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将往彭德怀头上扣纸篓说起，介绍66军参谋长刘苏的传奇人生

    66军中将政委王紫峰无疑是个老资格，参加过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在朱德面前挂了号。

    王紫峰出名，却是因为文革期间，彭德怀元帅遭受批斗，王紫峰竟然把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并动手殴打了彭德怀。彭德怀愤懑不已，对王紫峰大声呵斥：“你在朝鲜打了败仗，本来应该被枪毙！” 据说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王紫峰所在部队由于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由此结下了“梁子”。

本文无意探讨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只想从66军在朝鲜战场开始，介绍一下66军参谋长刘苏的传奇人生。

   66军隶属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应该是贺龙，聂荣臻的部队。1950年10月，作为首批入朝部队，66军因不同于其他入朝的四野各军（以十三兵团为框架），理论上66军归志愿军总部直属；当时军长为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参谋长刘苏。

   第66军首战发生在行军间与美24师、英27旅遭遇，苦战3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因敌军突然撤退，66军失去歼敌机会。

    具体情况是，第66军辖196、197、198三个师。在第一次战役中，美24师一部在飞机掩护向黎邱洞、黎下里一线198师一部阵地发起攻击。英27旅在坦克掩护下向纱帽岩196师阵地展开进攻。198师一部在白云洞阵地打退美24师五次冲锋。197师在中场里毙伤敌20余人，击毁敌汽车四辆。196师冒雨急行军往宣州、定州堵截英27旅，但当进至宣州时，27旅已逃。66军因斩获甚微，受到彭总批评。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严厉批评了第66军。责成第66军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少数干部行动迟缓，犹豫畏缩，指挥位置靠后，怕死、怕苦，指挥不力，执行命令不果断坚决的问题，严肃处理了26名干部，对情节较严重的给予了纪律处分。

   1950年11月17日，66军党委在青下里召开扩大会议，刘苏作了发言，分析了失误原因：仓促入朝，身处异国，地理生疏，装备落后，供应困难。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部分指战员怕死，怕苦，怕飞机，怕坦克，怕大炮。个别干部离前沿太远，判断敌情不准确，执行命令不坚决，使用兵力不当，迂回穿插不力，行动缓慢，以致失去战机。

   第66军军长萧新槐作了检讨，初战未打好，主要是全军上下思想上无充分准备，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着“怕飞机”、“怕坦克”、“怕炮火”的“三怕”思想；再加上长途行军供应困难，部队情绪不稳定。在执行战斗任务中，侦察不力，判断情况不够准确，使用兵力不当，部队穿插迂回不力，行动缓慢，未能抓住战机，但也给美军一定打击。

   政委王紫峰说：我本人生来就不会打仗，只是仗打多了，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的经验多了，取人之长，补 己之短，学会了打仗。对于那些给予处分或提出批评的同志，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千万不要歧视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在战争中锻炼，在战争中 学会打仗。

而参谋长刘苏，在此战中的表现却可圈可点。

    第二次战役，66军第196师在开进途中与敌遭遇，该师迅速占领制高点，控制道路，歼敌一部。第198师一个团抢夺大宁江桥，歼敌一部。第197师一个团迂回断敌后路，由于侦察不细，判断失误，使用兵力过少，担任正面攻击的一个团采取平推战术，未能抓住战机，使敌迅速撤回。刘苏认为6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虽然完成了任务，但离要求还差很远，采用平推正抗的战法，忘记了我军迂回包抄，猛插两翼，侧击敌人的传统战法。部队还存在急躁、恐美、怕死、怕苦的思想。王紫峰在66军继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第三次战役，第66军首先突破叁八线，攻占华岳山，瓦解了敌中线防御体系。66军攻占春川、洪川，直出横城、原州，进抵三七线附近，激战5昼夜，歼敌3205人。

1951年2月，第66军参加横城反击战，担任防御任务，毙伤俘敌5062名。第66军入朝作战近半年，歼敌15328人，战绩辉煌。彭德怀说，第66军一次比一次打得有进步，越战越强。

1951年4月，第66军奉调回国。王紫峰后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彭德怀倒台后，文革期间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但是，彭德怀却唯独青睐刘苏，1951年6月调刘苏担任67军参谋长，二次入朝，指挥第67军参加了1951年的秋季防御战、金城反击战。。他是唯一一名两次赴朝、连续五年作战的军级以上干部。刘苏撰写过许多军事研究文章。我们也许看不太懂那些军事文章中战术战略、围兵布阵的大略，但还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刘苏的善战能战。几十年后，当年六十六，六十七军老同志都已是古稀之年，坐下来撰写朝鲜战争军史的时候，他们的这一句感慨最能说明问题：“刘参谋长呀，没有你，我们在抗美援朝中都回不来啦！”

    刘苏深入67军各个阵地细致观察，认为防御工事还是浅纵深的，无法抗击敌人的连续攻击。经过研究，决定构筑纵深为27公里的阵地。针对敌人以大规模的坦克集团进行割裂我军阵地的作战，即“坦克劈入战”，刘苏制定措施，一是改造地形，建立反坦克阵地，组织反坦克演练；二是在敌坦克楔入危险最大的地方，普遍埋设反坦克地雷。这些措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1年10月13日至25日美出动280多辆坦克向67军阵地发起攻击，每天发射炮弹5至10万发，出动飞机100至130架次，这是朝鲜战场美军出动坦克最多的一次。

    67军把防空洞和设计掩体串联起来，在防空洞挖到一定深度时拐个弯儿，此举不仅可以减轻敌炮火冲击波的破坏力，更能有效地避免敌机的轰炸。这种“马地形坑道”经过改进，集疏散、隐蔽、防空、防毒、防炮、防雨为一体，而且便于观察和射击，组成了四层火网。67军的6个炮兵营（含5个反坦克连），各师、各团、各连队的反坦克队、反坦克小组，使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反坦克手雷，以及设置障碍，埋设地雷等多种办法，经过10昼夜激战，使敌人仅仅推进了6至9公里即被阻住，共杀伤敌人2.1万人，击毁敌坦克39辆。

    67军采取步、炮、工兵密切协作，将火炮、反坦克出击和工程障碍相结合的作战方法，使敌人遭到重创，此后敌人再未敢使用坦克。

    抗美援朝是一场无比凶险惨烈的大决战，它的最后胜利是上下一心，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结果。它证明了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具有抵抗世界上最强大敌人的能力。

 

    刘苏，1913年出生，山西省应县人。刘苏生于贫苦人家，父亲是卖豆腐的。他曾就读于本村初小四年，每年成绩都是排第一。还上过二冬私塾。14岁时，因家贫，刘苏到出家的爷爷所在的五台山南寺当侍职。后来，住在五台山的阎锡山炮兵司令看他聪明好学，眉清目秀，让他给自己当了勤务兵。这个炮兵司令后来升任阎锡山的参谋长，在他的帮助下，刘苏1928年考入北方军官学校，并加入国民党。

1931年毕业后，刘苏在晋绥军第66师见习，任司务长，后升任少尉排长。

1936年，刘苏晋升为上尉。同年考入南京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蒙古科。

1937年春，刘苏感于国难当头，遂弃去晋军军职，到张家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兵运活动，参加了战动会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察绥军副官长。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刘苏组建察绥游击支队，后任晋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察绥游击军第1支队支队长。

1939年的一次战斗中，刘苏冲锋在前，抱住了一个敌兵，敌兵拉开了手榴弹，是警卫员把他按倒在地上，才得幸免。

1941年2月，刘苏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察绥支队支队长。

1942年9月，刘苏任第1军分区雁北支队支队长。

1943年9月起，刘苏任第12军分区第11区队区队长、冀晋军区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第5军分区副参谋长、绥东纵队司令员。

刘苏十分好学，颇有战名，《抗敌报》曾称雁北支队为“晋察冀西北角的一支铁军”。

抗战胜利后，刘苏任冀晋军区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2旅副旅长、1旅副旅长、华北军区第1纵队副参谋长。

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第1纵队改编为华北军区第20兵团第66军，刘苏先后任第66军副参谋长、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刘苏还参加了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战斗。并亲自指挥部队解放了他的家乡山西应县。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刘苏协助组织，通过做被俘的阎军第33军中将军长沈瑞的工作（沈与他为同乡、同学），策动沈部71师起义。在太原市攻城战斗中，首先冲上太原城头的是由雁北支队改编的589团。

  1955年回国后，授大校军衔。1957年，刘苏任军事学院军事科学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刘苏干的活有点像蔡铁根大校，大概有知识有水平的人都任职训练部门，两人的性格也极相似，宁折不弯。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刘苏参加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写了一张替彭德怀鸣不平、反对整彭德怀的大字报，题为《敬告反彭总的人们》，贴到怀仁堂。他在讨论会上为彭德怀辩解，第三天就被免去训练部副部长职务。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斗一周，回到家仰天大笑，不省人事。

   1962年，刘苏降职为师级，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2所所长，即后来的沈阳飞机发动机研究所。他虽身处逆境而意志不衰，他在诗中写道：“明月在浊流，不改月色清；孤松盘曲径，不改松性贞。”到所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初建工作。他说“我不懂技术，给你们当条件所长”。为建立试验基地，他到处奔波。他多次强调:“出了发动机就是最大的政治” 对于一个科技人员来说“不懂数学是全文盲，不懂外语是半文盲”。应该“在专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他本人也不甘心于外行，努力向专家学习，钻研业务。很快掌握了发动机基本标准。由于全所一致努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建成了颇具规模的试验基地，上了三个发动机研制型号。出现了“早晨书声一片，晚上灯火辉煌”的热烈局面，所里人后来称这段时间为“黄金时代”。

   1964年，刘苏晋升少将军衔。刘苏没有受到彭德怀的牵连，大概因为当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是贺龙。刘苏后来长期在国防军工部门任职，可能也与他是聂荣臻的老部下有关。可见，刘苏的战才干才，在贺龙，聂荣臻头脑中都留有印象。

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刘苏受到了更大的摧残和迫害。从1968年以后，被戴上“大特务”、“三反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大帽子，专政五年。一次次批判，”喷气式“‘耳光”是家常便饭。为了逼他承认是“隐藏了31年的国民党少将大特务”，对他审判了三次，每次为期4昼夜的“车轮战术”，4天4夜不让他睡觉，罚跪，罚晒，罚冻、“狗吃屎”，皮鞭抽等等都用上了，但他面对暴力而不屈服，在文字上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特务”。没有写过不符合事实的旁证材料。并怀着满腔愤怒和高度的责任感写出十七万字的上告信，批驳谬误和诬陷，澄清事实明是非，表现一个将军应有的气节。面对“多少 忠贞士，残酷遭浩劫”的局面，他发出了“凉烈朔风今又是，魔降人间”的控诉和呐喊；在那“大雪漫辽原，白遍关山”的岁月，他坚信“别开天地辟新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终将到来。

“文革”期间，刘苏被关押五年，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他曾吞食玻璃碴自杀，后又撞汽车自杀，被司机认出刹住了车。

   1973年，刘苏任国防科委第29试验训练基地副司令。后人回忆说：他敢承认自己是外行、是大老粗，虚心向搞气动的同志学习，那股钻研劲儿让年轻技术人员们也佩服。大冬天他坐大卡车到几个研究所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技术人员汇报工作，他不让到机关来，他跑到下边去。他说：“他们坐车不方便，颠去颠来太受罪。”

刘苏到基地时，正赶上一大批风洞建设的关键时候，每次到现场去，刘苏总用一个小竹篮装一瓶五粮液和煮熟的鸡蛋。车一到现场，他老远就把手从卡车的驾驶室伸出来，向工地上的技术人员招呼。怕别人不吃，他把鸡蛋敲破放在每个人面前，把酒瓶盖拧开。别人吃的时候，他自己拿出煮熟的土豆吃，他是山西人，说只要有土豆吃就行。鸡蛋吃完，酒喝光了，技术人员们讨论技术问题，刘苏躲到一边去卷烟抽，他说自己不懂，又怕在一起技术人员们有顾虑，谈问题放不开，所以躲到一边。等谈完了他又凑过来，问：“还有啥困难？我给你们跑去！”而且决不是官腔客套话，是真跑。连跑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向技术人员们交底：“妈那个*****，总算让我给跑成了！”送酒、送鸡蛋，送多了，技术人员们过意不去。刘苏则说：“过意不去的该是我，虽然是真心，可这等于用鞭子在抽你们干活呢，心里总有点……这么着吧，等我退休了，到我家里去，我请你们喝顿痛快的！”

   1978年，刘苏在被正式任命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训练基地副司令员，1981年时便离休了。刘苏走了这么多年，基地的知识分子们怀念了他这么多年。很多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间有距离、相处不好，可基地的知识分子最怀念刘苏。

刘苏喜古诗，其诗诗意浓郁，用词清越，富感染力。

刘苏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月1日，刘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著有《雁北支队发展简史》、《刘苏习作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