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第 11 章：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若干情况

　　我知道的庐山会议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成为了会议上的反左材料、彭德怀万言意见书、彭德怀反党、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等等，都是会议结束后田家英、林克、李银桥他们回来讲述的。逄先知是田家英的秘书，一般都是跟着田家英的，所以也参加了庐山会议，不过他不能进入会场，是在外面，只能听说一些会场情况，我从他那里也得知一些他知道的情况。

　　11.1 关于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之后不久，毛主席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很多下面的事，已经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搞浮夸表示出了担忧，并从 1958 年 11 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 1959 年 2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部署反左，采取措施制止高指标和浮夸风。他要我们到四川去搞调查，了解农村实情，也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防左反左。1959 年开春我们下到四川调查不久，主席就通过办公厅打来电话，之后就写过一封党内通信。这封党内通信是号召生产队长都要抵制高指标，要求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主席很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下面看到的情况说的。我们下去之后第一天吃的是干饭，第二天开始就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而是各个生产队都这样。我估计这些情况田家英在电话里跟主席做了口头汇报，并告诉主席下面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是瞎报、虚报的。主席要求中央把他写的“党内通信”发到公社支部，要农民抵制高指标，说明这个时候主席已经在考虑发动群众来反左了。那时田家英在底下跟我们说，毛主席有一席列的反对左的、反对过热的指示，我们要传达到农民。后来我们拉有线广播，田家英亲自还给农民念文件，叫农民不要虚报，要讲实话……。但是，我们小打小闹传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四川其他地方都不传达，因为四川的领导不让传达。这实际是扣押了中央文件、扣押了主席写的党内通信。四川是这样，安徽更过分，曾希圣不但扣押党内通讯，还把反对浮夸的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打成反革命集团。问题是这样的严重，主席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是要继续反左，加大力度纠正“左”的错误，主席想通过引导大家读书和讨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放卫星” 、搞浮夸的领导干部，把头脑冷静下来。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是在湖南也做了调查的，看到了农村的一些实情，也反对那些过左的东西。所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主席是一致的，都是要反左。既然会议是一个反左、反浮夸的气氛，当初那些被浮夸派批评为“右倾保守”的人，就有了说话的机会，难免对浮夸派发泄不满。彭德怀通过小组的发言，把这些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相信有关档案还保存着彭德怀在小组发言的材料，我现在已经无法接触或者查到那些材料了，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的档案开放了)。他这个积极反左，是符合毛主席的思路的。

　　毛主席在会议上接到了我在四川写的、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认真阅读后很满意，就批给大会了，是作为反左的重要依据材料之一印发的。我的报告实际不仅仅是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真相，而是完全揭穿了全国的粮食产量真相。这样一来，以前搞浮夸的人，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等等，就都在小组会上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很多人的批评，会议反左的效果很好，很突出。

　　据李银桥讲，会议就要结束了，要打行李包了。毛主席书多，到哪里都带上一堆书，包括《资治通鉴》这类书。书整理打包费时间，主席就叫他先把书打包好。这意思就是会议要完了，准备下山了，根本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主席还说了会后要到下面去转一下。

　　但是，彭德怀对会议这么早结束不满意，他觉得批“左”批得不痛不痒，批得太轻描淡写了，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彭德怀万言意见书”。意见书表面上平和，在一般人看起来没什么，但里面有钉子，暗含杀机。因为他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而且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就极不正常了，表明他对这之前开会的结果有意见，他不同意会议就这么收场。中央准备搞个纠左的文件，还没有见面怎么就要散会呢?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都懂，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中央领导了。以前的李立三就当了三个月的总书记，也就提了一个“先夺取几个大城市”的主张，说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犯了“左倾盲动”的路线错误，就下去了，到苏联去改造了 15 年(那不是修养，是改造) 。王明、博古也都是因为路线错误下去的。

　　关于搞单干和走集体化的争论，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彭德怀一直实际上是主张单干的。那些反对搞大跃进的干部，也大多是他这个主张，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刘少奇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到 58 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又是最起劲的。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像谭震林这些人就跟着他瞎说。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对比一下他们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就知道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源头都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参见第9 章)。但大跃进中彭德怀和刘少奇并不一致，彭德怀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单干，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左右摇摆。浮夸风搞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彭德怀就觉得自己是掌握了真理了。

　　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 。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11.2 关于彭德怀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

　　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

　　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主席的态度了。主席是反对搞浮夸的，在会议前半截还拿着我从四川经田家英呈送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批评过李井泉，其他大区书记、省委书记也跟着紧张。可是，主席认为浮夸风是工作中的错误，改正就可以了，哪怕就是搞浮夸的这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不必要撤换的。他此前就说过，有浮夸也不要紧，放假卫星是错误的，但还有真卫星的。把假的批判了，真的就出来了。这是个过程嘛。像李井泉，他在受到主席批评以后，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底下一些人就不听他的了。如果把他这样的人都拿掉，那好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得拿掉。省委书记、大区书记都拿掉了，刘少奇还干得下去吗?那就意味着要引起党内大震动的。所以，毛主席说彭德怀的信是在“下战书” ，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

　　恰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在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李锐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李锐说他是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因为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的有些好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可以经常写信来反映下面的一些情况。类似的通讯秘书主席有一批，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但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参见第四章)

　　李锐参加彭德怀的小会最积极。人家说李锐是司马懿是有道理的，司马懿走路老回头，李锐走路也老回头。我事后听到很多秘书室同志的议论，尤其是李锐出了问题去劳改之后，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他干嘛这样呢?我现在分析，他是想，既然罗瑞卿已经知道了，就会向主席汇报，主席会追查，万一有什么事就不如争取主动。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这个话要是真实，就犯了大忌了，一句话就够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让斯大林名誉受到严重污损， “斯大林晚年”是个贬义词了。这些周惠后来写的书里都有，林克也说了，李锐自己也承认的。李锐的这个第二次交代，可能为了解脱自己就夸大其词，还搞了很多张冠李戴，等于是疯狗乱咬人，使问题升级了。

　　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我估计这是林克的分析，但源出李锐的交代报告。否则主席怎么会说他们是陷入军事俱乐部呢?参加小会的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彭德怀和黄克诚，两个人能算一个俱乐部吗?张闻天和其他几个人都是非军人。主席不会无缘无故有这个概念，一定是有报告。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人是直接掌握军事大权的，张闻天是管外交、搞经济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么多人都担任党的要职，还有管宣传的，搞在一起，说了许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话，还包括攻击主席本人，这些在当时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党。

　　至于军事俱乐部，那就还有一个背景。彭德怀 1959 年 4 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很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的无理要求，赫鲁晓夫正对毛主席恼怒不已，还多次向访问苏联的中国同志说，希望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庐山会议之前不久，赫鲁晓夫一直在公开发表言论，批评我们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在内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赫鲁晓夫在给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党内发生他想要的改变。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而他也实际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这就使军事俱乐部仿佛有影有形了。

　　此外就是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这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看，暗影重重，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就有依据了，毛主席不采取措施也不行。毛主席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路线错误，是想推翻我们的路线，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各种各样原因集合起来促成的(苏联是一直想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也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要贺龙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总理也抗议，不谈了，回来)。

　　要解决彭德怀的右倾问题、反党问题、军事俱乐部问题，实际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决定的，而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对彭德怀都不满意。彭德怀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面。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第一次感受到的很可怕的军内高层斗争，就是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参见第五章)。他这样做，得罪了很多军内的人，在党内也结怨很多。结怨的由头，以及这个“军事俱乐部”的由头，都是在彭德怀自己。所以，当时他的“军事俱乐部”一揭露，就是墙倒众人推，说他反党、搞军事俱乐部，全党不同意的很少，根本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书里和文章里看到的那样，好像每个人都是彭德怀的支持者，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把他打倒。

　　我听田家英说，当时反对彭德怀最积极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刘少奇把彭德怀骂得狗血喷头。这就让我想起彭德怀骂粟裕，真是一报还一报。刘少奇还坚决主张把彭德怀清除出党，但主席没有同意。贺龙骂彭德怀也很积极，骂得也很厉害。李井泉本来是因为浮夸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彭德怀也一直就是在会议期间不断批判他们这些浮夸派的，现在李井泉也有了反击彭德怀的机会了，大肆批判其彭德怀来了。李井泉是贺龙的部下，解放四川的两个元帅是贺龙和刘伯承，贺龙排名还在刘伯承的前面，因为这个渊源他成了“西南王” ，谁也不怕。而且他对会议前半截得罪了他的田家英也不放过，借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对田家英也大肆报复。田家英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紧急通过在北京的陈秉忱下令我们火速撤回北京，免得留在四川也受到李井泉的报复(参见前一章)。

　　11.3 关于毛主席解救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参加了彭德怀的“小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主席让田家英带着我们去四川种粮调查粮食产量，也让陈伯达，胡乔木下去搞调查了。他们一下去调查，就会发现问题，就要把真实情况汇报给主席。这就都要和地方领导发生冲突。田家英是因为把我在四川做的调查报告给了主席，揭穿了四川的粮食产量浮夸，使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从而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李井泉那时当然会想：你田家英来四川调查，我对你那么好，什么会都请你参加，奉你若上宾，本来四川是工作上的模范，向国家交了多少粮，结果你一个调查报告，把四川说成是搞假的，这不是在主席那里捅我一刀吗?李井泉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的。可想而知，这件事之后，李井泉对田家英的态度会怎样。田家英还骂了王任重搞浮夸风，当时各路诸侯中，李井泉，王任重是最厉害的，柯庆施也算一个。三个大诸侯，田家英得罪了两个，所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胡乔木也是，他在湖南也是到处批评指责人家，日子当然也一样不好过。陈伯达在福建，也都是因为类似原因而不受地方领导欢迎的。他们这三个人拿李井泉、王任重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在彭德怀站出来挂帅反对李井泉他们，向浮夸派发起批判的时候，就都很自然地跑到彭德怀一边去了，但对于彭德怀的本意可能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在“小会议”上到底说过毛主席哪些坏话，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当时，李井泉说田家英骂毛主席是“斯大林晚年” ，田家英听到就很吃惊，他以为是李井泉瞎说，就问他“你怎么知道?” 还辩白说“我没有” 。李井泉就说是李锐说的。田家英这才知道李锐把什么都坦白了。李锐后来改口： “是我讲错了，不是田家英说的，是我说的”。李锐是看到情形不对了，想把事情都承担下来，但这时候谁也不相信他了。

　　说“铁托杀了许多反对他的人”，说“毛主席还不如斯大林，是和铁托是一样专制”。这个话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好几个材料相互印证，但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其实主席没有杀过一个反对他的人，连王明这样的也没有杀。有人造谣说王明吃了药，遭人毒害，一大堆医生出来证明说那是胡说八道【注释时间和具体情况】。张国焘看不起主席，张国焘要走人，主席连他的女儿也不为难，也送出去。张国焘要回来，主席也同意，只要他做一个检讨就可以，张国焘检讨也不愿意，就没有回来。所以，王明都骂说主席厉害。主席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这方面，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怎么能把他和铁托相提并论?

　　田家英恨死李锐了，从庐山回来后，在我的面前大骂李锐是“小人、小人，无耻的小人”;说李锐上蹿下跳，小会上讲的最多，却把什么都推给别人;说李锐向主席坦白，不讲他自己的，专讲别人的，还乱咬人，诬告。李锐说田家英在什么地方当面给主席说过“主席百年以后会留下骂名”这样的话。但是，就我对田家英的了解，田家英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他平时见了主席很害怕，很谨慎，哪来的胆量进这样的言?李锐的这个话不可信。田家英和李锐一起背后骂主席，田家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什么时候离开主席，就死给主席看。他这是发牢骚，发不指名的牢骚。【以上，秀才们说主席的坏话，哪些是俱乐部里说的被揭发出来的，哪些是其他场合说的也揭露出来的，或者别人猜测的，恐怕分别开来加评论。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提出了，再次提出。】陈伯达也恨李锐，说他当叛徒。李锐喜欢记笔记，把小会上田家英、陈伯达说的话都记下来了。文革中怕扩散，抄了李锐的家。陈伯达先要我们中央文革去，我说，现在是军管，我们去不合适。后来是叶群最信任的吴法宪安排军队的人去的。抄回来的笔记本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笔记本都撕了。胡乔木也骂李锐，因为李锐把他也出卖了。

　　前几年，周惠把李锐当年的表现都讲出来了，李锐反驳周惠。我可以作证，当时田家英他们都认为李锐这个人是小人。那些骂主席的话私下讲讲，就好比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就算了，大家都一样的。他到主席那里去坦白，就变性质了。我们是不敢讲的，事实上我们对主席很尊重，也不会那样讲的。毛主席后来批判彭德怀，引用他们小组会上的几句话，有些不是彭德怀讲的，而是张闻天说的。张闻天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据他们后来自己说，谁在小组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都是张闻天事先和他们打好招呼的。他们还说开会关灯是因为怕热。

　　不管他们三个到底说了什么，主席也没有让田家英写检查，也没把胡乔木、陈伯达如何。各个省市对他们三个攻击得很厉害，主席就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秀才”，就把他们都解救出来了【原来的材料是说，这是后来的事，不是会上的事。我这里是有意淡化了时间点。请戚老核准时间点，以便修改】。其实，当时根本不是这几个人的事。彭德怀军队里是有支持的，这几个大秘书和彭德怀搞在一起，要不把他们和彭德怀分开，就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从袁绍那里收缴了很多图书文册，其中有一部分是曹操军中和许都的人给袁绍的私密书信，是一些动摇分子在两军胜负未见分晓的时候，拉关系、留后路、甚至接洽投降的见证。就在那些写信人忐忑不安的时候，曹操出人意料把这些书信全部当众焚烧了，曹营军心、政心顿时安定。主席丝毫不输曹操，一句话就让几大秘书的事情过去了，那才是斗争的艺术、团结的艺术。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回来给我们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批判彭德怀就很激烈。那个报告记录我现在还有的。他说彭德怀怎么怎么反党，怎么怎么野心家，必须要把彭德怀打倒，要在党内批判。他讲得比主席在文革中说刘少奇的机关枪大字报还厉害【是否可摘录一些原话?】。

　　应该遭到严重处理的是李锐，主席把李锐看透了，说他是蒋干。蒋干为曹操服务，被周瑜利用。主席的意思是说李锐是彭德怀派来的，结果给看穿了。这是听林克说的。主席连对李锐的处理都是宽大的，他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没有把李锐列入“军事俱乐部”里，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只给一个党内处分。主席一贯是这样，你坦白了，汇报了，承认错误了，他就从宽了。主席要是把李锐和彭德怀一样处理，那李锐就严重了。刘少奇说，他又不是中央委员，算不了什么。其实，不是中央委员，却是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核心人物，有那么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也该严重处理。现在攻击毛主席最厉害的，而且篡改庐山会议事实真相最起劲的，居然也是这个李锐。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11.4 当时中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合理的

　　庐山会议快到尾声时，风云突变，180 度大转弯，从反左变成反右倾了，会期也延长了，最后搞出了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的影响到今天还是没有完结，留给历史和后人的思考很多。现在好些人还是简单认为彭德怀是当时敢讲真话、敢“为民请命”的代表。他当时可能确有为老百姓呼喊的动机。我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我跟着毛主席，也是因为看到他做的、想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把我抓了我也不改初衷。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现在想，彭德怀只要是代表老百姓讲话，有为民请命这个动机，是为老百姓做有益的事，哪怕有野心，也没有关系，也应该肯定。但是有一点他不对，他不必把浮夸风提到路线上来，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路线斗争用语。因为这个用语党内都懂，几乎是等于逼迫毛主席换人，换掉刘少奇。彭德怀批评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毛主席都讲了，而且是讲得最早的，讲得最透的。彭德怀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失误这么一讲，好像他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毫无疑问，彭德怀的意见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对他自己、对庐山会议反左都是这样的。庐山会议180°大转弯，彭德怀应该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抗美援朝以后，彭德怀在党内地位非常高。当了常务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尽管当时在党内排名不在前面，但实际地位是在第三，实际威望也在刘少奇之上，甚至也在总理之上。总理没有多大战功。总理抗日期间没有战功，即使是新四军，他其实也指挥不动的;新四军前期是叶剑英指挥的，皖南事变后一个时期是刘少奇负责;解放战争期间总理也没有战功，他搞外交，搞统一战线，搞跟国民党谈判。

　　在胡宗南进兵延安的时候，总理、任弼时陪同主席转战陕北。总理主要的战功只在这里。建国以后，彭德怀并不听总理的，有什么事直接就向主席汇报。如果彭德怀没带兵去朝鲜作战，还只是西北局的书记，那他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他有资格代替刘少奇，只要把刘少奇打倒，他就有可能到达刘少奇的位置上去。党内有呼应，外面有苏联的支持，彭德怀自我膨胀是明显的。

　　彭德怀和高岗的案子都牵涉懂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我觉得，两人的里通外国性质是不同的。从党的原则上来说，高岗“里通外国”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高岗通苏联，一个历史原因是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我们还需要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高岗长期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关系，获取支持，与苏联通报一些情况在所难免。但是，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暧昧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因为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暧昧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了，中苏已经不是以往的那种同志加兄弟关系了。

　　彭德怀访问苏联，撇开中方翻译和赫鲁晓夫谈话，谈了以后赫鲁晓夫就到处赞扬彭德怀;赫鲁晓夫一直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访苏回来后就和他是一个调子，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这个本就极不正常了。而且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刚回来，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就单方面宣布取消包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军事合作协议。这明显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改变。彭德怀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党内都懂是路线问题，是要改变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彭德怀还说什么要“苏联红军”过来解决问题。这就等于里应外合、里外夹击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不久，赫鲁晓夫的一些后续做法也是很有含义的。赫鲁晓夫 9 月访问美国还在赞美彭德怀，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说彭德怀是“国际英雄” ，要中共为彭德怀“平反” (本书第 14 章有一个关于 1962 年十中全会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跳到那里看看) ，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在 1960 年停止对中国的一切经济援助，撤走所有专家。从这一系列事情来看，说彭德怀“里通外国” ，在当时是有足够根据的，而且性质和高岗通苏联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超过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了。当然，非要拿出具体的什么证据说他勾结苏联，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除非当时就有苏联方面的具体配合，比如派军队打进来，封锁会场，就像 1968 年苏联对捷克搞的那样【注释布拉格事件】我认为，庐山会议主席讲话、决议都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现在看好像不合理， “军事俱乐部”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当时是合理的，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是有相当足够的依据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主席够宽大了，彭德怀搞这些，还是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只免了他的国防部长。所以，这事也不能光说主席的不是。事情过去之后，很多疑点都能慢慢弄清，消除，但谁要是处在事发时主席的位置，看到这么多的疑点，他怀疑不怀疑?谁又能比主席做得跟好?

　　司马迁写李陵说他打仗勇敢的，是有功劳的，也写了是因为汉武帝没有去支援他，才导致他失败被俘。但也直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 。李陵是投降的，李家在陇西是被人看不起的，被批判的很严厉。对人物评价，共产党人要学司马迁的精神。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在当时来讲，就是投降资本主义的，而他与苏联又有那么多的不清不白，这是不能用后来的一句“为民请命，敢说真话”就遮盖过去的。

　　第 12 章：《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与毛主席的批示!

　　12.1 响应主席号召到二七厂当徒工

　　在“八司马事件”后，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整过我们的王刚等人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59 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些人对毛主席也都有些不满，多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知道后，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还把他们调回来整风，向他们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整风的结果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很关心这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他找田家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

　　田家英回来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主席的那段话很长，要点就是这些。传达完了，田家英问： “你们谁带他们下去?”好一会没有人应声。田家英指着两个人说： “你们两人没下去过的，这次是不是去一下?”那两人一个说自己有病，一个说“可以下去，但和他们一起去不行，他们当时与我势不两立，不会听我的。 ”其实他们俩或许是不愿意下去，因为劳动很苦。我59 年下去了差不多一年，在农村干活又苦又累。他们不愿下去，也情有可原。但我想起主席接见“八司马”的时候，对我们期望大，所以，我虽然刚从农村回来，感觉身心疲惫，也只好带头报名。我觉得主席亲口叫我们带犯错误的人一起下去劳动，大家都不报名，就显得我们这些名列“八司马”的积极分子太丢人了。田家英见我报名了很高兴，因为他在毛主席面前也好交代了。我报名后，仍没有人再报名，田家英只好叫我从中办秘书室中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做为助手，一起下去。我选了五科一位在运动中支持“八司马”的姜德久同志同去。

　　田家英叫我们选地方，我们认为农村粮食紧张，有些农民情绪不高，怨言较多，容易给犯错误人的思想造成负面影响，而工厂的生活条件毕竟好于农村，这就决定下放到工厂。田家英也认为工厂生活稳定，工人觉悟高，有利于犯错误人的思想改造。田家英又叫选定工厂，我选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又称二七机车厂)，因为这个工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革命的堡垒，革命工人热情高，正气足，工人们富有革命传统。毛主席青年时代还去过，邓中夏等好多革命前辈当年也在那个厂工作过，它一直是北方的革命红星。当时也有人提出首钢或北京机器厂，最后大家都觉得长辛店铁路工厂革命传统好，干部、工人素质高，最终就选了这个厂。

　　毛主席曾跟我们说过： “岸英从苏联回来时，我就让他到农民家里去参加劳动，拜农民为师。解放后又叫他们到工厂劳动，从学徒工做起。 ”我觉得我在 59 年到四川种粮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拜农民为师，现在该我们去工厂，也要学毛岸英拜工人为师。于是，1960 年夏天，我带着王刚、姜德久、程之、张道静、张一平、马之江、袁林、张万祥、张殿科、武允胜等十几个人，去了长辛店铁路工厂。

　　到工厂后，我们对工人师傅的感觉很好，他们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劳动积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乎听不到牢骚话和怨言。他们听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下来的，以为我也是犯错误的，就跟我讲，吃一亏、长一智嘛，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改嘛!他们很会讲道理，怎么认识错误，怎么改造自己，都能讲一套，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进步很大。特别是劳动能马上出成果，搞了几个零件马上能用了，就觉得自己真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份力了。工人们很阳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很少，比机关里干部间你争我夺要好得多。他们还有一些很自然的优秀品德，比如说下大雨，水泥淋在外面，工人走过看到，没有任何命令、号召，就能很自觉把它们搬到安全地方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觉得工人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个的，很值得学习。邓小平改革后，把公家工厂改给私人，我去一些工厂参观，亲眼看见，工人不爱护工厂的财产了，对损害工厂物资态度木然，他就是在那儿干活，拿工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嘛。大工厂还是要集体所有、国营所有为好。集体所有制的国家企业的工人对国家大事都感兴趣，对上面派来一个干部好不好都感兴趣，对工厂的事儿更是事事关己，那个气氛与现在的工厂企业完全不一样。

　　那时，适逢赫鲁晓夫跟我们闹翻，要把苏联专家撤回。铁路工厂正在试制三千马力的内燃机，到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把专家撤回去了!他还逼着我们还债，没有钱就得用粮食、苹果、农副产品等等来还，而且我们过去搞 156 个项目，苏联给我们的设备，还有抗美援朝时支持的武器，都要算钱，都要还。毛主席说：还，咬着牙关也要还，勒紧裤腰带也要还，还给他们。苏联专家回去，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据说铁道部门的专家，有些跟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也不同意苏联这样的搞法，他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不愿意走又不能不走，有的就偷偷把内燃机的设计图纸塞给我们了，回去跟他们的领导说，一开始就已经送出了，拿不回来了。对于赫鲁晓夫干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很气愤，60 年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把最宝贵的粮食给苏联运去。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主席把我们当时急需的粮食给了苏联。但说实话，人家要债，中国人能没有志气地赖着不还吗?毛主席决心还债，这个可以理解。但把宝贵的粮食运给了苏联，就加重了我们的灾荒。我估计 60 年时主席对当时的灾荒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完全了解，不然他一定会设法把还债的时间缓一缓，等度过了灾荒再说。

　　60 年最困难时期，农村口粮不足，中央决定，要减少城市口粮标准，支援农村。工人、干部都要减少，各人自报，大家评议。工厂情况复杂，工种不一样，劳动强度就大不一样，像炼钢的、翻砂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试干过几天锻压，干活时满头是汗，干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肚子不吃东西根本不能支持，平时吃一碗饭，这时吃五碗饭都不够。工人总体定量是 40 多斤，不够，一般性劳动三十五斤，干活重的四十几斤，最重的五六十斤。每人定量，大家评议，除了考虑工种还要考虑个人情况。有个人天生就是大肚子，我们在食堂吃饭，他饭量比我大一两倍，吃不饱就叫唤，这种人即使一般工种，也得按重体力工种照顾。是小姑娘呢，就要让一让。按我的工种(机器工人)，可以报三十五斤，我只报了 28 斤。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参加劳动，要是报三十五斤，那工人怎么办?其实三十五斤也很紧。别看我们每月每人就节省五、六斤粮，拿到农村就能够救活很多人。开会给工人讲道理，农村旱灾粮食收得少，支援一下是应该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困难时期，国家马上就恢复。我当时以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延续了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来的干部马之江，身大体壮，分派他搞翻砂，他平时就是吃五六十斤，按工种定量五十斤。他问我该报多少，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人带个头，减两斤。他就带头了，后来不够吃，就嚷：肚子饿。我在四川农村劳动得到一个经验，饭吃不饱，喝点糖水就过得去，我就让马之江饿了喝点糖水。后来我们想办法自救，放假日去荒山中摘点可以食用的野菜树叶，晚上回来把这些野菜树叶洗干净，蒸一蒸当饭吃。另外，公路边上有很多苦菜叶、蒲公英什么的，我们都挖回来吃。苦菜叶洗干净，揉一揉，拌点盐，吃到嘴里有点苦，别有味道。马之江就是吃这些东西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

　　在工厂久了，下车间多了，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有腐败行为，而且比较厉害，不只是物质腐败，而且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基层书记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他领导的车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车间所有的人和事都得听他的命令，书记叫干啥就得干啥，哪怕车间主任分配你工作，你不满意，跟书记一说，书记同意，就可以否定车间主任的分派。调工作、增加工资，车间主任可以提方案，那个人调，那个人不调，那个人增加工资，哪个人不增加工资，只有书记才能拍板。工人的生死进退，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刚刚搞过反右派运动，到了下面就成了反对书记就是反党了，所以书记说的话就是绝对的。

　　有个书记，长期压制一个给他提过意见的工人，同样条件的人都提级了，就是不给他提级，不给他长工资。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劳动最好，成分也好。大家都提，就不给他提，谁也不敢说。还有个车间书记，车间里的漂亮姑娘有好几个都给他占了，其中两个分别被戏称为东宫、西宫。这两个姑娘，没做出过什么突出成绩，但级别却是工人里面最高的。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我讲的，老工人还说：你们总在上面呆着，不知道下面的事。

　　老百姓的反映你听听就是了。不能说没有，没有的事老百姓不会随便说。但有没有我也没看见。这个老工人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但话说得非常圆通，很有水平。我说：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他说： “你就仔细捉摸吧。 ”

　　从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来说，党内的腐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小霸王，就有东宫西宫，谁提意见，他就说谁与党有二心，就对人家打击报复，就调人家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小单位，书记权力就这么大，把党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天地，在那儿当国王，顺者昌逆者亡。那么，大的单位、权力大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我为什么那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腐败问题，解决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群众对当权者的监督问题。

　　12.2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

　　1960 年底到 1961 年初，毛主席印发了他早年写的一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还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人，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下到城市去调查研究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带一个小组下去了，各中央机关单位和部委也都闻风而动，一时间调查之风真兴起来了。

　　当时长辛店铁路工厂也来了好多调查组，铁道部的，计委的，市委的，工会的……凡是跟工业、工厂沾一点关系的都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去农村，因为农村苦;都愿意到工厂来，因为来了工厂不用参加劳动，厂里还得请客。工厂的各级领导都陪着来调查的人大吃大喝。那时国家供应十分紧张，但还是努力保障工人的需要，国家硬性规定要给在第一线的工人保证供给一定量的油、肉和鸡蛋，尤其是对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劳动工人还有特别的优待，因为中央知道，不确保这些工人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完成工作，那么工厂生产就上不去。例如高温高体力工作的人，一天有半斤肉，重体力工人每人每月有五六斤肉到十几斤肉，还有油、鸡蛋、大豆、花生等。此外，技术工人和身体不好的人，也有一定的专供。这些东西有的并不给他们带回家，而是统一在食堂里做，在工厂里吃。可是，这些给高温作业工人、重体力工人的优惠，给技术工人和病伤残工人的专供，很大一部分都让下来搞调查的干部吃了。食堂整天招待这个调查组、那个调查组，他们来了就吃，开完会也要吃，走的时候还要再吃。他们有时候叫我也参加，我说我不去。我本来就不赞成克扣工人的肉、油、蛋去给下来的干部吃，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还能反对这种吃法吗工人们对这种吃法意见也很大，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下放干部有两个在食堂干活，他们很有正义感，把食堂每天什么人来吃，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记下账。谁来食堂开小灶，他们都记了账。食堂有个像现在饭店雅间一样的小客厅，每次厂里干部来陪调查组吃饭都有肉、有鱼、还有酒，酒肉都是工厂免费供应的，大吃大喝。我自己在下夜班时也亲自看到那些人摸着吃完饭的油嘴出来。可同时间内，我没有看到一个调查组的人到工厂参加劳动。他们来了，就开个会，开完会吃饭，一吃一两个小时，在厂招待所住两天，写个报告，就算调查了。有时候部长、副部长来，那就更不得了，吃吃喝喝到晚上十点多。在食堂工作的那两个干部告诉我，那些给重体力工人和技术工人等的优惠和专供，至少一半是这样吃掉的。工厂的吴书记还好，不大去，他是个抗日干部，有觉悟。那个厂长就不管那么多，他是个老资格长征干部，断了一只胳膊，天不怕、地不怕的，经常带着车间的人陪上面来的人来食堂雅间吃吃喝喝，他说老子舍命打天下，吃饭点喝点算啥?

　　这些事情听多了，看多了，我就有个想法，你们是来调查的，却不深入，也不与工人“三同” ，就那么吃吃喝喝，这算是怎么回事儿?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一下，于是就把我们实际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调查清楚，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报告。我说，毛主席提供调查研究之风，很好。大家响应，派很多工作组来了。但是，有的人不好好深入下层，也不找工人、干部谈谈，听领导人汇报就写了报告，有些根本不符合下面的情况。现在调查成灾了。十几个单位来人，工厂招待所都住满了，但真正下去调查的不多，深入的不多，都在那里吃吃喝喝，把配给工人的肉、鱼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了。在报告里，我把问题总结为“十多十少” ，像“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其实不是少，是根本就没有) ”等等。

　　12.3 毛主席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

　　《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在 1961 年 5 月上旬写成。当时北京市委有个规定：不管哪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这个虽然规定没有具体要求中央办公厅下来的干部写的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把这个报告清抄了两份，一份请田家英呈送上去，一份是给北京市委彭真，希望引起北京市委对有关情况的重视。没想到，我这个普普通通，实事求是说的报告后来引起爆炸性的反响。

　　田家英看了报告以后，对我反映的情况感到很气愤：现在调查研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什么好政策到底下都歪了。他觉得这个报告好，就在呈送主席之前在报告前面写了一个短信，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党政机关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

　　5 月下旬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很生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叫你们调查研究，你们就这样调查研究啊!他还为报告拟了一个题目，叫做《调查成灾的一例》。主席一共三次批示了这个报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示两次，后来下发省市县的时候又批示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主席批示说：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后来田家英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省市领导看了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都很紧张，纷纷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家里搞调查研究的，不要一个地方去太多人。不要大吃大喝。王任重就发了紧急通知，说谁搞这个事儿都要撤职。陈伯达也对他的调查组规定：到地方就到工人食堂吃饭，到公社吃饭，不准开小灶，不准大吃大喝。连新疆兵团也给中央送来上级下去人大吃大喝的报告。我相信主席这个批示对制止当时一窝蜂下去借调查研究大吃大喝，是有好处的。

　　彭真在中央全会上做了检讨，说戚本禹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了，但市委没有重视;我那里报告多，大概秘书也不知道长辛店铁路工厂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报告送给我。北京市委调查组下去我也不清楚。彭真这一检讨，田家英后来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啊，报告你给我就给我，还送给彭真干啥?

　　在下发给省市县的报告上，主席又加了批示：这样的调查组下去，不管农村的，城市的，只要到底下大吃大喝，不好好深入群众，各地党委有权利把它赶回来。毛主席还批示把这个报告要发到支部，支部党员有权利赶走大吃大喝、不干实事的调查组。后来全国传达，连农村支部都传达了。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是好同志” ，这时全国都知道了。后来，我到各地去找人了解情况都不用介绍信了。

　　对我给主席写报告一事，铁路工厂党委吴文彬书记有想法。他对我说：咱们说心里话，你那个报告好是好，但弄得我很被动，彭真把我批了一顿。我没参加大吃大喝，是厂长吃的，倒弄得我成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典型了，在市里开会大家都斜眼看我，我又不能给他解释，难受极了。我跟他解释，我送报告，是按照规定的。规定不管那个部委的调查组，凡在北京市所属单位调查，其调查报告除了给本部委，还都要给市委一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中央办公厅下来的人写报告也得给市委一份。但我还是给北京市委、给彭真抄送了。吴书记说，你应该先给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是我该给他私下打个招呼。那个厂长，就是那个断料胳膊的长征干部，很有政治经验，听到主席的批评之后，就马上打报告离开了铁路工厂，调到四川一个厂去了。后来搞走资派，全是斗这个吴书记，其实他吃喝最少。而且，相对于一些小霸王的车间领导，这个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比较好的，可惜在 66 年资反路线时，他也执行了刘邓的打击造反派的错误政策，弄得当时挨整的工人把他当走资派斗争。

　　毛主席说我是好同志，我开始很高兴。很快我就发现，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了，我的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时开始，我由一个普通的下放劳动者，变成众目睽睽下的被监督的好同志了，不自由极了!那时候“好同志”三个字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呀，既然是个好同志，一举一动都要一个“好”呀，这可是太麻烦了，而且有些事什么才叫好呀?怎么做才对呀，真是难受极啦。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个一般人，虽然不坏，但也不够好的水平。我想雷锋大概也是很难受的。毛主席没说向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是模范了。模范不好当，雷锋多累呀!

　　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摘要了毛主席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但把“戚本禹是好同志”这句话删掉了。我也知道，我是坐过牢的，编辑不去掉这几个字是不行的。但是，按照历史惯例，作为历史文件，不管我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还是应该保留当时文件的原貌。《毛泽东年谱》里也记载了毛主席批示我这个报告的事，也没有保持原貌，兹引述如下：5 月 28 日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 “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

　　12.4 共同劳动可以消除个人怨仇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左。为了带头，自报粮食配额比较低，把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也搞得比较困难。他们回家，家人看到他们瘦得厉害，就把家里分配的东西节省下来给他们带来吃，他们回来就大包小包带吃的东西。工人看见了，就跟我说，老戚啊，你们多好啊，一包一包从北京带东西回来。我觉得这个印象很不好，就不让他们往工厂带东西了。现在看，这也过分了，太不近人情。

　　61 年开春，我们艰苦劳动九、十个月了，确实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这些人情况跟农民不一样，农民虽然粮食也低，但有家，还有地，村边地沿上，随便什么地方，想办法种点东西都可以吃。我们光吃那点粮食不够，就是不时搞点野菜树叶，也不能长久坚持。我回北京给田家英汇报说，我们劳动快十个月了，他们在那里表现都很好，但吃得不饱，不能再呆下去了。劳动又重，我都吃不消了。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你看是不是这样，要么“八司马”的人轮流，犯错的人也分批换着下;要么给主席打报告，说这些犯错误的人思想改造有进步，该分配工作了。田家英说，你要有牺牲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怕冒犯了，说：还要我怎么牺牲啊，59 年四川我跟你去了，也吃不饱饭，我挺过来了。回来再到工厂劳动，60 年，61 年，干到现在，我一个月 28 斤粮食，我参加车间领导，劳动少些，但这样也快不行了，王刚他们在第一线，劳动比我还重。怎么受得了?那时候还没有糖、豆待遇。这些待遇是我调回来后不久有的，就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一斤黄豆、一斤糖。那时，把豆子煮来吃，炒来吃，一吃那个香，那个好吃啊。现在都没有人去吃了。在中南海食堂吃饭，我饭量特别大。中南海虽然粮食也定量，但办公厅有存量，上面处长交代，职工打饭多给一点，不要把干部都饿坏了。中南海还可以打鱼，没有肉有鱼也好。我在中南海食堂吃饭吃得特别香，他们都惊讶，饿了几个月，真就饭量那么大!我是希望中国的领导干部都记住，在中国，吃饭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看现在我们国家粮食多，副食品多，大家生活不错，说不定那一年来个大灾荒，或者出个大错误，全国会马上陷入困难，十三、四亿人口，靠进口也解决不了粮荒问题，现在世界上谁也养不活中国。美国人粮食多吗，中国人去个零头，几个月就能把美国的粮食全吃光!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历史书因为饿饭而战争动乱，连篇累牍，二十四史每部书都血泪淋淋，没看过中国历史书上血泪淋淋的篇章，就没有资格做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田家英把我的意见拿到中央秘书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些人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虽然粮食少，但有钱，能经常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吃。有的有小孩，小孩口粮还有优惠;有的农村有家，可以从农村搞来点什么土产。而且他们各人心思都不一样，我走前是支部书记、科长，我走后书记、科长的职务都有人替代了，我一回来他们往哪里安排?因为我级别比他们有些人高一点，我参加过地下党，资历也比他们有些人多一点。有的人就不愿意我回来，他们讨论说，叫老戚再艰苦一年吧，劳动两年再跟主席打报告。他们实际是不想下去，知道一给主席打报告，就得轮换着下去，他们也是主席表扬过的人，也该下去的。

　　田家英听过我的意见了，他也觉得不能老叫我一个人在下面，我劳动时间够长了，应该回来，再派一个人去接替我。还有跟我下去的犯错误的人也需要回来休养一下，或者轮换下放。田家英说，你们提个轮换名单，挑选一些人接替他们。但没有人报名。那怎么办?大家就说，那就叫他们回来吧。我们就这样和犯错误的人一起回机关了。

　　回来以后，我打了报告，请示主席，说跟我下去的王刚等人劳动都很积极，思想都有转变，都有进步，可以回来分配工作了，而且可以取消或减轻原来的处分了。田家英给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王刚他们高兴极了，说多亏了跟着戚本禹，否则谁替我们说话啊!他们还得在工厂农村劳动几年!

　　杨尚昆借主席的指示，就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像李东冶、刘华峰，也都取消了处分，分配了工作。办公厅的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没有怎么劳动，也没有饿饭。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不但给他分配了工作，还给他们恢复了部级待遇。

　　我 1968 年出事后， “八司马”的人认为戚本禹犯了错误，成了反革命，不吃香了，跟我接触很少了，倒是整过“八司马” ，跟我一起下放到铁路工厂的人，包括王刚，都对我很好。汪东兴整我的材料，以为原来整八司马的那些人一定对我有仇，要他们揭发我，最后也没有整出什么材料，无非是一些自高自大，批评他们太厉害之类的小事。文革以后，邓小平、杨尚昆原班人马回来了，把毛主席定的这个案子从形式到内容都翻了个个。刘华峰来当书记，王刚代替我原来的工作，做秘书室的主任。我出狱后，听我妻子说，王刚对她还不错，没有倒过来报复她，对她还挺照顾，还偷偷问她要不要到秦城监狱去看我。像我这样后来被邓小平列为要从重处罚的人的家属，一般是不能再在中南海工作的，但她没有受到株连，还是在那儿工作了几年，这应该说是多亏了王刚。我出狱的时候，原来犯错误并跟我一起到铁路工厂劳动的人，有的在东北当领导干部了。我去东北，他们大老远的来车子接我，给我吃好穿好，每天陪着我玩。我问，你们不埋怨我吗?他们说，开始挺埋怨的，你跟我们一起劳动，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受我们累的。后来你对我们也挺好，我们对你没有意见了，怨也消了。这是真心话啊!我们每天一起劳动，干一个活，使一个劲，有问题一起处理，自然结为一体了。为什么工人团结?他们是劳动中结成的友谊。我和王刚他们，则是在劳动中解除了相互的怨仇。这也说明毛主席断案处事，化解矛盾的手法高超英明，当初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的人下放了，我们“八司马”的人都受到重用了，他们当然心里有怨言，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还在下放，思想上同情彭德怀，可能也是心里有疙瘩的一种反映。毛主席就说： “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积极分子应该带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 ”毛主席这是真把一碗水端平了啊，也收到了奇效。他们都改造好了，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了，我和他们也在劳动中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