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西方给总结提炼出来的。

 

　　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6）、艾约瑟（J.Edkins，1823—1905）、F.H.巴尔福（F.H. Baifour，1846～1909）、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等来华传教士或记者接触到一手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他们关注并探讨了中国古代发明，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列为中国的重大发明。

　　传教士麦都思仍采用“三大发明”说，只是明确了它们是中国的发明。

　　而艾约瑟在其1859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文明，曾将四种发明并列，指出 “他们（日本）没有如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

　　稍后，记者出身的巴尔福提出了 “四种有价值的发现” （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之说，这可视为 “四大发明”说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