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黄雀行》
曹植
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7876
香港的中国良心司徒华黄雀行动传奇
江迅
香港民主斗士司徒华因肺癌病逝，被视为「香港的中国良心」，生前最大心愿是看到「平反六四」、「民主中华」来临。司徒华另一大鲜为人知的经历是六四后「黄雀行动」，营救被追捕的民运人士。「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说司徒华在行动中「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因为司徒华提供营救名单和资金。司徒华一生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为香港不同派别的人所敬重。
被誉为「香港的中国良心」、「香港精神」代表的司徒华，与病魔苦战一年，于二零一一年一月二日中午，在香港韦尔斯亲王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距离他八十大寿仅差一个月。「一寸春心红到死，四厢花影怒于潮」。这是司徒华生前集龚自珍诗句而成的一幅对联。这正是他一生的自我写照。
早几天，司徒华病况转差，元月二日急转直下，上午呈现弥留状态，十一时，香港民主党、教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众高层人士，接到司徒华家人通知赶往医院，当时陪伴在侧的有十多名亲友。众人颂唱诗歌，为他祈祷，在《安居主怀》歌声中，十二时五十八分，司徒华安详离世。
香港民主斗士司徒华生前最大心愿，是看到「平反六四」、「民主中华」来临，他为此终生努力，他坦言「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临终前，他寄语一起奋斗的同伴：「平反六四，争取民主，继续努力」；他留给支联会义工的遗言是「我好爱他们」；他的最后嘱咐是「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分为两份，一部分撒向海面，北望祖国大地；另一份要贴近香港土地、香港市民，安置在歌连臣角花园」。据悉，撒海的那份，会撒在西贡大坳门（大澳门）对开向北的海面，那是每年纪念六四而放飞民主风筝的山水地。
死前思念故乡开平
据民主党主席何俊仁透露，司徒华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曾透露很思念他的故乡广东开平，民主党两位党友便专程到司徒华家乡拍摄了一个多小时录像，回来播放给司徒华看，令他颇为欣喜。何俊仁说，「每间屋他都曾经住过、生活过、休憩过，看得出，他很思念自己的国家，很挂念自己的乡土」。
司徒华病逝四个半小时后，北京官方主要喉舌新华社发出六十五字的《司徒华在香港病逝》电文稿：「香港特区立法会前议员司徒华二日在港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司徒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香港，曾于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期间担任特区立法会议员。」下午三点，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新闻公报，称司徒华「一生热爱中华、热爱香港，致力推动民主发展。他为人刚直不阿，一直坚持理想，从不言休。峥峥风骨，深受各界尊敬」，「即使晚年与癌魔搏斗期间，司徒华先生仍然念念不忘香港的民主发展。他支持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力争党友及市民认同。政改方案通过，香港民主迈出重要一步，司徒华先生功不可没」。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曾荫权，都回避了司徒华在争取平反六四方面的努力。其实，二十一年来，司徒华最为人们铭记的身份是支联会主席，他被视为香港人「六四情结」的代表人物。「六四事件」后，司徒华最为世人称道的，除了每年六四「风雨」无阻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外，无疑就是「黄雀行动」了。司徒华生前很少公开细叙「黄雀行动」。被称为「黄雀行动」的在中国大陆与香港间营救被追捕人士的秘密行动，二十多年来始终披着神秘面纱而深不可测。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三天，「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曾独家对亚洲周刊披露诸多内情，一部「黄雀行动」工作日记也首度完整曝光。
司徒华逝世翌日，六十七岁的陈达钲在旺角广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钲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数据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
陈达钲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者纸币，若能吻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由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钲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大佬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司徒华有长期吸烟习惯，吸烟是引致肺癌的主要成因。陈达钲已戒烟十七天，在他办公室座位背后墙上的挂历，已在十七个日子上划了叉叉。他说：「我会坚持戒烟，司徒华说过，戒烟失败，做什么事都会失败。医生对我说，你再抽烟就加速死亡，我可不想死，还有许多事未了，比如讲出『黄雀行动』的诸多细节。」
北京「六四」开枪后，香港人的激愤转化为一股地下奔腾的力量。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的「六四」人士纷纷匿藏、外逃。「黄雀行动」是指「六四」事件中，秘密接送外逃人士的行动，在中国大陆南方沿海或陆地边界选择多个地点出逃香港，最初称为「秘密通道」出逃行动，逐渐形成规模，至少有三四百人摆脱警方追踪，成功抵达香港而转移外国。
在江湖上被昵称为「六哥」的陈达钲，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当局通缉、跟踪、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黄雀行动」屡屡智破追踪，幕幕怒海枪战，演绎了一篇篇隽永传奇。整个行动有主要核心，但只是松散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固定人员，随时有人增加，也有人退出。从八九年六月开始，大规模的救助行动集中在八九年下半年，不过零星行动延续直至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六月才告一段落。
陈达钲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取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钲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诵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吟诵完，又拿起笔，一气默写出这首诗，陈达钲说，当年被支联会营救的文化人高尔泰，获知司徒华患病后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司徒华》，文中也已提及。高尔泰写道，「我问，听说你们的营救计划，叫做黄雀行动是吗？张文光先生说，『黄雀行动』这个名字，就是司徒华先生取的。司徒华先生说，是借用曹植的意：『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我原本喜欢汉魏诗，念了接下去的两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华叔为救人怒骂
陈达钲说，司徒华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是很能择善固执的人。「华叔为人很认真。在『黄雀行动』中，有一次，由于珠江口有解放军炮艇，我手下的船不能驶近香港，于是在离岛躲避了十几个小时。因此，没能按原计划时间返回香港，华叔心里很担忧，一股怨气朝我冲来，嚷嚷说，如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杀了你。华叔生气起来很让人害怕，但这是他的认真。我从来都很尊重他，合作很愉快。」
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制，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八九年八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
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七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
十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十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
七哥买望远镜海上搜人
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甚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一千二百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橱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
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周，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系，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样！」
讲完这个故事，陈达钲接着说：「华叔的角色，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领导。这些年，我敬佩他做了三件事，都是爱国行为：一是成立支联会，二是反对公投，三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政改。他是中国的良心，香港的精神，可以和伟大诗人屈原媲美。他死了，完全有资格盖国旗，盖特区区旗。当然，由于华叔的性格择善固执，在香港民主派内也难免与同道者有误解的时候。比如，他与曾经在支联会和立法会并肩作战多年的刘千石公开决裂，我认为是相互间有误解，确实有人对刘千石不公道，我就为阿石讲过话。」
司徒华患病入医院后，陈达钲去医院探望过他，平时两人也常有电话沟通。一月三日，香港《明报》发表司徒华生前两个月的访谈《华叔最后五堂课》，谈话中，司徒华披露，为营救吾尔开希，他直接与营救前线的「负责人」保持联络，答应付二十万港元营救。第一次营救行动，那「负责人」说浪太大而无法靠岸，但照收二十万元；第二次营救，「负责人」又说，有解放军在附近，无法接到吾尔开希，却也照收二十万元；直到第三次营救行动才成功，司徒华让李永达拿六十万元现金前往，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报道刊登后，诸多读者和一些传媒误以为那「负责人」就是陈达钲。当年「黄雀行动」主要参与者之一的《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旋即作出澄清，那「负责人」绝对不是陈达钲。刘达文一月三日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当时，吾尔开希逃亡到中山，北京国安跟踪南下，几经周折，最后由名为「怀德」的人，冒险驾车闯过珠海海关，交由澳门人员营救。「怀德」此君，当年中越战争时期身任团长，战争结束后，他下海经商，在珠海成为「珠宝大王」。营救吾尔开希时，尚未有「黄雀行动」的定义，营救行动也缺乏统一指挥机构，行动呈散兵游勇状，各干各的，当时陈达钲也还没有「前线总指挥」的称谓。吾尔开希成功抵达香港后几天，「怀德」向香港朋友发出求救呼声，国安部门始终跟踪他的行动，几次都是差一点遭捕捉。营救「怀德」逃出内地，才是陈达钲经手的。
刘达文说，司徒华是支联会的灵魂人物，是精神领袖。他对香港、对民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几十年来，司徒华对刘达文很关心，在民主运动中，刘达文多次被人中伤，被人误解，司徒华都有出面为他主持公道。刘达文说：「华叔与刘千石闹矛盾，互相公开批评，我很心痛，他们原本是战友。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为刘千石辩护》在《信报》上发表。我认为，华叔和刘千石沟通出了问题。刘千石提倡香港民主派与中共接触沟通，不能因此中伤他，他没出卖朋友，华叔支持香港政府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也没出卖民主运动利益。他俩只是前进道路上有不同的行事方式，与中共对话不等于投降。」
刘达文说，司徒华与陈达钲有一个时期也有过误会，也是沟通出了问题，互相产生一些误解。当年「黄雀行动」中，一次在湛江营救北京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情报有误，令行动失败，陈达钲的两名弟兄中伏被警方抓获。陈达钲为营救那两小兄弟亲自上北京，向当局表明自己愿意退出「黄雀行动」，以换取两小兄弟释放。刘达文说：「六哥带了被当局判刑的两弟兄回到香港，他原以为他与北京『和解』的事，岑建勋和刘千石会与华叔沟通，他赴京前曾与两人谈过想法，获得他俩谅解和支持。但事实上岑建勋和刘千石都没与司徒华沟通。因此引起华叔的成见，支联会认为六哥立场不坚定。六哥为救弟兄而与中共和解，但他没有出卖朋友，向中共投降。不过，华叔患病后，他俩不时有沟通，恩怨已经消解。」刘达文认为：「司徒华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司徒华离去，香港民主的生态还会蓬勃发展，民主本来就应该多元化的，和而不同也是一种民主。」
建制派赞赏司徒华
司徒华去世后，香港社会各界都对他齐表敬重，即使与他政见不同，但对他离去纷纷致哀赞赏他有激情，又务实，清廉自持而站在道德高地。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司徒华是爱国者，她说自己当年没有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但她知道，司徒华担任草委那几年，为争取香港回归后维持现有生活方式，作了最大努力，令《基本法》包含更多民主成分。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司徒华同在劳工顾问委员会共事的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虽然与司徒华政见不同，但十分敬重他的为人，他做人有原则，对国家对民族感情很深，在过去的一年，民主党支持政府政改方案，司徒华起了关键作用，如没有他的坚持，民主党当时未必能成功支持方案。虽然民建联与司徒华政见不同，但有时也尊重司徒华的意见。据司徒华治丧委员会召集人朱耀明牧师透露，司徒华追思会将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尖沙咀浸信会举行；安息礼拜将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尖沙咀圣安德烈堂举行，以「活着?荣归」为悼辞主题；此外还将于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公众追思会。司徒华参与创办和长期领导的教协，是香港最具实力的独立工会，成为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目前正筹组以他名字命名的「司徒华教育基金」。
一年前，司徒华将「一寸春心」作为自己媒体专栏文章汇编的书名出版。他说：「此书出版之日，我已快年满七十八岁了。在这晚年，我以此集句对联自勉自励，并赠给读者们。」他说，兰花的花蕊（春心），即使花朵全枯萎了，仍然保持鲜红的颜色。这是一种高贵的品德的象征。「春心」是理想的比喻。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抱有正确的理想，并非难事。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长期的种种考验，仍然终身坚持贯彻这个理想，直至生命结束的一刻。他说，「『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寓意，是暗示当时社会的动荡混乱。月明之夜，狂风大作，室外满栽草木，才会出现『怒于潮』的『花影』的景像，龚自珍把这丑恶的现实，实在描写得太诗意了。这诗意，也是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为坚持贯彻理想而奋斗，须有这样的乐观积极的态度，去直面丑恶的现实，才能始终不渝」。
（实习生廖晨琳参与采访）
《亚洲周刊》二〇一一年第三期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1551
六四后 营救民运人士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
中央社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二零零七年在美国接受电视专访，披露当年行动的若干秘辛。他说，六四事件已过了十八年，回想起来，坚信所做一切没错，也相信总有一天，六四会获得平反。
「黄雀行动」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开始，持续约半年之久，总共营救出一百三十三名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陈一咨、苏晓康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营救而逃离中国大陆。
黄雀行动一九九一年六月首次曝光，二零零七年五月陈达钲首次在纽约公开亮相，接受专访。
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在第一线行动的弟弟陈达钳被称为老七。
陈达钲表示，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人们甚至从中国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容忍看到希望，孰料后来事情演变为中共开枪镇压，使他非常不理解。
他说，一开始「我觉得政府比过去开明，绝没想到后来会开枪镇压。六四之后我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我把七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陈达钲在访谈中透露出黄雀行动的一些点滴，指出当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来，营救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人士，从香港支联会取得民运人士的资料后，或用走私快艇载运，或派人深入中国大陆营救，从华南到华中、华北，最远的地方达到兰州。
陈达钲表示，黄雀行动持续了近半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底，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时出事，两位工作人员在广东中了圈套被捕才暂停。
之后，陈达钲为了救出两位工作人员，亲赴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高层商谈，达成妥协，中方答应对他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两位工作人员，于是黄雀行动自此画下句点。
如今六四事件已过去十八年，陈达钲回想起来仍无怨无悔，认为凡是有条件的中国人都会做这件事。
他说，六四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并坚信当年所做并无错误，也希望六四事件终有平反之日。
不过，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细节，他表示目前时机仍不适宜全部公开。
曾不惜性命 倾家荡产救人
据陈达钲的友人陈志雄此前透露，陈达钲原本是从大陆去香港的生意人，还在非洲打过工。本来跟中国做生意是不能跟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但是为了正义和社会的良心，陈达钲倾家荡产，用了2、3千万去安排救人，收买贪官，让他们放人。他说陈达钲曾经亲自开快艇30多小时到海南岛，与黑社会的人联系，带民运人士到香港。
赵紫阳前智囊、前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被陈达钲营救出来的陈一咨曾透露，六四之后，自己莫名其妙被李鹏当成赵紫阳黑线和学生运动黑手的枢纽，受到400个特工抓补，经陈达钲先生组织营救才来到香港。
陈一咨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很多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对年轻学子和市民被杀痛心气愤，有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去援救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陈达钲在前线帮助了很多人，此事最早被BBC称为“黄雀”行动。陈达钲因此而在一次吃饭时被人暴打，香港报纸披露陈被打之事，“黄雀”行动才曝光。陈达钲被称为行动的总指挥，尽管陈否认。
据陈一咨介绍，陈达钲还需要花钱打点安抚在营救过程中的伤亡者。他手下有三人被大陆公安抓补，公安放话，如果他继续这样做，就把他手下的人抓一个杀一个。陈达钲于是前往大陆与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和贾春旺见面，据理力争，说你认为是动乱分子，我把他们救了，就没人给你捣乱了。我认为他们是爱国分子，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机会有什么不好。说的陶驷驹哑口无言，后来把他的人放了，还说黑道中也有爱国的人。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陈达钲的行为出自一种单纯高贵的正义的冲动。陈一谘也盛赞陈达钲的行为明了中国人“威武不能屈”，是侠义精神的最佳表现。
去年，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准备在撰写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披露有关八九学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如何通过“地下通道”逃离中国的一些情况。司徒华说，黄雀行动与支联会是两件事，黄雀行动并非由支联会来做，是由其他有心人去做，但是他知道过程。
黄雀行动和中央情报局局
六四惨案发生后，很多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援救在大陆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这其中也包括身在大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美国作家Mark Perry所著的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一书就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大陆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民主志士的过程。
据书中介绍，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因为担心自身安危纷纷离开北京回到美国。而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５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于内战边缘的巨大的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
作者称，由于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对美国外交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天安门事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对“黄雀行动”严加保守秘密。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 “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 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在6 月4日事件后，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情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黑幕下的秘密营救
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企业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书作者称，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书中还透露，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预示出来。在5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200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
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人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在“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
21名首要通缉犯15名逃脱
书中披露，书中还透露，“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月和8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份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营救行动尽管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或“单干”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
据悉，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被认为是“黄雀行动” 的圆满成功。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贝克事后曾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才知道，法国也主导了此次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老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首度曝光。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一旦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那边。中央情报局官员只能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news/ausdaily/20090528/2344305965.html
陈达钲披露：黄雀行动幕后英雄还有梅艳芳
20年前，他们在银幕前大放异采。镜头后，他们为营救民运人士出钱出力，担当了黄雀行动的幕后英雄。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六哥」陈达钲昨首度在香港出席公开论坛，第一次披露影坛「大哥」、外号「学生王子」的邓光荣，原来与导演岑建勋同属最早期的黄雀策划人。六哥又赞扬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义薄云天，当年全力支持民运人士。
香港正义连线、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南方民主同盟等组织昨午在旺角行人专用区，举行了「纪念六四、感谢黄雀行动」论坛，邀得陈达钲在港首度讲述前线营救的难忘往事。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许多涉及的人物、细节，多年来一直没有曝光。正义连线顾问甄燊港先在论坛表示，黄雀行动有许多幕后英雄，当中不乏娱乐圈中人，「电影界嘅名人一个姓岑（岑建勋），另一个大家一直都唔知，人哋叫大哥嗰位，阿大哥荣呀。」他续称，许多香港人背后出钱出力，「20年嚟佢哋唔要名、冇人知，呢份光荣，系呢班人应得嘅。」
陈达钲在论坛后接受记者访问，进一步透露艺人营救民运领袖的功劳。六哥透露，邓光荣在六四后透过朋友高世昌联络他，游说参与营救工作。「邓光荣先生同岑建勋都系黄雀行动嘅策划人之一」，但他没进一步透露两人策划过那些行动。
赞邓光荣富正义感
陈又忆述，邓光荣的正义感、爱国情怀、对六四的悲伤无可置疑，「我哋大家都好伤心，好唔理解中共点解要向学生开枪！」大家理念相同，一拍即合。他指邓光荣以个人身份参与黄雀行动，没受任何势力影响。
毕竟是一宗敏感事件，现年63岁的邓光荣昨接受本报查询时，先反问记者「系边个咁讲 」之后着记者「问返佢哋啰，我唔知呢啲嘢」，不愿多谈。记者追问他在黄雀行动的角色，邓光荣说：「俾你问到一头雾水，我冇参与过。」记者再问他对黄雀行动的看法，他说：「唔好再烦我，我唔讲呢啲嘢。」
据了解，当日营商的陈达钲、邓光荣、岑建勋、高世昌，以及一名姓李的小商人，在尖沙嘴海运大厦一间酒店共商大计，会面历时个多小时。陈达钲因生意关系，与走私客有来往，能控制多部「大飞」、货船，因此担当前线营救的指挥工作，曾成功救出133人，包括学运领袖吾尔开希、王超华、知识分子陈一谘、严家其、苏晓康等人。
阿梅捐钱支持营救
陈达钲昨日还特别点名称许已故歌后梅艳芳在民运事件中表现正气、义薄云天，在游行、「民主歌声献中华」及其它演唱会中，出心出力支持学生。据了解，梅艳芳在六四后已知悉陈达钲在黄雀行动的角色，她亦有捐钱支持营救工作。民运圈中人士指出，梅艳芳对民运及营救工作的参与及投入程度，比邓光荣更深入，但细节目前仍不能透露。
甄燊港表示，披露邓光荣的身份前，没跟他「打招呼」，昨日讲出事实，只出于一份敬意，「佢系热血男儿，呢个系应有嘅光荣。」他指出，黄雀行动有许多无名英雄，「好似《前哨》总编辑刘达文咁，游水偷渡嚟香港，啱啱攞到身份证，妻儿仲喺东莞，一声令下，佢义无反顾帮手救人。」
四名黄雀葬身大海
无名英雄，还包括四名葬身大海的救人英雄。陈达钲说，两名兄弟驾大飞回航时遇上浓雾撞水泥船丧命、另外两人遭公安追捕加速推进结果引擎着火葬身怒海。六哥付了每人50万元安家费给死者的家人。出席论坛的百多名市民即时站立，为民运死难者及牺牲的黄雀默哀一分钟。
黄雀行动在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直至97回归前才正式结束，共救出约300人。营救行动最初由陈达钲负责，朱耀明牧师等人负责幕后策划及支援。89年底，黄雀营救陈子明、王军涛误中公安圈套，三名港人被捕，陈达钲被逼北上跟公安高层谈判，澹出黄雀行动
http://wanyizhong.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3666.html
陈达钲：说出黄雀行动真相为时过早
2010年5月29日中午，严家祺在纽约布鲁克林家门口迎接和拥抱了六哥，夫人高皋在楼上准备了一桌佳肴，拿出了珍藏的XO，为人称六哥的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举办家庭团圆午餐会，席上，不抽烟的严家祺还陪烟瘾很重的六哥抽了他这一辈子的第二十支香烟。
近来因病很少露面的陈一咨陪同六哥到严家祺家，住在外州的的苏晓康则透过电话向六哥问候致意。18年前，陈一咨严家祺和苏晓康都是中国名人，陈一咨严家祺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陈一咨是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苏晓康是80年代末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人。
此刻在六哥面前，他们昔日的这一光环被另一个身份替代：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通缉，因香港黄雀行动获救而流亡海外。在饭桌上，他们频频向六哥举杯，在纽约如梦的相聚中感谢六哥在危难时的救命之恩。严家祺在把自己的新著《霸权论》送给六哥时感慨如果没有黄雀行动，自己恐怕会在中国坐牢，至今还在受难，何谈在海外继续写作。严家祺说：“在那种情况下，救一个人都不易，何况救出133人。有朝一日，如果可以出陈达钲传，其传奇故事必将风靡中国。”陈一咨认为：“六哥救出了一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功不可没。”身处为众人窥视的黄雀行动真相的核心，六哥平静地告诉多维：“现在说出真相，为时过早。”
六哥其人
27日午夜，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陈一咨、严家祺、项小吉和常劲等被六哥营救出来的人打出了欢迎“香港英雄、著名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先生”的横幅，告知在美华人一位传奇人物的到来。
江湖上人称六哥的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家中，陈达钲在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故称六哥，与他共同参与了黄雀行动的弟弟陈达钳则被称为老七。这个大家庭的众多成员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尽管是大名鼎鼎的黄雀行动总指挥，因为行事低调，即使在香港，六哥走在街上也并不为人熟悉。
生于1944年的六哥籍贯江西，在那里的一所中专读完输变电专业之后在赣南工作了八年，后来调到广东肇庆，在广东新华印刷厂做办公室主任。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被送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在要求平反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在1972年偷渡到了香港。同是偷渡客，六哥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是，别人在偷渡成功后高兴还来不及，他却朝着大海大哭了一场，因为他觉得人都有两条生命，一是政治生命，二是世俗的生命。偷渡香港，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完结，但他认为自己绝不是叛国，只是中国错误路线的背叛者。
为在香港谋生，他干过多种职业，如小学教师、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在一家大的电器公司做电器高级技工，再后来又被聘请到非洲做电器工程师。在六哥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大陆也开始改革开放了。他说：“祖国开放了，我也可以回去了，真心感觉中国有希望。”
不久后发生的89年学生运动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甚至从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对学生的容忍中继续看到希望，六哥也抱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政府比过去开明，绝没想到后来会开枪镇压。六四之后我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我把七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六四事件发生时，六哥拥有很多生意，有自己的酒店和娱乐公司，事业蒸蒸日上。十八年后的今天，六哥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意：“差的一塌糊涂，在生意上，我不知道怎样发财，也不知道怎么倒霉。借给朋友几千万，都要不回来，造成了我目前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使我在生活之外，无法有更大的作为。”
造成生意上的失败，六哥一是认为自己错交朋友，二是因为在96年意外遇袭，他整个右脑被刀砍伤，在医院昏迷七天七夜之后才活过来，但右脑脑组织坏死使得他反应和行动迟缓，左手也出现萎缩。关于受伤时的情形，六哥告诉多维：“当时我在一家饭店吃饭，里面的两伙人打斗起来，我正准备离开，一方误以为我是对方人员，在大门口将我砍伤，这次事件完全是意外。”
让六哥坚信这是意外的，是因为伤他的人托人找到他问如何处理，六哥说永远不想见到他，并让他远走高飞，逃离警方的追捕。“我给了他一些钱，让他远走，我认为不知者无罪。”
六四事件十八年后，六哥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六四时我确实不解，现在想起来，政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出这一下策。万幸的是，六四以后，国家没有退步反而进步。我觉得六四首先挽救了共产党，共产党比过去更聪明了，它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一步步在进步。通过六四，共产党知道了人民需要什么，于是后来有三个代表，现在又有和谐社会一说。这些进步，都说明了六四的意义。”
自以为深受共产党正统教育的六哥，很高兴看到18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坚信自己黄雀行动的意义，每年六四他都会去香港的纪念活动现场，静静地在一旁坐下，丝毫不引人瞩目。“我对中国政府的希望就是他们早日理解六四运动的意义，早日为六四平反。”
六哥一再强调自己为人的低调：“事情是大家做的，我不愿意一个人发言，让人觉得是我一个人在出风头。我的行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具备条件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我的条件比别人好一点，我就做了，所谓好就是第一我对六四有不同的看
法，第二我认识很多走私的朋友，了解海上通道，否则无法成事。”
香港影人曾以六哥为原型拍摄电影《秘密通道》，其中俩兄弟一个被杀，一个被抓。六哥笑着对多维说：“实际情况没那么惨，我和我弟弟都挺好的，老七还在香港做生意。”
尽管人们一再提及行动的重大意义，六哥认为黄雀行动也是为自己而做的，是为自己的良知、为正义、为民族和国家而做。至于目前写作这个题目，六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讲假话没有意义，讲真话还不到时候，因为在行动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们，他们身处党政军各部门，真实地写他们，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六哥是个重情之人，他一直保存着黄雀行动的十八张计划纸，甚至还把苏晓康等四人逃离中国时使用的拖拉机厂的假证明保留在香港。感情与原则孰轻孰重，他对多维说了一个故事：“91年在与北京高层会晤时，我问了一个问题，是原则重要还是感情重要，他们回答说原则。我说错了，感情在最高层次上一定高于原则。我举了两个例子，关云长与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却义释了曹操，关云长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感情重于原则；另一个是林彪外逃，毛泽东只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并没有把他打下来。这一切都证明，感情在最高层面上，战胜了原则。”
由于重义气，六哥十分看重自己在香港的江湖地位，他告诉多维：“就是在现在的香港，我也是人强马壮。但我很低调，我明白六哥的时代正在过去，我只是想把往后的日子一步步平平安安过下去，不想有大的作为。”
这种平安无为的心态，也让六哥首次在美国的曝光之旅平淡无奇，5月27日午夜抵达之后，他只有一些私下聚会，和在哈佛的一场公开活动。在纽约他和朋友们一起去参观自由女神，严家祺甚至建议他徒步在百老汇和时代广场行走，一如一名最普通的观光客。6月6日凌晨，六哥将离开美国。
黄雀行动的开始和终结
5月29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中，严家祺兴奋地拉着陈一咨在电脑网络上察看各自在美国家中的卫星图片，作为流亡者，他们也察看在北京原来居住房子的卫星图，严家祺找到了中南海的卫星显示图，他指着图中的一所房子告诉陈达钲89年李鹏家就住在这里。
严家祺对多维记者形容自己过了两世，一世是在中国受限制的人生，一世是在美国心灵自由的人生。而这两世的分隔点，就是六四之后的逃亡。他在06年出版的《生命树的分叉》第一章中，这样描述了这场当时并不知名的救援行动：“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那里了解到什么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并不关心运送的人是谁。在我逃出中国后，我仍想弄清楚逃亡过程。”
当时的救援行动并没有名称，后来传遍世界的“黄雀行动”一词来自91年香港电影演员岑建勋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为时半个小时的一次访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被六哥形容为“营救行动第一功臣”的岑建勋“灵机一动”，引用了中国的成语“螳螂捕禅，黄雀在后”来形容两年前的那次紧急行动。六哥认为有名字只是好听而已，关键是做事情。说到岑建勋和自己工作的区别，六哥告诉多维：“他是背后的策划者，我是前面的行动者，直接面对危急中的逃亡者。”
严家祺当时也身处危急之中，他对多维回忆说：“从89年6月4日早上开始，5日和6日那几天，中国情况混乱，政府抓到和民主运动有关的人就要杀掉。政府狂捕滥杀，有人当时被就地处决。我们都怕被抓，不逃不行。二十天之后，胡来的情况稍微好转，但是还继续抓人，这种胡来，就像在伊拉克的情形一样。”
说起如何发起这次行动，六哥说有朋友找他商量：“大陆政府正在大肆搜捕，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位朋友问六哥是否愿意站出来帮帮忙，六哥回答“无所谓”，在这一声无所谓之后，六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来，接受了朋友的邀请。
六哥说：“我们从支联会得到了需要救援人员的名单，联络的地址和电话，我们的手法就是用快艇把他们带到香港。”六哥得到了一些拥有快艇的朋友支持，这些人原来就拥有俗称“大飞”的大功率快艇，用于走私一些大陆紧缺的商品，除此之外，他们还熟悉在南中国海中如何避开警方的搜索。
六哥说：“整个救援过程是得道多助，其中涉及他人的方方面面，因时机未到，不便讲出来。我当时负责从支联会获取资料，每天在办公室指挥调动，分派任务给我下面的小兄弟，我的亲弟弟陈达钳也在最前线。我当时有一个本子，上面记载着逃亡者的名单，每写下一个“正”字，就表明有五个人成功出逃。那时我们的努力延伸到了全国，从华南到华中华北，一直到西北，最远派人去到了兰州。”
陈一咨也是被六哥救出，他在严家祺家里回忆说：“我7月5日离开海口，9日到香港。六哥把我救走之后，从7月10日开始，仅海口就在三天内抓了4千外地人，政府想从中抓到我。因为李鹏在全国派了四百名特工人员抓我，李鹏亲自下命令是活的死的都要，务必将陈一咨缉拿归案。尽管我当时不想出来，但不出来，根本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六哥投身于其中的黄雀行动，六嫂毫不知情，还以为他每天忙碌于生意之中，直到91年BBC电台采访岑建勋使行动首次曝光之后，她才知道六哥也是其中成员。“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让女人知道，一来让她操心，二来如果她们嘴巴不严，我们还能做什么。干这种事情嘴一定要密，一保护自己，二保护朋友。”
救援行动具体参与者不但要驾驶飞艇在海上飞驰，有时还要帮逃亡者化妆。尽管他们海上经验丰富，但在行动中，六哥还是有四名兄弟死于撞船事故之中，而每一次六哥都自掏腰包为死者抚恤。
据六哥回忆，这项救援行动开始于89年6月中旬之后，中止于当年年底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六哥的两位小兄弟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中了中国警方设下的圈套，使黄雀行动嘎然停止。
六哥告诉多维：“在行动前后，港英当局没有联系过我，有外国的敏感部门向我招手，问我是否有必要离开香港，我说没有必要。”
外界盛传为了营救黎李二人，六哥曾单刀赴会，只身前往北京与高层谈判，最终导致二人获释。对此，六哥告诉多维：“单刀附会之说太传奇了，没有这么回事。实际情况是，黎李二人为了我坐牢，不救他们出来，我如何在江湖上做老大。于是我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北京高层，实际上我做了一个妥协，我答应中国政府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我的妥协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给事件做了一个了断。可能有人说，六哥向共产党投降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支联会想法营救黎李二人，半年没有结果，我妥协后，他们获救了。”
但六哥告诉多维，自己的妥协得到了支联会和岑建勋的理解和同意。随后的北京会晤，六哥说大概发生在91年左右，至于他见到了哪位官员，是否当时的公安部长陶驷驹，六哥只对多维表示“见到了公安部的高层，具体是谁我不想说”。但六哥透露这次北京之行有过不止一次会晤，有的在酒店，有的是公安部安排的聚会。
六哥告诉多维：“我不了解中方答应与我会晤的背景，但我当时提了三点，一是让我回来可以，必须保证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三是请释放我的两位小兄弟。中方对我很开明，他们说只要是爱国的，有共同语言，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会晤之后不久，六哥被通知进京，得知事情正在办理之中。半年后，六哥赴广东的监狱迎接获得无条件释放的黎李二人。两位小兄弟的获释让六哥感到安慰，他告诉多维：“此事在世间少有，一位主犯去监狱迎接两位从犯，并且受到礼遇。”黎李二人获释后，六哥给每人十万元压惊，他们目前一个在香港打工，另一人做了小老板。
在会晤之后，无论是回大陆做买卖还是探亲访友，六哥都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最初回大陆时我还有点害怕，但我想，共产党不会搞阴谋，我相信他们让我回去，就不会把我抓起来。因为他们要搞阴谋，在香港就可以把我干掉。”
至于有媒体报导说在2000年，六哥曾受到中国军方人员的恐吓，六哥向多维澄清并非如此：“事情是一位朋友有事，我去帮朋友处理商业纠纷，对方说自己是军方的，我说军方我也不怕。应该说是一个误会，这事与黄雀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在六四事件18周年之际，六哥在回顾历史时告诉多维：“尽管89学生运动以政府武力镇压告终，但六四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株连最少的一次运动，以前历次运动受株连的情况都比六四严重。”
尽管六哥认为六四事件株连甚少，但为了一些人的安全起见，他至今不愿意透露行动的真相和细节。在与多维记者访谈20分钟后，六哥突然打住了话题：“你是我十八年来交谈最多的记者，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就是整个的计划，我说过我不愿意写历史，你不要把我推上断头台。”
赴美的一波三折
六哥前后五次来美，上一次顺利入境美国是在1998年，那一年他来到旧金山为姐夫奔丧，只逗留了很短时间，没有与家人以外的人员联系。
06年10月，陈达钲在加拿大多伦多给陈一咨打电话，表示想来美国看看老朋友。陈一咨等人立即在纽约组织活动，准备欢迎首次公开在美露面的黄雀行动的总指挥。与此同时，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陈达钲被美国移民官员留下问话，同行的姚先生则顺利登机。
对于当时的情形，陈达钲回忆说：“在拿到登机牌之后，移民官请我到办公室里，说我的签证有问题，不让我登机。但我原来拥有美国的永久签证，在离港前我还询问过美国驻港领馆，他们回答我签证有效。在机场里，我和他们大吵大闹，但无济于事。他们告诉我911以后，永久签证取消了。”
无法进入美国，陈达钲回到香港，准备重新申请赴美签证。07年3月底，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年会”给陈达钲发出与会邀请，陈达钲拿着邀请信去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申请签证，结果被拒。
消息传回美国，陈一咨认为这一再被拒其中定有文章，他不清楚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但内中的蹊跷让他想探个究竟。不久，美国国务院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含含糊糊的解答，说是被六哥救出来的人中有人在美国有不端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六哥被怀疑与之有关。陈一咨说：“我赶快打电话给六哥，问他在香港究竟有没有犯罪记录，六哥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没有任何黑社会背景，什么都没有。”
在陈一咨把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告知后，六哥回答：“笑话，我当时在前线救人，救出来之后，人都被港英政府和一些香港组织分送到各国，他们去了哪里我都不知道。”这一次，陈一咨还向六哥核实了被营救出来的人员数目：“听说六哥救了120多人，香港共救了180多人。”六哥回答：“不对，共救出133人，都是我在一线指挥救出的。”
陈一咨将了解到的情况写信告知美国国务院，说陈达钲先生在一线救出的人中包括自己、严家祺、刘再复、苏晓康、孔捷生、苏炜、吾尔开希等在中国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希望美国给予陈达钲签证。之后，陈一咨还是被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告知“情况很复杂”，因为他们怀疑陈达钲和犯罪活动有关。
陈一咨转而救助于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写信请他帮忙。黎安友有一名学生在美国国务院主管这项工作，黎安友写信给该名弟子表示相信陈一咨在信中所述内容的真实。与此同时，陈一咨给美国驻港领馆写信，附上了黎安友给学生的信件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发给黎安友的一封信。
在这一系列的信件往来反复斡旋之后，陈一咨让陈达钲再次前往美领馆，试试运气。4月初，陈达钲再次去到美国领馆，移民官员在看完材料后告诉他以前是误会，给他签发了十年签证。
成功获得签证后，陈一咨催促六哥尽快来美，以免夜长梦多，再次被拒入境。陈一咨说：“因为六哥已经被美国两度拒绝入境，肯定是上了黑名单了，是否真的被从黑名单上祛除，就看这次能否顺利入境。”
5月27日晚8点40分，六哥乘坐的飞机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大多数乘客离开之后，六哥才在午夜12点出现在欢迎的众人面前。原来在入关时，六哥又被美国移民官员留下询问。在第二天的纽约华文媒体报导了六哥在机场被问话一个多小时的新闻之后，六哥告诉多维：“没有那么久，只是等候问话排队的人太多，一个个轮过去，真正向我问话不到五分钟，他们问我做什么生意，为什么来美国，还问我是否认识照片里的人。”
原来为了使六哥在这一次能顺利入境，陈一咨将自己和里根总统夫妇、和新上任的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女士的合影照片传给了六哥，在问话时，六哥向移民官出示了这些照片，但却无法回答佩洛西是谁。六哥告诉多维：“我说女的我不认识，男的是我的好朋友。”在看完相片之后，六哥被允许入境，去汇合早已入关的同行朋友姚先生。
抵达当晚，六哥与陈一咨几乎是通宵畅谈，两人抽了一宿烟，到天明也无法入睡。陈一咨说：“六哥睡不着啊，一是见了这么多老朋友，二来这次成功来到美国，看到自己的名字从美国的黑名单上被取消了，也很高兴。”
对于六哥赴美经历的一波三折，严家祺认为不必过于追究，因为结局是六哥入境了美国并受到了热烈欢迎，就已经说明问题不成为问题了，何况这点波折与他一生中救了133人的大事相比，无足挂齿。
然而这些风波也曾让六哥在来回奔波中发出感慨：“好人难当啊，共产党限制我，在美国我又上了黑名单了。”
http://www.kanzhongguo.com/print/295755
黄雀行动策划者陈达钲：永不后悔
黄雀行动策划者陈达钲
1989年六四枪响，不少学生和知识分子四处逃亡。在海外人士帮助下，不少人通过秘密渠道来到香港，继而转往西方国家。十多年前，这个救亡行动被称之为"黄雀行动"，主要人物也逐渐浮出水面。六四2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黄雀行动重要策划人物之一--香港商人陈达钲。
*"救人总比杀人好"*
陈达钲，65岁，江西人，排行老六， 在香港，人们都叫他六哥。(现在年纪渐增，也有人叫他六叔)。1972年，陈达钲28岁从广州偷渡来香港，到1989年已在商界和地下社会享有一定知名度。
六四镇压后，中国当局开始通缉在逃的学生和运动积极分子。香港支联会同一个帮派联系因对方要价高而转而找到陈达钲，陈一口答应下来。
六四后20年，陈达钲接受访问说，他们救出了许多八九民运人士，知名者有李录、熊焱、吾尔开希、苏炜、陈一咨、严家祺高皋夫妇、吴仁华、刘再复、苏晓康、远志明、孔捷生......
陈达钲周末在旺角一个介绍黄雀行动的公开论坛上首次露面。会前，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六四已过了20年了。我当年营救行动，我到现在也不后悔，我总觉得，救人总比杀人好。"
项小吉给陈达钲的感谢致词
据对黄雀行动有深入了解的香港民主促进会长甄燊港说，六四后9个月里，陈达钲他们一共救出133人，动用工具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还有走私快艇，动用人士包括江湖豪杰黑社会老大，甚至包括广东武警人员(广东武警总队7支队(珠海)，六支队(深圳))。
参与营救行动的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曾告诉美国之音，蛇口边防武警一个班当年是救苏小康出来，后来因为陈达钲派出的人在广州出事被捕，这个班的人很紧张，担心此人受不了严刑逼供把他们招供出来。他说："结果，整个班就开着快艇，连同重机枪一起撤退到了香港，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到了英国庇护了。"
香港电视记者陈润芝在其书《六四20》中说，陈达钲9岁戴红领巾，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共产主义理想，刻骨铭心，根深蒂固，至今无法摆脱。"他对美国之音说，暴力镇压人民的政府是不对的。他说："一个用枪支镇压人民的政府是应该反省的。尽管它现在有点进步，但远远没有达到人民的要求。"
*"没出卖任何人"*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夜路走得多，难免遇到鬼。1996年，陈达钲被不明身份人士连砍多刀，至今左臂和左手功能丧失许多，近似残疾。近年来，海外有人说，陈达钲后来妥协了，背叛了民运事业。
陈达钲拖着左臂对记者说，他的确是在1991年停止了黄雀行动，到北京见了公安部高级官员。他说："我去主要是妥协，因为他抓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放我的人，我才要去妥协，答应今后再不给他们对着干。但不管怎么说，我没出卖任何人。"
1989年10月，1990年初，陈达钲手下两名弟兄黎沛成、李龙庆先后在广东营救王军涛、陈子明"失风"被捕，分别被判处4年半和4年徒刑。陈达钲北上北京同公安部达成协议：中国放人；陈达钲停止黄雀行动。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陈达钲2007年开始在露面后，一直有人说，所谓黄雀行动根本就是中国公安部和高层策划的，对此，陈达钲说：没有这么回事，绝对是胡说八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有人说：所谓黄雀行动有美国中情局和其他海外情报机构插手，陈达钲说："也可能有小小参与，但是我不知道。"陈达钲说，他们这次营救行动大概花了一千万港币，主要是支联会提供的。
*从未有过黄雀行动？*
针对黄雀行动和陈达钲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曾询问了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他对美国之音说，20年来，他一直不对此事发表评论，因为时间未到。他说："对这个事情，我从来都是不表示意见的。等到了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说。我现在只说一句话：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就去做。"
不过，司徒华也谈到了黄雀行动所花费的一千多万港币，他疑惑地问道：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记者说：说是你们支联会给的啊。司徒华说：我可没这么说。
至于说，所谓营救行动是"北京高层和公安部国安部统一安排的，起码是他们默许的"，司徒华对这个问题颇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理解有人又被抓了呢？"
罗海星第一天于广州出狱
同李龙庆、黎沛成前后脚被捕的香港商人罗海星不仅不承认是公安部安排的黄雀行动，他根本就不认为当初曾有过一个黄雀行动。他说，从逻辑上来说，这是说不通的。他说："这个讲法不妥。当时听说是取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那你这个黄雀、螳螂和蝉的关系如何解释？共产党这个螳螂，难道给你这个黄雀咬掉了吗？"
罗海星说，他参与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完全是出于对流亡者的同情和对镇压的愤慨，基本是都是单枪匹马行动的，只是在深圳海关被捕后，当局才把他和李龙庆、黎沛成并案处理，说他是头目，李龙庆、黎沛成是手下。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李龙庆和黎沛成。他说，而当局判他徒刑，却拿不出任何人证物证，只有一张没有名字的深圳到广州的火车票。
陈达钲他们搞的黄雀行动历时9个月，救人133名，损失"弟兄"4名，两人是快艇完成救人任务返航时大雾中撞上水泥船，当场死亡，两人是快艇救人遇上中国巡逻船，高速逃亡，失控翻沉，遇溺而亡。陈达钲每个死者给予50万抚恤金。对于坐牢的弟兄李龙庆和黎沛成，每人给予10万压惊费，支联会每人出1万，陈达钲出9万。
罗海星说，他因为是"单打独斗"，虽然也在中国坐了几年牢，却没有人给他任何"压惊费"。不过，据他听李龙庆黎沛成说，他们的压惊费是支联会出的。
苹果日报曾报导，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曾为天安门学运出钱出力，但是，他"从未参加过黄雀行动"。他说，也有人找过他要求帮忙，但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公安的"卧底'，所以没有答应。
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曾捐出相当三个月的工资1万美元支持台湾策划的黄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