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然而，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国防部继续揭批彭德怀的所谓罪行，以“里通外国罪”处以死刑的内幕，却鲜为人知。
彭德怀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军委扩大会议庐山的北京延续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被撤销了国防部长和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职务，林彪接任了国防部长职务。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林彪主持对彭德怀所谓罪行的批斗。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就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会议前10天听取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诸如：“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等。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然而，会议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彭德怀的意见书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
柯庆施陈伯达林彪告御状 规模扩大斗争升级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林彪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林彪、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商量会议进程。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于是，军委发出了紧急通知：大军区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最后，实际到会人员达1070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和总部划定。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1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1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1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使大家不再相信报纸上的浮夸宣传。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眶里漾出泪，“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了起来。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傲，恐怕会招来麻烦啊!”“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的言行虽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也给彭德怀增添了麻烦。与此同时，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的邓华上将因为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也遭到了严厉批判。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消沉而紧张。很多人恍恍惚惚，神容憔悴，胆战心惊。他们为败北者的悲哀而悲哀，痛心疾首地议论着，耍枪杆子的斗不过耍笔杆子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
几天的小组讨论收效甚微，会议的气氛凉了下来。这样下去如何收场?
于是，各小组集中，进行大会揭发批判。批判会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谁发言及发言内容均经过了周密的准备。
他们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为广泛的，主要有：
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
彭德怀以雄辩的事实,对诽谤者的各种诽谤给予了驳斥。参加会议的许多将军们无不感慨：这位元帅雄风犹在,丝毫不减当年!他为共和国的诞生所作的卓著贡献令全世界瞩目!且不说他在长征中四渡赤水、二进遵义、攻占天险娄山关等战役,使围追堵截的敌人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功,单就他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机智地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性命这件事,也足使我们这个素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传统的民族中的“受恩”者报答一辈子。更何况毛泽东本人曾赋诗赞颂：“谁敢横力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揭发批判会，变成了别开生面的故事会，变成了传统教育会。它使不太熟悉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深刻的认识，使熟悉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新的认识。使误解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正确的认识。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64页。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摘不遥。周小舟建议去找黄老谈谈。
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当时气氛非常敏感，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在交谈中，他们越谈情绪越激动，特别是周小舟说现在毛泽东好像“斯大林的晚年”，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黄克诚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十分克制，一直在设法降温，“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不会错的……”
正在这时，彭德怀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西藏军区发来的等待答复的电报，他必须和黄克诚研究一下。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周小舟等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他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他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连忙告退。
彭德怀和黄克诚研究了给西藏军区增派车辆之事，各人抑制住感情，不敢再谈什么，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的气氛变得仿佛一颗火星就会引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合时宜。彭德怀赶快回到自己的住室。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听到此处，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德怀“不严肃”，“不老实”。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多次“顶牛”，毫无进展。后来，彭德怀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279页。
批判会的气氛突然变得灼热起来。其形式由开始的“对话式”，变成了“审讯式”。一阵阵的“轮番轰炸”，一次次的“重点开化”，使得彭德怀根本无法说话，刚要开口，就有人高呼口号：“彭德怀，你不要再欺骗我们了!”“你不老实坦白，休想过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历史和现实的画面在彭德怀眼前交织，在与会者眼前更迭，由清晰到模糊，由模糊到清晰，然而，历史和现实在呻吟，在淌血……
彭德怀如骨鲠在喉，虽觉不吐不快，但却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吴法宪抢着发言，这个“文革”中成为林彪死党的矮胖子，当时任空军副政委。他双手抱住麦克风，像操持一尊重炮。会场上响起了一种经过放大的鼻音很重的瓮声瓮气：“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
一语射出，全场惊愕!人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吴法宪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这时林彪气冲冲地喊了起来：“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胡说!”突然台下响起一声严厉的呵斥，宛如庞大的乐队里一支长号跑了调，把某些人精心设计的一首协奏曲搅得七凌八乱。全场无不震惊，齐把目光集中到说话者身上，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
钟伟（1915-1984），男，湖南平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师长、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率部参加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的多次重要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衔时屈居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受林彪迫害，被关押、押回老家种地,直到林彪事件爆发后,才得以平反,后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钟伟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人声鼎沸。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戳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人把敬佩的目光投向钟伟，手里却又捏着一把汗。然而，时间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并不多，局势正在急转直下。
钟伟发言过后不到5分钟，只见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卡”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直到他被押出去很远的地方，仍能听到他的高呼：“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他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他用崇敬的目光将被逮捕的钟伟送出了会场，直到那刚武不屈的身影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他们要把你押到哪里去呀?钟伟啊钟伟，你可要珍重啊!从此以后，彭德怀一直在心里念叨钟伟。遗憾的是，自从这次会议之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彭德怀当然也就再无机会见到他了。直到林彪垮台后，由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问及钟伟，“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钟伟则于1984年逝世。
“钟伟事件”被平息了，但它给会议带来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了。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嘛。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得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得好，等到识破了，挖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予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着就叫“控心战”。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加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他说，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便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判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1953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
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主义而斗争。
捏造“里通外国”罪名 险些处死彭德怀
事过不久，一个彭德怀政治生命最“攸关和致命”的罪名所谓“里通外国”，被捏造出笼了。其主要“事实”是：1、1957年彭德怀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苏联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的私人代表进行“密谈”；2、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
彭德怀一生中共出过5次国（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去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除外），分别率领5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最后三次出国时，即1957年11月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访苏、同年率领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及1959年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孙立忠担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1957年，叶剑英(左一)与彭德怀(左二)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于赫鲁晓夫交谈
曾经多次给彭德怀出国时当俄文翻译的孙立忠说：“1957年和1959年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孙立忠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把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和看法作了叙述：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下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饭店。别有用心的人说,有一个华侨曾到列宁格勒饭店找彭德怀和萧向荣（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说这个华侨是王明派来的私人代表，彭德怀和萧向荣都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其实这个华侨并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侨居在苏联的女儿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林琳是来列宁格勒饭店看望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儿，她这次也是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的俄文翻译。在军委办公厅外交秘书处工作。林秉元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来苏联，感到特别兴奋，出发前在北京有好几个晚上未能入眠，加上出发前的紧张的准备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后，双眼红肿、发炎，病倒了，没有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留在列宁格勒饭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后，偕丈夫特意来饭店看望妹妹。别有用心的人说王明派代表来见彭德怀和萧向荣并进行“密谈”，显然这是对彭德怀和萧向荣的诬陷和恶意中伤。
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问题。这又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因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在贯彻“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中产生的浮夸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等弊病，从而受到了批判。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与此同时，又有人揭发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于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外调人员曾多次找孙立忠谈话，要孙立忠揭发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事。
当时孙立忠听到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时，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与彭德怀政治生命休戚相关的的问题，孙立忠实事求是地明确回答：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会谈”，更没有什么“秘密联系”。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虽然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见面和接触，但那是礼节性的交谈。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日夜晚，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宴会，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参加了，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的还有在阿尔巴尼亚休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罗提渥。
1959年4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前往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国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访问。图为在国外访问时的留影。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尔巴尼亚为欢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了面，见面时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和交谈了几句，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都在场。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部长会议在“游击队宫”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宴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
从孙立忠的回忆证实，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场合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另外，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党代表团住在“游击队宫”，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住在“达伊特”大饭店，两个代表团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参加活动也不在一起。很明显，彭德怀不可能同赫鲁晓夫有什么“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其次，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大型代表团，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显得相当紧张，特别是小轿车不够用，两个代表团只能合用一个车队。举行参观活动时，小轿车先把一个代表团送到这一个参观地点，而后再用这些小轿车送另一个代表团到另一个地点去参观。这就是说两个代表团很难碰到一起。再说,俄文翻译孙立忠、林秉元和彭德怀朝夕相处,从未见过彭德怀单独出去见赫鲁晓夫,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单独来找彭德怀。所谓他们两人进行“秘密联系”和“秘密会谈”岂不是天方夜谭？
调查人员对孙立忠说，不对，据有人揭发，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击队宫”举行宴会以后，又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一向不愿跳舞的彭德怀回军事友好代表团下榻的“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赫鲁晓夫就跟着去那里找彭德怀谈了三四个小时。
据孙立忠回忆，彭德怀根本没有去跳舞，他是在警卫参谋景希珍陪同下回“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只有赫鲁晓夫、霍查等，还有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同志们仍在“游击队宫”舞厅里一起继续兴致勃勃地跳舞，怎么能说赫鲁晓夫去找彭德怀“密谈”去了。况且，彭德怀不会讲俄语，没有翻译怎么谈？
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是用他从苏联带来的懂中文的苏联翻译同彭德怀“密谈”的。
孙立忠对调查人员说，我们连这样的苏联翻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调查人员又说，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同彭德怀有“秘密联系”的渠道，他们两人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赫鲁晓夫知道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所以他特意从苏联赶到阿尔巴尼亚去做彭德怀的工作。
孙立忠说，这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赫鲁晓夫率领的由10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穆希金诺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等）是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于5月25日先到达地拉那，进行正式访问，而我们的军事友好代表团是5月28日才到达地拉那。当时彭德怀还惊讶地说怎么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赫鲁晓夫已来到阿尔巴尼亚，怎么他也在这个时候来访问呢？由此可见，说赫鲁晓夫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完全是空穴来风，一派胡说。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想置彭德怀的政治生命于死地。
孙立忠说，彭德怀在访问波兰9国时，深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我们国内搞“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游览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时，彭德怀看到那里休假和疗养的军官及其家属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说：“1956年，他们国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即‘匈牙利事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短短二三年时间，他们的经济就恢复起来了，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军官们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军队借鉴。我们军队也应该有一套制度，要正规化，使军队干部和战士都安心工作、训练、学习和休息才好。而现在，我们军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也被国家的中心任务（指大炼钢铁）打乱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从彭德怀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但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只说彭德怀取了些经，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呀！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彭德怀气愤而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更为恶劣的是，在林彪主持下的“彭德怀专案组”，竟向中央提出了处死彭德怀的报告。
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他们又上报第二份报告，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也许毛泽东不忍心杀掉自己曾经夸耀过的彭大将军，主张想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
我们从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对彭德怀信的批示，以及后来毛泽东加强三线建设，派彭德怀去总负责，或许能证实毛泽东是反对处死彭德怀的。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将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9月9日
含冤去世一颗帅星悄然陨落
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的卫兵大声地喊了四遍：“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元帅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颤的天空中回旋……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彭德怀元帅悲惨地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中国的天空上，一颗帅星悄然陨落。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从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1978年12月25日举行的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资料源自《毛泽东与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编辑）
(2010-11-07 2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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