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寓言（5）——西藏，凝眸七年（连载四十七）

第六章   灰色寓言（5）

战争结束后，中共继续在西藏建立并完成他们的统治。196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所有的行政、司法和机构都按中国其他省份的模式设立。

与此同时，尽管世界大多数人们都不知道西藏在发生什么，但在西藏之外也有许多与西藏相关的事情发生。其中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生存困窘中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奔走呼号，一方面也开始对西藏过去的反思，他们在流亡的小王国里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允许设立一些世俗的党派团体，选派部分藏族青年到国外的大学接受现代教育，并于1963年制定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他们的这些做法，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回到西藏并用此来改变西藏，抑或只是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改变自己的形象？这一切在当时都显得不太重要，世界严峻的冷战格局，使人无暇关注遥远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那一小群不太惹人注目的流亡者。但这些做法肯定与中共的顽固不化拉开了差距，成为西藏努力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始。

1965年以后，中共在西藏的统治逐渐稳固。这得益于中共擅长建立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的能力。过去西藏的社会结构，庞大的上层总是缺少基层结构的支持，从而对下层社会难以进行有效的数字管理。基层组织的运作获得下层民众支持和拥护，使得中共管理趋于容易。尽管那时中共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企图遭遇了重大挫折，持续几年经济下滑令中共元气大伤，但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并未波及西藏。中共仍倾其全力保证西藏基础设施的继续完善，除了原来修建的几条干线公路之外，加强了西藏内部公路兴建并在几年内初步形成了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共斥巨资建成了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保证了西藏军事和民用油料的需要。在拉萨、林芝等地建立了一些工厂，各地兴建了许多水电设施。新的农牧业技术和农业机器应用使得1965年比1958年全西藏粮食总产量增长了88.6%，牲畜增长54.1%。中共的统治看起来似乎呈现一帆风顺的迹象。

不过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祸及西藏，用武力威胁维持的“红色恐怖”使整个社会生活变得灰暗萧条。生产与日常生活秩序被破坏，大多数寺院被毁，喇嘛们被驱逐还俗（先辈们留下的历史记忆变成了现实），宗教活动基本被禁止。每天都有对不同人们的批判斗争、关押、殴打和侮辱。尽管灿烂的阳光还在蔚蓝的天空闪耀，但日常现实已经毛骨悚然，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论汉族还是藏族都变得诚惶诚恐。这里并不想反复控诉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那个恐怖年代。其实那时西藏的人们所遭遇的，也是所有中国人所遭遇的，甚至中国的内地所受破坏要比西藏严重的多，因为中共统治者认识到西藏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皆敏感的区域。

“文化大革命”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对中国和西藏都是一次历史大灾难，它最终阻断了这个国家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路径。即便自以为是的中共，在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犯下的重大错误，尽管这种言不由衷的承认也是中共宫廷内部党争（粉碎四人帮）的结果。

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了人世，折腾中国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在经历两年多权力争夺和重组后，1979年中共新的领导人邓小平抛弃毛泽东过去诸多做法，在中国开始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时期，同时也开始了中共对西藏统治的第三个时期。

1980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西藏考察，这个在中共历史上被公认比较开明和务实的领导人（后来他的结局并不好，因此他的去世引发了震惊世界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发现中共过去以暴力和意识形态灌输的统治，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局势处于危机边缘。于是中共上层决定大幅调整对西藏的统治策略，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相对应，西藏自治区政府于1980年发布放宽经济政策的八条规定，宣布从1980年开始，在全西藏免除各种税收并一直延续了十年。

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宗教活动可以正常举行，过去被毁坏的寺庙和宗教设施得到修复，原来被迫还俗的僧人又回到寺院，新出家的僧人也日渐增多。甚至中共地方官员开始出席一些重要宗教活动，恢复了每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会，许多寺院又重开晒佛、跳神、辩经和各种法会。撤销关于宗教节日的禁令，具有宗教内容的旅行不再被限制，普通民众的朝圣和对宗教的供养也成为正常。

同时，在社会各方面鼓励藏语文的运用，除了在中小学恢复藏语文教学，所有的报刊杂志都有了藏文版。政府规定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所有公开悬挂的标牌和商业广告，必须有汉藏两种文字。我们这些汉族公职人员，必须参加专门的藏文补习，而所有的公文和法律文书，都要求有藏文翻译件。

在体制内部，官员的任免，除党务部门和军队，凡是独立政府机构的行政正职，皆由藏族担任，汉族只能担任副职。由此大批藏族年轻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进入体制。中国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有相当数量的藏人通过考试进入了中国的各种大学，如我校友中的达娃、多吉、扎西央拉，白玛和央金以及次卓嘎都是在1980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的。这些在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藏族年轻人，成为西藏未来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本土一代。

中共的这些务实政策，在以后的几年里有了成效。我1984年进藏时，西藏至少在经济和物质供给上已大大改善，尽管还在某些方面存在匮乏问题，但和几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1985年中共投资建设了西藏各地的四十三项工程，西藏特别是拉萨与中国内地，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经济特别是商业的自由化，使许多人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拥有多余的钱促使大量工业产品涌入西藏，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改变西藏民众的生活方式。喇嘛们使用录音机背诵经文，用彩色电视机收看各种世俗的信息。由于许多藏人开始富裕，再加之本身就是一个多宗教节日的族群，所以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的举行。

同时放宽的还有对外国人进入西藏的限制，开始打开长达二十年之久对外部世界关闭的铁幕。我们那时常开玩笑说，每到夏季，在拉萨仿佛置身欧洲街头。大量外国游客的进入，使西藏的真实状态开始为外部所了解。

那段时期内，中共长期用暴力没有达到的目的，在短短几年内依靠现代技术的影响见到了效果。只是中共政策的改变，并非基于胡耀邦个人的认知和选择，中共领导人的心理基础和功利动机，仍与五十年代刚进入西藏时大同小异。毛泽东的继承者重新回归到毛当时的判断，他们选择重新相信：社会主义乌托邦梦想的实现，能够使一切民族问题迎刃而解。而历史似乎也证明，仅仅依靠暴力的统治，永远无法摆脱或消除因自身原因产生的危机。

可以这样认为，中共对西藏统治的第三个时期，貌似第一个时期的梦幻回归，说其梦幻，因为这是一个正面事物多于负面，让人能产生许多想象和希望的时期，或许可以视为许多年来，西藏乃至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一个窗口期，只是当时无人会想到，这个窗口期关闭后所有的一切又原路返回。

今天看来，即便这种回归带有某种对历史反思和弥补的色彩，即中共称为的“拨乱反正”，但还是走不出混杂中国传统宗藩关系和充满乌托邦幻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迷津。双方特别是中共仍然弄不清楚对方的利益追求是什么？加上中共在中国和西藏的所有这些改革，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持和延续其政权体制。一党专制未有任何变化。经济自由与政治极权的矛盾，扩大和激化了社会冲突。仿佛是某种宿命，这个第三时期与二十多年前的第一时期存续的时限基本相同，结束的场景也完全一样。（待续）