的旋律再次回响：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或许他并不“美丽”——至少不是世俗意义的。但他确实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将破碎当作完整，将沉默视作呐喊，将观看化为信仰的世界。

 

《鲁林妈妈和她的宝宝》1888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他在画像里说不出话，但我们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他的每一幅画都不是“我是谁”的宣言，而是“请你看看我，看真正的我”的祈祷。

尾声不该有答案，只该有安静。在这场关于观看、被观看、自我认同与误读的悲剧落幕后，我们能做的，是重新回到画前，重新凝视这一个人曾用尽全力画出的自己。

 

《阿尔勒的舞厅》1888
巴黎奥赛博物馆

 

 

那不是肖像，那是灵魂临终前的灯火，是在风中晃动的剧场布幕，是在你凝视时忽然颤动的一颗心。

他已经走了，但他画中的自己，仍在等待。

 

《戴着灰色毡帽的自画像》1887-88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