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老师说他晚年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没有看清中国历史大趋势,卷入国共内战,属于晚节不保。
我觉得值得商榷,那个大使职务月薪只有1500美金。
而且海老师这番话安在国民党溃逃推举台湾后那位出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之先生身上还差不多---他的嫡传弟子、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晚年由于选择错误,属于政治与学术双重跌落---他用廿年时间做考据著作《水经注》,纯属大学者大材小用地在匠作上浪费光阴、才情,因为这项工作在唐德刚看了计算机时代一个普通的历史系学生花两周时间就可以完成。Sigh!
如今只有司徒雷登的出生地、他父母归葬的地方----中国杭州给他在西湖边塑了像,立了衣冠冢,也算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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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哲:“ 历史都有因果。司徒雷登不顾晚节,趟政治浑水,积极执行美国战后分治中国的政策,站在历史的错误方向,毁了自己一世英名。实在可惜。我外公曾长期担任美国大使馆总管,伺候的最后一任大使就是司徒。另外,前几年司徒的骨灰(也许是衣冠冢)已归葬杭州了。也算是心愿已了了吧”
我(lywn,鹿野薇念):“
1930-1949年这20年里,辅仁、燕京、北大、清华四所京华名校里,属辅仁、燕京的学生成分高,基本都来自中产以上以至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家族,但是燕大出的共产党最多,尤其女共产党,比如著名的女外交家龚澎等、、、、、、
当时,司徒雷登和斯诺等教授校长都给他们庇护。
从这个角度来说,司徒雷登于革命有功。至于说晚年参政当大使导致晚节不保,这话安到蒋介石退居台湾后的驻美大使胡适身上更加合适。
基督教在耶稣时代的结社方式就是朴素的社会主义公社(苏联、以色列建国时候都仿造这种早期犹太基督徒公社制度,叫“基布兹”,也就是后来中国的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原型),因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讲“仁爱”以及团结最大多数的无产者的,象司徒雷登这样正信的基督徒同情革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此外,你只要看看列宁的战友们有多少犹太革命家也可以佐证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