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事件引发彭德怀庐山罢官
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实际上，这与苏联的“朱可夫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图源：VCG）
1958年5月，有近20年时间走着顺路、风光无限的粟裕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一个整人的“潜规则”。
几次小范围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会议，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主持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黄克诚5个人。批判小会结束后转为有1,400人规模的大会，参加人员也扩大到全军各大单位的负责人。
彭德怀先后整肃了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和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等一大批将领，刘伯承、粟裕以外的人，还被打成“反党分子”。
中共党史爱好者张雄文所著《名将粟裕珍闻录》指出，粟裕在毛泽东的重用下连战皆捷，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但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毛泽东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惩戒”一下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完人”。
林彪心腹吴法宪则认为，这是由于彭德怀的“山头主义”造成的。他在回忆录中称，彭德怀为了启用老部下黄克诚而将粟裕的总参谋长撤职，并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
但是，林彪秘书吴欣峰撰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披露，军委扩大会议发展趋势，对粟裕、彭德怀都不利。粟裕的职务降低了，彭德怀的地位好像也不牢固。从这次军委扩大会结束时，全体与会人员合影大照片看出，彭德怀坐在靠边的位置，没有坐到按惯例应该坐的座位上，而林彪却坐到了紧靠毛泽东的座位上。
吴欣峰认为大会被林彪利用了，但历史学者林蕴晖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这一切军中高层人士变动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林蕴晖认为，如果要探讨此事，无法绕开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
1953年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后，由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接班。4年后的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职。由于朱可夫的介入，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但军人的作用也引起苏共警惕。4个月后，朱可夫被解职。
这件事无疑会对毛泽东产生一定影响。毕竟早在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军权旁落的担心。
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针对中央有人“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批示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果然，到了1958年，军队高层中突然有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中国广东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刊登文章称，1958年的整风涉及军队，肇始于军队高层就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军队建设的一次争论。其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对“老大哥”、对“学习苏联经验”等，已经开始有所转向。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检查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为此毛泽东特别指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强调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
林蕴晖指出，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何以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可以说，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究竟。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问题就非常明白。因为，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会意识到毛泽东抛的这块石头是朝着他来的。中共党内的传统是，谁是领导，谁就是党的化身。因此，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便是总参谋长粟裕。
在彭德怀的主持下，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最后粟裕得以过关。
黄克诚后来回顾这次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1959年，彭德怀在了解了湖南、山东、甘肃等省出现粮荒的严重情况后，于是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林蕴晖认为，解放军绝大部分的干部、战士来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上庐山前，彭德怀就常把军队方面反映的一些社会情况，转呈给毛泽东。这样，这位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看来，其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严重关注。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彭德怀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本身。
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林蕴晖认为林彪对批判彭德怀完全心领神会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可以认为，林彪在这里说出了毛泽东要说的话。
随后，毛泽东就接过来对彭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因此，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为“反党”。
至此，毛泽东在1958年初，提出要军队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教训的指示，终算落到了实处。
但“朱可夫事件”的阴影并未就此散去。1958年军队整风拉开了直到“文革”才结束的一系列军方“路线斗争”的序幕，1959年的彭、黄事件，1960年的反谭政的斗争，乃至“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直至“九一三”事件等，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