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胜节亏某励之-就刘君盖棺说几句
这里，我想就网络上对刚刚辞世的刘先生的各种评论说几句，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刘先生是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在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期间组织了“赤子心”诗社， 应该是个文学青年。 在三十岁以前或三十岁左右，愤青时代，说过中国要经过三百年殖民统治才能有希望，我们民族有劣根性，文化复兴要从否定屈原和杜甫重新开始才能有希望，等等。这些语言为我们许多中华儿女所不能接受，伤了很多人的心，也在今天被不同年代的中国人所反对，并给他永远打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烙印。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言论代表着当时国内的一种思想潮流。一九四九年以后发生的事，尤其是十年文革以来发生的事，集中到了那个历史关头。国家面临的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局面，所谓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也不免有＂娇枉过正＂的现象。不同程度的这样的话以不同形式由不同的人表达过，也被一些人从心里接受过。不要说1955年出生的愤青刘，即便是1920年出生的老顽童柏杨（郭衣洞）先生也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出版于1985年）。谁让刘先生成名成得早，一路顺风拿到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年青的他文笔犀利，成为当时文坛黑马，以后又获得了诺奖。他的这些早年过激的语言成为今天一些人攻击他的口实。窃以为，斯人已逝，大可不必。
君子以言和行动天地。刘先生一生的行为不仅是大节无亏，而且是非常值得歌颂的。他一生行止恰恰反映了他对中国读书人和旧士大夫阶层的优良传统的继承。难道不是吗？ 刘先生有过多次出国机会和经历。1989年3月他应邀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得到北京发生学生运动的消息，立刻终断学业于同年5月回国参加学运。当时已经身在海外的中国学人几个能做到？更何况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作为广场四君子之一，他没有选择逃离广场和中国。这样的人，人数不多。1993年他再次走出国门，应邀出访澳大利亚和美国。他谢绝了海外一些朋友留下避难的建议，又返回中国。他也是一个坚持君子不党美德的人。一方面他就自己的理念和当局做长期和平抗争，另一方面，就天安门广场本身有没有人死亡一事，他坚持说出他自己经历过的事实，不惜受到海外媒体和昔日朋友们的攻击。我想，诺奖选择了他，这些应该是其重要考量因素。
他年青时代的那些“痴语”和他后来的言行给中华民族奉献的都是他的赤子心。
平水四支
愤青昔日语多痴，人到中年已反思。诺奖传来人陷狱，长眠亦在雨飘时。
其二
棺盖刘君史憾遗，愤青赤子一般痴。人留广场身投狱，远胜节亏某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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